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的奇葩

摘 要： 严歌苓的《扶桑》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敏感及其温婉的笔触扣问着一段与文明夹杂的斑驳晦涩的历史，塑造出一个充满神性的形象——扶桑。作者通过扶桑寄寓了她对理想的东方女性的文化期待。读过《扶桑》的人绝不会忘记她那具春天般炽热鲜活的身体及其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的春天般温暖的母性情怀，也绝不会对她痴痴地近乎蒙昧地坚守一份天堂般的自由而无动于衷。

关键词： 地母 雌性的美 身体 自由 月性良知

严歌苓作为一名旅美华文作家早已颇负盛名，在她为读者构筑的小说世界中，女性从来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她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长久观照并刻录着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意志及其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世界。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名的《扶桑》可以说是她最富代表性的力作之一。在整个文本中，扶桑寄寓了严歌苓充沛而饱满的对于身处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最底层女性的讴歌。没有娼优叙事单纯夸张的程式，也没有异质文化的无情压制而萌发的东方主义情结，严歌苓以其冷峻智性又温婉华美的笔调掀起历史文化语境的重重帷幕，跨越人类文化的种种偏见，直抵人性的入口，呼唤她心中的东方女神。

从文学殿堂里走出来的形形的女性形象不计其数，似乎每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作家都钟情于描摹女人。严歌苓声称：“我对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对女人的兴趣也非常浓厚。我认为女人只有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其真正的魅力，而且在著名作家的笔下，都是因为女性写得成功，作品才成功……男人由于是狩猎者，情感包裹得很严，女人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①藉同性之便，严歌苓以女性的细腻及自我建构的想象方式，塑造了这位深具时代特色和个性气质的女性形象，在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的同时，也通过书写扶桑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表达了她特有的女性立场和女性审美理想范式。

关于女人，每个人内心定位的理想模式可谓莫衷一是，中国现代著名“海派”作家张爱玲说道：“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②她毫不掩饰对两类女性的崇拜：地母和唱蹦蹦戏的女人。严歌苓玩味着这个深具人类学意味的概念——“地母”，并具化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地母形象——神女扶桑——她丰肥健硕的体态，肆意饱满的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无一不释放着大地的神性。

深谙地母形象的精神内核，作者将扶桑灵魂深处迸溅出来的宽厚、包容、体己、牺牲的浓浓的雌性情怀展露无遗。而母性是女性的“最高雌性”，并被单独抽离出来。扶桑是地位低劣、命运多舛的华裔娼妓，与这种暗无天日、惨不忍睹的境遇毫不协调的是她的温顺、谦卑、坚忍、善解人意，在那被人毁灭、践踏的过程中，她不过是在释放自己。即使遭到几十人的，她也只是无声的迎合与包容，被人蹂躏于她是“凤凰涅槃”，“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只有母性有这样深厚的宽恕和满足。”③因为母性本身就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这股“雌性的美”不仅容纳了基于生物意义上的女性在社会中自由成长起来的审美质素，还揭示着女性的心灵与生存状态。

其实从“扶桑”这一命名中，作者有关理想女性的审美特性就可见一斑。回溯古老的东方文明不难抽取出那个隐蔽的“扶桑原型”，《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扶桑”的最早记载“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④承接其后，神话中记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⑤“扶桑”从此有了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和包罗万象的蕴藉。《扶桑》里的扶桑就承载了这股生命的强力，她朴素健康，藏污纳垢的同时生生不息的涌动，将污垢重塑成新鲜的生命，她柔顺的姿态充满神性，像雾一般渗透一切历史暴力与罪恶。

面对苦难，女性或沦为其牺牲品，或接受他者拯救得以脱离苦海，但扶桑拒绝一切拯救（嫖客们的赎身，拯救会的拯救）主动而自觉的在苦难中承担自己的命运，她内心的母性情怀使生命立于不死或再生的状态。在那个弱肉强食、野蛮龌龊的社会，扶桑始终保持着与世无争的纯净与善良、对于人类永恒的宽恕与悲悯，并以她人性的光辉，荡涤着弱势文化处境下的卑微与屈辱，最终成为人类救赎之所在。

扶桑对苦难无怨无悔的主动承担以及对男性精神世界的改造、救赎听起来好像有点匪夷所思，单纯以“母性”来阐释也似乎有些牵强，实际上，这恰恰诠释了这类女性独有的生存哲学和价值取向。处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最好的求生本领就是把苦难当做一种生存方式，这样才能活着，而活着就是生命的最大价值。她无法拒绝卑微的处境，但可以拒绝接受弱势文化处境下的屈辱概念，苦难对于她来说就像水、空气，是人生的基本内容，是使她魅力四射的必经之路，逃避苦难就是逃避生命。这种生存哲学使她自由而从容地穿越了强弱两种文化、男女两种性别强加给她的卑微处境，转而给那些处于各种焦虑中的自私、褊狭的男性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慰藉。

渐行渐远，“扶桑原型”又升华出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叶似桑树，长树千丈，大二十国，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⑥“扶桑原型”转变成了高可通天，深则入海，两两相依，温情脉脉的神树。尽管自古以来“无情”，但扶桑偏偏实践着传统东方女性的专情不二。表面看来，扶桑是在“强制为娼而生”和“不为娼而死”之间抉择，但从深层心理意识来看，这是一种“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和“异化的贞洁”之间的纠结。谁愿意做一名人尽可夫的娼妓？但扶桑无法重回纯洁的生活中去了，然而，她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专情的美德：肉体被动的接客，心灵只忠于她钟情的爱人——12岁的白人男童克里斯。我们不禁回到她与克里斯的初次相遇：那一夜是她的洞房，红衣罗绣是新娘的嫁裳，红烛缭绕，无声胜有声的感动，连同他的处子之身，自此，扶桑一辈子的忠贞都赋予了这12岁的男童。

的确，这类女子的灵与肉是分离的。未受思想启蒙的扶桑“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⑦这具人类文明之前的身体抖落了附着其上的文化符码，凸显着生命的本原状态和天然雌性。大脑一片混沌中的扶桑唯一存在的就是她的身体，而身体就是她的语言。她在众多男人身下的身体，诉说的不是屈辱和毁灭，而是受难中欢乐和没有挣扎的和谐——她以身体来体验她的生命存在，以身体展现她纯然的宽厚和混沌的自由。这种宽厚与自由超越了国别、种族、性别，隐忍柔韧又坚强无比，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男性藉她的身体享受着抚慰与安息。女性在苦难中的主题意识与她们对自己命运的承担，是与她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女性自我的拥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扶桑从没有对不公平待遇进行殊死反抗，她认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证自明的。只要保有对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就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自己的主体性，因为身体是生命的根基。正如南帆所认为的：“躯体是个人的物质构成。躯体的存在保证了自我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实体。任何人都存活于独一无二的躯体之中，不可替代。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之中最为明确的部分。”⑧女性身体及其感觉的在场恰恰彰显了她们女性主体的在场，经由这种女性文本的表述，女性的身体不再作为男性的欲望化对象被观照，而是作为具有创造能力的女性生命体被展示。因此严歌苓的女性写作不同于裸的贩卖女性私人经验的“身体写作”，女性的身体没有被无微不至地雕刻，但女性天然的性感却毫不逊色。因为他们的性感是她们真实的生命感觉，没有矫揉造作而悱恻动人，享受现实的中蕴含了自由洒脱的女性自主意识，这使男性们意识到他们迷恋的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不是一具只会的肉体。

那么，处于自由与混沌中的女性身体如何与爱情建立联系。“那片任你沉浮的混沌没有了，那片宽大的无意识潮一样退去。痛苦升上来。你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不知这痛苦便是代价，是对忠贞、对永久属于所付的代价”。⑨这种与身体敏感相连的痛苦便是爱情了，这是女性自身的身体伦理，它与女性身体一样呈现着女性生命的鲜活与独立存在。严歌苓通过对扶桑身体的描绘，“使身体成为一个意义的结点，亦即刻录故事的地方，并且，使身体成为一个能指，叙述的情结和含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10}女性只有在拥有她们的身体之后才有可能真正无拘无束地表达她们的自由意志，从容自在地满足她们的生命诉求，身体感觉的在场使她们的生命充盈，进而绽放自己生命的异彩，“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是女性界定自己的身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我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11}

然而，作为一具美丽的女体，作为父权文化中的欲望载体，扶桑不可避免的成为多种权利争夺的焦点，安宁于她是遥遥无期。就是在这苦难接踵而至的时代，扶桑始终坚守着她内心坚不可摧的自由城堡，正是对这份自由执着无悔的坚守，我们才有幸看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扶桑。看似毫无主见、浑浑噩噩的扶桑，其实将一切有悖于她内心自由的东西拒之门外。比如说扶桑对拯救会的拒绝。她宁愿承认自己是下贱的小偷也要离开拯救会。因为“白麻布袍的粗糙和朴素”使她有可能成为一个“极平凡的、黯淡的女人”，“白麻布给了她一种规范，抹去一切魔一般的东方痕迹”，褪去那件红衫子，就好像剥去了她的肌肤，“那罪一般的深红是她本性的表征。没了它，她的形状和色彩就流失了，化成了乌有。”

为了坚守住这份自由，扶桑所付出的最残酷的代价就是放弃了与克里斯的爱情——那份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旦错失便无法挽回的真爱。

出于对爱情的忠贞，扶桑一直体认并遵从着克里斯的欲望模式。克里斯的欲望模式就是对扶桑——与众不同的东方文明所蕴藏的东方魅力——的征服与救赎，扶桑的红衣在克里斯的东方想象中变成一种文化符码，契合着东方被践踏的历史伤痛，时刻点燃着克里斯的，但这并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军事入侵，而是意识层面上文化霸权的想象化。

然而，扶桑最后在刑场上与即将被处死的大勇结婚，以没有结果的婚姻抵御爱情，却恰恰由于丈夫的缺席延续了女性的自由之路。“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或给予的”，{12}只有依赖这份自由，她才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安之若素，因此当她极为珍视的爱情侵扰了她情感和肉体的自由时，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爱情，夺回了自由。

当然，扶桑的自由之路孕育了一个文明冲突域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长期安于西方模式的扶桑并未因委曲求全而摘取她的爱情果实，反而加深了自己作为异国领土的隐喻，沦为自认为优势的族群行使权力征服、劣势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具体想象。这场性暴力披露了西方对东方的侵犯与践踏，它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不仅具有性别政治意义，还有民族政治意义，同时也是撼动扶桑内心那座自由城堡根基的精神转折，让她真正懂得自己与克里斯之间无法跨越的文明鸿沟，从而萌生出摆脱西方欲望载体身份的意识，终止了克里斯的欲望再造，最终颠覆了东方弱族与西方强势的文化分类。此时的扶桑消弭了欲望与文明的二元色阶，在自主掌控命运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女性经验的表达，也寓言了东方自我意识的复苏。这种选择不仅是一种生存诉说，更是一种价值原则，重设了东方与西方，男性与女性的等级差别。

很显然，扶桑能在恶劣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有女性自我（掌控自己的身体）和自由人性（保持人的良知），与她在思想上对政治权力的自觉疏离密切相关。她们虽然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但至少在主观上置身于任何语境之外；虽然生活在特定的人群中，却又置身于任何语境之外。这种疏离的姿态一方面使她远离了权力中心的漩涡，但另一方面也使她能够较少地被社会文化所规范而更多地拥有女性的身体和自我。扶桑从来就不是父权社会中被凝视的客体，而是作为历史深处的一个倩影活在她自己自足的近乎混沌的世界里，既在主观上拒绝被男性凝视，也拒绝用他者的眼光凝视自己，继而挣脱父权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逃避被归类命名、被启蒙的种种可能，最终彻底回归个人，回归女性本身，在有限的自由内，尽可能享受着只有她们自己能懂的生命欢娱。而那些信誓旦旦一心想拯救她的人（男性）反而成为被她宽恕原谅的对象（如克里斯），而她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类的良知。

我们可以从默里·斯坦因的理论中窥见其中的根由，“良知是每个人心理生活中的一种情结，一种深藏的品性，良知被看做是社会价值的内心代言人，良知根据其指向和功能不同，被分为日性良知和月性良知。其中日性良知的基本原则是群体优先于个人，群体的要求比个人满足自身愿欲的权利重要。而月性良知更多地基于社会无意识的未知因素，它不把遵从集体权威和标准当做最高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与常规惯例反其道而行之，不受一时一地集体道德的制约。月性良知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捍卫人们的亲密感，捍卫人们与自己的身体和生理需要相联结的纽带，关心人们的身体需要，劝告自我接受生活，并享受它，在月性良知中铭刻着一种接受伦理和自我接受伦理。”{13}严歌苓基于这种理论，通常把男性放在群体或种族的立场上进行表现，相应地赋予女性以超越种族对立的平等、博爱品格，以此来热情讴歌女性的生命与良知，使她对女性意识的思考达到了历史、文化、社会的层面，拓宽了女性写作的可能性。

至此，作者内心深处关于理想的东方女性的文化期待似乎有了一个相对全面而可感的蓝本。读过《扶桑》的人绝不会忘记她那具春天般炽热鲜活的身体及其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的春天般温暖的母性情怀，也绝不会对她痴痴地近乎蒙昧地坚守一份天堂般的自由而无动于衷。作者以温婉的笔触扣问一段与文明夹杂的斑驳晦涩的历史，塑造出扶桑这样一个充满神性的形象。她不仅是生存之痛的承担者，更是生命之本的歌唱者，涌动着一股沧桑的力量之美，成为当代文坛的又一朵耐人寻味的奇葩，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注释：

①李亚萍.与严歌苓对谈.故国回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2，211.

②张爱玲.谈女人.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57.

③严歌苓.扶桑.人寰.严歌苓文集[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④张双.淮南子校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9.

⑤郭郛.山海经注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53.

⑥袁珂.山海经注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60.

⑦严歌苓.扶桑[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22.

⑧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7：158.

⑨严歌苓.扶桑[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153.

⑩[美]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新星出版社，2005：7.

{11}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8.

{12}严歌苓.扶桑[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172.

{13}参阅[美]默里·斯坦因，著.喻阳，译.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论道德、合法性和正义感的心理基础[M].东方出版社，1998：29.

参考文献：

[1]李亚萍.与严歌苓对谈.故国回望[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张爱玲.谈女人.来凤仪编《张爱玲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3]严歌苓.扶桑.人寰.严歌苓文集[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4]张双.淮南子校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郭郛.山海经注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袁珂.山海经注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严歌苓.扶桑[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8]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三联书店，1997.

[9][美]彼得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新星出版社，2005.

[10]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参阅[美]默里·斯坦因，著.喻阳，译.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论道德、合法性和正义感的心理基础[M].东方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