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国内改革比较

摘 要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根本变迁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与之相伴、并且初露端倪的“中美权

>>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核大棒 后冷战时代的“帝国正义” 浅析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潮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建构 重建后冷战时代的历史观 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谍战片 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余波 后冷战时期中日中的美国因素探析 “后冷战时代军控形势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斯诺登事件与后冷战时代间谍片的文化逻辑 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发展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简析冷战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后冷战时期的美印关系探析 告别冷战时代的国际观 浅析冷战时代科幻电影的文化意涵 冷战时代的核动力飞机狂想 对冷战中美国“遏制战略”的再思考 “后后冷战”时代下的“G…”现象 试析冷战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民主化”改造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访问日期：2015年1月2日）同时，它也是美国立国200余年来最为经久的思想和政策传统之一。

关于美国的改革传统及历程，参见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Vintage， 1960；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笔者认为，归根到底，正是由于秉持改革精神和改革意志，中美两国才得以先后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全面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与中美的成功相比较，最近且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反例为苏联。可以说，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命运植根于其国内改革的失败中，因为它“在20世纪前半叶非凡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但趋于僵化的体制，最终无法适应20世纪后半叶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参见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13页。当前，随着中美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大国，二者之间的竞争开始愈发集中于发展模式和国内治理的有效性上，因为对于大国尤其是中美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内部治理良好是推行任何对外战略的根基，而前者的最终决定因素则是国家的改革能力。

这一点在当前中美各自都面临复杂国内问题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明确。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正如美国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的，“我们的国际实力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我们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中国学者阎学通也认为，“国际格局是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是领导者实施改革的能力……内政不仅是中国崛起的根本，也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根本。”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因此，深入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内改革，有助于我们洞察未来两国关系乃至全球战略格局演变的趋势。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这一比较的重要性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中国的加速崛起和美国权势相对衰落，“中国道路”和“美国模式”的竞争格局逐渐形成，这就使中美之间出现了不断加深的“结构性矛盾”和“战略互疑”，

对于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分析，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chap 10；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2。有关中美之间日益增长的战略互疑，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John L.Thort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 No.4， March 2012， pp.7-39。对“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在当前的竞争性关系分析，可参见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9页。进而令双边关系陷入困境。

王志军、夏炎：《基于信任理论范式的中美战略互信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42-56页。第二，与上述图景相伴的另一面是，中国目前依然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尚未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因此处于“将起未起”的态势；而美国虽然陷入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内矛盾尖锐的困境，但由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稳固，处于“将落未落”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内向化”特征，即双方均以国内改革为优先方向，因为两国都认识到，在瞬息万变的世界政治经济中，改革的前景将最终决定它们的相对地位和战略态势。最后，放眼全球，由于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来自国内问题的困扰，因此今天的国际政治正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或“G0”时代），

金灿荣、马鑫：《未来十年世界六大忧思》，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5页。亦即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为其社会提供健康和具备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或发展模式，并成为其他社会仿效的榜样。

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面临的最根本使命都在于通过改革使各自的社会拥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发展模式，而它们中的哪一个能率先做到这一点，将在长远意义上决定未来世界的权力格局。总之，“改革竞赛”将是中美两国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最本质的战略较量。

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51-75页。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力图为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内改革提供一个兼具宏观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学理分析框架。为此，笔者做如下两点说明：首先，由于中美国内改革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因此具体而微的比较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在下文中，笔者将跳出具体问题，重点探讨影响中美国内改革进程的两大根本因素：主流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特别是其演变），从而把握两国改革中的本质问题。

回顾中美改革史可以发现，作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反映，政治思潮对改革进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会使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分化组合、并由此产生全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对既有价值观念、主流文化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思潮构成冲击，最终影响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其次，同样限于篇幅并出于现实考虑，笔者将从上述两大根本因素入手，集中比较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的国内改革，并突出当前的主要问题和特点，从而为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种较为清晰的思路。

一、 政治―文化分裂与冷战后美国国内改革的停滞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内改革几乎陷于停滞，甚至正如一位学者概括的那样，二十年多来“美国没有什么改革”。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根源在于后冷战时代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变迁与社会结构重塑之间产生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恶性连锁反应”，即苏联解体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显著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政治思潮，它固化并放大了国内体制的原有弊病，导致社会出现分化进而“极化”，社会结构随之由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橄榄形”发展为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金字塔形”；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文化分裂局面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的左右对垒阵线分明且愈发尖锐，从而使国内对于改革的共识丧失殆尽。在本部分，笔者将从美国的改革传统及其成就谈起，重点探讨冷战结束以来扼杀美国改革的上述“恶性连锁反应”之成因及其后果。

自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诞生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犹如微型宇宙大爆炸，呈现出不断加速的特点。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更是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动荡、危机与嬗变。然而，在这个人类社会最为跌宕起伏的一百年中，国际体系的演变却有一条鲜明主线，即美国逐步取得世界领导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欧洲阶段”过渡到了“美国阶段”：

“欧洲阶段”又名“霍布斯文化阶段”、“美国阶段”又名“洛克文化阶段”。对国际政治无政府文化的分类参见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46-312.首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逐渐确立了在西方世界的领导权；随后，在冷战尖锐对抗的近半个世纪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不断得以巩固；最终，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作为独一无二超级大国的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领导者。因此，无怪乎有人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更有人雄心勃勃地断定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

参见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2011.10.11， . （访问日期：2015年1月11日）再如，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倾向于富有阶层而非中下层。

周琪：《“占领华尔街”运动再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78-92页。毫无疑问，上述现实对美国国内改革的推行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掏空了美国民主的基石――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大大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金灿荣：《“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载《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1期，第82-84页。“社会资本”是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的概念，它在广义上指支撑创造财富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如公民参与、社会信任、社会联系等。参见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从而削弱了公民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联系等有利于改革的重要因素。

其次，尽管2009年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打着“变革”（change）的旗号入主白宫并致力于推进全方位改革，但执政五年多来，美国的改革依旧裹足不前，并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仍难改变。有的学者指出，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美国当前处于相对衰落而非绝对衰落状态，因此其领导人缺乏改革的足够决心和魄力。然而在笔者看来，更为深刻也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政治―文化分裂进一步加剧。

“政治―文化分裂”这一概念由金灿荣在其于1995年初发表的长文《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中首次提出。这篇文章分析了美国自立国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政治思潮的演变历程，并重点分析了“罗斯福新政”后美国出现的政治―文化分裂现象。

参见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7-28页。根据该文的观点，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流的政治思潮一直是古典自由主义，即相信变革却反对革命、崇尚自由而怀疑权威，由此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然而，1929年爆发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却暴露了上述理念在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上无能为力，自由主义政策体系由此名誉扫地，美国也因此产生了政治―文化分裂：它表现为新兴的“新政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发展自由市场，也被称为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与抵牾。

同上文，第7-28页。从那时起直至冷战结束，这种分裂在政治上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交替上台执政并推行各自的政策主张，而在社会文化领域则体现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庭抗礼”。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不过，对历史进行回顾可以发现，尽管冷战结束以前美国早已长期存在政治―文化分裂的情况，但由于面临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施加的战略竞争的压力，美国的不同派别得以大体上维持国内改革共识，即使是在出现诸如越南战争这种重大认同危机之时也能够最终团结起来，渡过难关。

例如，越战期间以反战为核心的“反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等都推动了美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并使社会各个群体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增强。参见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68-97页。基于此，知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曾指出，美国是依靠国内变革而赢得冷战的。

王缉思：《国内变革：美国大战略及其赢得冷战的基础与动力》，载王缉思、牛军主编：《缔造霸权：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与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代序言。

然而，冷战的终结使情形为之大变。同样在没有了外部制约的情况下，美国对自身实力和制度出现盲目自信；同时，国内民众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忍受程度也明显下降。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进一步加剧，意识形态对立日益明显，以至于发展到了政党政治和社会结构“两极化”的地步。

政党政治的“两极化”鲜明地体现在2013年两党因财政问题相持不下，最终导致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一僵局。由于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已在前文论述过，故本部分不再赘述。在这种情况下，恰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政治妥协越来越遥不可及……政治瘫痪常常阻碍必要的改革措施（例如减少赤字）的推行。这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给人以没有能力处理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的印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更严重的是，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想扭转由政治两极化这样深刻和广泛的原因所导致的过程，即使有办法也是困难的……我们的国家在今后很长的时期都将面对左翼与右翼政治战争持续不断的局面。”

同上书，第55页。

综上不难看出，后冷战时代政治―文化分裂的加剧不仅阻碍了美国国内进行有效改革的步伐，甚至一度达到了危及正常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转的程度。

参见曾盛红：《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政策的立法困局――以医疗保险和枪械管控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110-132页。因此，由冷战终结而来的“胜利主义”思潮，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两极化”这一“恶性连锁反应”，共同促成了二十余年来美国国内改革停滞的局面，并且这一局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难以逆转。

笔者认为，按照前文的逻辑，除非美国出现绝对衰落或中国的崛起对其构成足够战略威胁，美国的国内改革仍将处于停滞状态。

二、 领导力、战略规划与社会共识：冷战后中国国内改革的推进

作为20世纪后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重大事态之一，中国的改革相较于美国而言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正如指出的：“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是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入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的，这种反思在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形成了有利于改革的“全民共识”。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想从此前激进意识形态的桎梏及其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中走出来，就必须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增强自身的执政地位；

沈传亮：《中国改革开放史若干前沿问题研究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第61-67页。在社会层面，普通民众对“”所造成的无政府灾难早已感到厌倦，并极度渴望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活动，以改善自身处境。

事实上，在“”后期，全社会已经对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弊病深为不满，这鲜明地体现在1976年4月5日的“四五运动”中。参见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65-169.正是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迫切需求，改革自1978年起便已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主流政治思潮。概而言之，按照“现代国家三部曲”理论，改革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从“求生存”阶段过渡到了“求发展”阶段。

关于这一理论可参见金灿荣：《大危机时代与中国式突围》，北京：现代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90-107页。

当然，从改革之初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内围绕改革产生过许多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甚至争论，以至于人们以“改革派”、“保守派”等标签来区分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不过，这些分歧和争论的主流都是集中于改革方式或路径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正因如此，强大的国内改革共识始终没有消失。

事实证明，改革初期的这些争论反而对“改革路径”的正确选择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改革的成功。例如，围绕农村改革、经济特区、市场化等的争论不仅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式“激进改革”的风险，从而得以较为平稳地推进改革，而且还创造出了“先试点再推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等符合国情的重要经验，并创造性地产生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指的“四大边缘革命”，即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参见【美】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六章；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17-248。除了改革共识这一主流政治思潮所造就的有利条件外，中国在改革之初还具备一系列其他的主客观动力，如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改革与开放得以齐头并进、相得益彰，从而使中国有机会引进外部世界的资本和技术；中国共产党以及邓小平个人所拥有的强大权威为改革保驾护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内改革开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社会结构变化（例如城市化）所迸发的巨大活力，等等。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73-476；此外，按照阎学通的观点，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本质上源于政府将社会生活的权利返还给民众。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改革顺利起步并逐渐深入人心。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大体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得以进一步优化。例如，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中国与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而尽管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没有邓小平式的政治强人，但中共作为改革中坚力量的地位日益牢固；此外，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中国社会活力伴随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迸发都对改革的稳步推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因此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

例如在市场化改革方面，1988年秋，中央在极短时间内决定实施“价格闯关”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它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相结合，促使国内民众对改革产生部分抵触情绪以及保守思潮的上升。参见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16.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上述矛盾和问题因而被进一步放大。其结果是，随着苏联东欧剧变和国内抵触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思潮重新抬头（甚至一度占据主流），中国的改革面临自1978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于1992年春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能够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平稳前进。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90.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的观点，对冷战结束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进行了深刻的前瞻性思考。笔者认为，“南方谈话”的核心就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淡化意识形态争论、加快实现现代化，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重要观点中：（1）“革命是生产力，改革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2）“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同上书，第370-371页。（3）“要多办实事、少说多做……学马列……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

同上书，第382页。（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同上书，第373页。

简而言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以下几方面加速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国内改革的进程。首先，“南方谈话”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发生明显变化，人们逐步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迷雾和桎梏，从而使主流政治思潮得以重新回到市场化改革上来。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681-684.其次，“南方谈话”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明确战略规划，找到了具体发展方向，那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式提升改革水平。

参见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98-116页。第三，在明确了改革方向及其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自1992年起，中共领导层内部不再以“改革派”、“保守派”划线，新的领导集体坚定了加快改革的决心，成为改革的积极维护者、推动者和执行者。

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国内对于改革的共识不仅得以重新确立，而且大为强化，从而为此后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发展扫清了主要政治障碍。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争论及经验也密不可分。

通过简要回顾1978―1992年的改革史，笔者认为以冷战结束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为重要转折点，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是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而非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因为假如苏联继续存在，“两极”格局就不会真正终结，冷战阴影亦难以散去。中国的国内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就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成为牢不可破的主流政治思潮和国家发展战略，它一以贯之，时至今日依然指引着中国前进的方向。

从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历届中央重要会议的主题，这也反映出市场化改革作为主流政治思潮的地位不曾动摇。与此同时，抽象的意识形态争论逐渐被淡化，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加快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主题。

早在十四大报告中，即指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相关资料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访问日期：2015年2月3日。其结果是，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的工业规模也跃居世界第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带来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本身，它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的全方位发展。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的看法，其深刻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均十分罕见。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93.总之，正是过去二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国内改革使中国崛起的进程不断加速，并成为推动中国与超级大国美国间实力差距迅速缩小的决定性因素。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在后冷战时代中国所发生的上述诸多变迁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在此加以特别关注，那就是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社会结构的演变。归根结底，它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影响未来改革的关键力量之一，因为改革的本质就是维持社会结构在重塑过程中的基本稳定并实现利益再分配，否则改革将面临混乱甚至失控的风险。总体来看，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赋予民众，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呈现出如下两方面特点：一是改革所释放出的强大社会活力推动着中国由改革前的“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发展为“强国家、较强社会”发展模式；二是市场化带来的高速城市化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而这一崭新的群体开始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并积极推动这种诉求成为政策现实。根据著名政治学者萧功秦的观点，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指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的人群：首先，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他们对激进的革命持反对态度；其次，他们又不完全满足于现状，希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以确保自身利益得以公平合理地实现。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372-374页。因此不难看出，对中国而言，中产阶级的壮大既为改革平稳推进增添了砝码，也对改革进程提出了挑战，而后者则主要植根于当前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之中，并被“强国家、较强社会”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赋予了更为强大的力量。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成为中产阶级不满的来源，尤其是处于进行时的市场化改革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和行政力量过多干预等因素，滋生了大量的寻租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

参见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2页。另一方面，随着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进入集体领导时代，政府相对于社会力量的权威有所下降，因而作为对社会呼声的必要回应，中国逐渐确立了明确的“政府问责机制”。在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中产阶级对改革的影响已经变得不容忽视。此外，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和网络民意的兴起，政策制定的过程开始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特征，即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塑造最终的政策形态。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2， No.3， 1988， pp.427-460. 因此可以说，中国政治―社会所发生的这些重要变化对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它将不再单纯由政治精英主导和掌控，而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对改革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命运。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中共十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决心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并全力遏制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在后冷战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崛起，根源就在于其成功推进了国内改革，而改革得以成功的决定因素则是国内对于改革的共识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出，此前制约改革的主要瓶颈被打破；

这一点同美国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最后，拥有强大政治权威和改革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与正在形成中的广大中产阶级相结合，形成了有利于改革的政治―社会结构。当前，伴随市场化进程中而产生的诸多深层问题浮现出来和中产阶级队伍的持续壮大，中国的国内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前景将取决于中共的改革领导力能否持续并进一步强化，因为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治国理政的复杂性和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并且改革的力度和实效还将关系到社会（尤其是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态度，进而影响国内的改革共识。

三、 结语：对后冷战时代中美国内改革的比较与再思考

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冷战结束二十余年来中美综合国力差距迅速缩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内改革不断得以推进，而美国的国内改革则趋于停滞。在本部分，笔者将首先根据上文内容，对后冷战时代中美国内改革出现相反命运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简要的总结性比较，并由此出发，从宏观角度分析两国国内改革的未来发展前景。

按照本文的分析思路，比较和总结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国内改革应从如下三个维度入手：（1）改革的背景；（2）国内政治思潮；（3）国内社会结构；（4）结果。为明确起见，笔者将这些内容列入下表。

通过前文分析及表1的归纳总结，笔者认为，从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后冷战时代中美国内改革出现不同命运的原因及其结果。放眼未来，由于中美两国均处于各自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因而改革对二者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后冷战时代国内改革趋于停滞的事实已经造成了诸多重大的战略后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它使美国“自我更新”的步伐大幅落后于作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各种原因，美国扭转目前困局面临着重重障碍。然而另一方面，假若我们跳出本文划定的历史范畴、以更为长远的视角观察美国，可以发现改革其实是它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主题，而且这种观念是植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仅就后冷战时代二十余年的历史对未来做出预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后冷战时代国内改革的加速推进确保了经济奇迹和社会进步的实现，并使之显著缩小了与美国间的实力差距，成为备受瞩目的新兴大国；然而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伴随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同样使改革的前景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改革的未来本质上都取决于政治精英能否以足够的改革意志和领导力，推动形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国内政治思潮和社会结构，这将是对两国政治家的根本考验，也是两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有效解决问题、推动国家进步，进而夺取战略优势的前提。正如著名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提醒过的：“一个伟大的文明不是毁于外部的侵略，而是亡于自身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