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用国粹激动种性”

【摘要】“用国粹激动种性”是贯穿章太炎一生的“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它兼顾了“国故”和“国学”两个维度和两种内涵，是由纵向（古-今）与横向（中-外）两个方向的“坐标轴”架构起来的一个“坐标”体系。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努力消除在历史和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影响。他一方面通过呼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的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故性”（对应“国故”之“故”义素）的目的；另一方面他通过呼吁“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国性”（对应“国学”之“国”义素）的目的。

【关键词】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种性；“故性”；“国性”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10-10

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卓有成就的宣传家。鉴于章太炎在“国粹”思想宣传方面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有关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研究理应成为整个章太炎研究中一项关键性、全局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但是根据笔者目前查阅的研究资料，有关章太炎的“国粹”概念和观念、章太炎以“国粹”为核心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从舆论宣传的视角关注章太炎“国粹”思想的研究成果则很少。与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较为接近的是关于章太炎“国粹”教育方面的研究，以硕士学位论文《章太炎“国粹”教育思想探析》为代表。此外，研究成果有的包括“用国粹激动种姓”的章节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章太炎思想研究》，还有《国学：章太炎宣传革命的利器》，而直接以“用国粹激动种姓”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有《“用国粹激动种性”一一章太炎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古-今（纵向）、中-西（横向）结合的维度是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地阐释和理解章太炎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的“国粹”思想及其宣传的关键和要义所在，因为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恰好兼顾了“国故”和“国学”这样两个维度和两种内涵，从而将既有侧重又有交融的三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可以理解为由纵向与横向结合的“坐标轴”架构起来的一个“坐标”体系――纵向（古-今）坐标视野中的激发民众“故性”（对应“国故”之“故”义素），横向（中-外）坐标视野中的激发民众“国性”（对应“国学”之“国”义素），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自足、互补的完整体系。根据笔者目前查阅、统计的相关资料，可以认为，章太炎这种“坐标轴”式的“国粹”思想宣传纲领的解读方式，既为章太炎及其同时代“国粹派”的“国粹”思想及其宣传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也为改变近代以来学术思想界在定义和区分“国粹”、“国学”、“国故”三个概念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纷乱局面提供一个新视角。此外，近年以来，中国海内外学术思想界正在逐渐消除有关章太炎“复古”、“保守”的根深蒂固的误解和成见，同时也对于章太炎根源于中国传统的非“外缘”的“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开始展开，而本文提出的章太炎“坐标轴”式的“国粹”思想宣传纲领的解读方式也能有助于更系统、更深入地推进上述研究。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这感情，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之一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在此次演讲中还提出，“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李润苍认为“用国粹激动种性”是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纲领，也有学者称之为章太炎在政治与学术方面承先启后的纲领性主张。我们认为，“用国粹激动种性”也是贯穿章太炎一生的“国粹”思想宣传的纲领。

“种性”是佛教唯识学里的一个名词，梵语写作gotra，或译“种姓”。在佛教中，“种性”与“种姓”是两个相通的概念。一方面，由于古印度种姓制度下诸种姓各有其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与共同的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因此，种姓（性）概念与民族概念在内涵上显然是相符的。另―方面，佛家讲“种性”，原本主要是针对人的非觉悟性而讲觉悟性的。章太炎也正是在这两方面涵义上综合运用种姓（性）概念的，他所谓“激动种性”，就是激发汉民族的觉悟性，使其达到对本族之民族性的自觉意识。正是基于这种基本涵义，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特别强调对于民族自觉心理和自觉意识的探寻和激发，并将国家（民族）、“国粹”（国学/国故）存亡兴衰的命运与民族“自觉”的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章太炎通过破除和历史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的“国粹”思想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目的

章太炎“激动种性”的“国粹”思想宣传的一种基本维度和内涵是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其中“故性”简言之就是体现在民族/国家历史（故旧）意识上的自觉性。如果联想到“国学一国粹一国故”概念群，则“故性”直接对应“国故”概念中的义素“故”。章太炎理解的“国故”泛指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尤其着重指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基本上可以用章太炎广义的“历史”概念加以阐释或替代，主要包括“旧物”、“旧贯”、“旧章”、“故常”、“故言”、“故书”等。也就是说，在中国“古（故）-今（新）”文化比照的纵向维度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彰显了历史性（故旧性）因素的重要意义，这恰恰是与章太炎“国粹”思想中有关历史（故旧）的认识是相符合的――他提出“国粹以历史为主”，“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

（一）章太炎对国人“国粹残贼论”、“疑古论”、“历史为断烂朝报论”等带有和历史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

和历史悲观主义包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随意割裂和曲解、恶意怀疑和鄙弃等多种表现形式，晚清以来盛行“国粹残贼论”、“疑古论”、“历史为断烂朝报论”等就是带有和历史悲观主义色彩的重要言论，而一言以蔽之，这些论调都大致不离“视一切历史为刍狗”之义。对于和历史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是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国粹”思想宣传与论敌不可避免的正面交锋。

“国粹残贼论”者指斥“国粹”思想内涵的局限性，“国粹残贼论”者指出“国粹非一切可以为法，残贼做奸之事，具在史书国典，志之无益，徒蹂躏人道”，何况“欧洲诸达者，愤政府之祸民，或以遮拨国粹为事”，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中国也要效法欧洲排斥“国粹”、至少是要排斥“国粹”中的所谓残贼成分。“国粹残贼论”的舆论影响很大，得到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少著名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例如胡适就曾经多次郑重其事地辨析“国故”概念，他明确宣称“国故”既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其中“国渣”理所当然是应该废弃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章太炎强调“国粹”的本质属性只是“记载故言”的史事（史实）属性，即巨细并举、是非（善恶）不计的客观属性，应该遵循“舍是非而征事迹”的取舍标准。章太炎认为，如果以道德或文学标准评判，先人“故言”并非尽善尽美、甚至有的是不善不美的，但是我们后人正确的态度依然是珍惜它们，而不是遗弃它们，因为“善者示以为法，不善者录以为戒，非事事尽可法也”。

所谓“疑古”，可细分为怀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和怀疑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两个具体方面，今文经学家廖平提出的“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以及“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就是他从以上两方面“疑古”的典型例证。章太炎反驳说，在孔子时代《诗》、《书》、《春秋》等六经是被“道、墨所周闻”的，只是诸子中道家、墨家等各家不肯去做删定六艺的工作，因而被儒家的孔子独占了这份功劳而已。章太炎还推断六经在当时是被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六经的精义已融化在普通百姓言行之中。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六经是老子、墨子乃至普通民众都熟悉的历史性学说，不可能是孔子当时私自杜撰出来的，而是孔子依据古籍删定而成。章太炎还指出，儒家以外的道家、墨家等八家所叙述的古代史事虽然与儒家经典确有抵牾之处，但是大致不差，甚至连一些细节都相符。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尧、舜、汤、武等事迹是被包括儒家在内的多家诸子古籍共同记载，是确实存在的古代史事。

秉持“历史为家谱论”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根据“国民历史”的立场，指斥中国未尝有真正的历史可言，他认为，“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与“历史为家谱论”相近的还有“历史为账簿论”和“历史为档案论”等，总之就是诋毁中国旧史只是一部琐碎无意义的“断烂朝报”而已。章太炎指出，“历史为家谱论”者将中国传统历史内涵仅仅限定为一家之事、一家之谱是以偏概全、不合事实的，而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历史内涵属于“家谱”、“账簿”性质，也应将这种“家谱”和“账簿”的地位和价值大大提升。他强调说，“国为天下之国，谱亦天下之谱……此账册为一国之账册，所纪者，国家之产业，亦人人之产业也。”况且无论是将中国历史视为家谱、账簿还是档案，都体现了以《春秋》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传统历史（史籍）的显著特征和突出优长――即“记事之书”实录性、承续性、系统性的高度结合，这正是西方历史（史籍）所缺失的。章太炎指出，正是因为当今政界、学界都不讲诵历史，都不视历史如家谱和账簿，而是将史籍束置高阁，导致出现“日本外交官在国际联盟会称东三省本是满洲之地，中国外交官竞无以驳正”的荒唐事件，章太炎认为“此岂非不看家谱、账簿，而不知旧有之产业乎？”章太炎还认为，印度人为之扼腕痛惜而求之不得的“杂史短书”和“宝书”其实正是家谱、账簿、档案性质的“记事”之类史料。

（二）章太炎对华夏文明“水原木本”和建构华夏文明早期历史谱系（以纵向坐标为主）的宣扬

在章太炎消除和历史悲观主义影响以及“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的“国粹”思想宣传中，对华夏文明“水原木本”和建构华夏文明早期历史谱系的宣扬是另一个重点内容，这相当于对于民族历史文化“根性”的宣传，而对于民族历史文化“根性”的宣传称得上是一种更彻底、更深层的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因而上节与本节内容可以视为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宣传中“破”与“立”的两个基本层面。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的溯源，汉语“语根”和古老“夏声”的溯源，这两者分别具有华夏民族文明史中民族血统和民族“文统”的“脐根”的意义，也足以作为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宣传的典型样本和有力例证。

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不但澄清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种族命名的一些模糊认识，而且也为建构华夏民族的共同起源史、从而也为激发国人“认祖归宗”的自觉心理和培养国人“爱国爱种”的自感方面的宣传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营造了有利的舆论声势。

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他早年曾经认可的所谓华夏人种“西来说”（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华夏人种最初是由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西迁而来）。（2）驳斥所谓苗族先于华夏族定居于中国的学说。（3）梳理“三皇五帝”和华夏主要姓氏的历史脉络，从华夏民族早期帝王世系和主要姓氏源流演变的角度考察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4）探索“华”、“夏”命名的渊源。章太炎认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就是说“华”是“因山（指华山一一笔者注）以为邦国名”：神农、黄帝、高阳、高辛、禹等华夏族先王全都发祥于古邕州和古梁州，而“t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夏是“因水（指夏水――笔者注）以为族名”，夏水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汉水，“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始盛，地在t梁之际。”章太炎考证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的起源，其宣传目的就是以确凿无疑的证据确立具有本源和根基涵义的“国族血缘”的确实存在，“这种‘国族血缘’（nationalblood），在空间的横向层面上，将所有的国族成员转变成兄弟手足；在时间的纵向层面上，又把他们化作同一先祖的子孙后裔。”章太炎关于华夏民族人种和命名起源的考证和宣传实质上是通过寻回“失落的祖先”或再现“复活的祖先”得以寻回、再现族类情感，以共同祖先的旗帜（即同属华夏先祖的后裔）的名义团结民族革命的力量、凝聚民族革命的共识、促进民族革命的动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章太炎以翔实的典籍材料证明了无论是“华”、“夏”、“汉”的语源之间，还是“中国”相关的国家概念与种族概念之间，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其中“汉”的语义可谓纽带和关键――“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辞，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章太炎着意宣扬的是：华夏聚族立国可谓“名正”、“言顺”而必能“事成”；华夏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是由悠久历史决定的，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和正统性；“汉”名溯源“适与本名符会”的天然巧合甚至隐含着神秘玄妙的意味――华夏乃“天赐之国/族”、神灵必能庇佑中华、扬“大汉之天声”乃是天意。

章太炎十分重视民族语文在“国故”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将民族语文及其学问评价为“国故之本，王教之端”，认为这是与民族语文自身“无形大史”的身份和属性分不开的。“寻审语根”是章太炎在华夏历史文化“水原木本”的探寻和华夏历史文化谱系构建方面完成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他在民族语文乃至整个“国粹”领域内追寻和激发民众“故性”宣传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无论是他“作《文始》以明语源”、“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还是他编次《新方言》征求古语和古音（即未受“夷音”扰乱的古老“夏声”，古老“夏声”的内涵接近汉语“语根”，但又侧重于古代语音），都是他“寻审语根”的表现。有研究者认为，章太炎“设计了‘语根’的概念……撰成了《文始》一书，其目的是想寻求积聚在表层平面上的由汉字负载的词语深层的历史发展脉络……旨在将《说文》平面的形义系统重组为历史的音义系统的理念，实在是难得的创新”。

章太炎宣称他撰著的《新方言》因其“察其语柢”而具有“和齐民族所有事”的宣传功效，即通过“语根”这个语言学的古今枢纽，章太炎论证各地方言不但不是民族语文累赘和缺陷的标志，反而通过“语根”的共同纽带，“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即统一民族语言进而统一民族意志，维持了民族语文内部既具丰富性又具统一性的健康生态。有研究者论述章太炎为各地方言探寻语根的实践及其宣传在增进民族认同和建构民族谱系方面的重大意义，“他尤着意于以语言文字的寻根溯源来凝聚族类意识……他撰写《新方言》一书要传达给国人的主要观念是：各地方言，皆有本株，他们都是由中国的古语蜕化繁衍而出的，其根源实际上是一样的。是故当今散布中国各地，说各种方言的中国人，理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整体……若从各地方言追溯其语根之本源，可以建构‘方言树’体系，从而建立民族的树状谱系，这对建构整体民族的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大有帮助的。”章太炎通过汉语“语根”着意宣传的是：中国语言万变不离其宗（以“语根”为宗），中国人也要万变不忘其宗（以华夏先祖为宗），而语文谱系（“同文”）与民族谱系（“同种”）之间构成亲缘性联系，或者说方言谱系也可视为某种隐喻性、深层次的民族谱系。章太炎探寻和宣传汉语“语根”，不但深远地影响了近代汉语文领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论争结果，而且对于中国民众由民族语言文字之“根”到民族历史文化之“根”乃至民族生存发展之“根”的思索、觉悟，也不无启发和引导。

二、章太炎通过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国粹”思想宣传，力求达到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目的

章太炎“激动种性”的“国粹”思想宣传除了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以外，还包括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其中“国性”简言之就是体现在民族/国家自我意识上的自觉性。也就是说，在“中一外（包括欧美与日本）”文化比照的横向维度上，章太炎的“国粹”思想宣传彰显了“中国元素”在独特性、优胜性、自立性和自主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如果联想到“国学一国粹一国故”概念群，则“国性”正好与“国学”概念中的义素“国”相对应――其中“国”即指中国，“国学”意为中国特有的学问、学术和“学统”等。章太炎清楚地认识到，在“瓜分之形，如泰山”的时代，东（日本）西方（欧美）文化霸权的同化和侵蚀之力是很强大的，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既要力求在纵向的维度上扎牢历史文化的“根系”、稳固自己历史文化的“基盘”，也要力求在横向的维度上彰显华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增强华夏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竞争的底气和信心。

（一）章太炎对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所谓“科学”、“文明”和中西文明“会通说”等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言论的批驳

在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初期的中国，“科学”、“文明”、“进化”等从西方（或间接地转由日本）舶来的新观念以及看似蕴涵“平等”观念的中西文明“会通说”、西方文化向中国“移植说”等各类“新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为流传并且深入人心，它们被中国的志士仁人视为民族救亡图存新的希望所在。当时东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者大多掌控了关于“新学”定义、阐释、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话语霸权”，在“新学”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新学”之名义有的被道貌岸然地盗用或别有用心地“误读”（传受双方有时也会达成一种互相倚重而又各取所需的“共谋”关系），“新学”原本的真意和精义遭到扭曲或篡改，甚至被偷换概念而变得面目全非，所谓“科学”、“文明”、“进化”、中西文化“会通”等“新学”因此变质、变味――即用作西方“科学”“文明”等固有模式和普世价值观生硬地、强行地“框架”世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借口，甚至堕落为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却颇能哗众取宠，迷惑世人，在“欧学东替，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的社会风尚影响之下，“新学螟至，灭我圣文”，“新学”对中国“国粹”构成直接威胁。章太炎力求通过纠正“新学”的“固态化真理”及其单向灌输的观念以及启发民众“胡乱跟人，非但无益，并且有害”的宣传，转变“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的民族文化危机局面，从而增强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等“国性”意识。因此，努力消除“新学”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国粹”思想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

晚清民初弥漫着“重以科学，驱h人心”的浓厚社会氛围。章太炎对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所谓“科学”的言论和心态的批驳，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的。章太炎批驳第一个角度，是揭露西方所谓“科学”的本质和真相。章太炎首先指出，西方流行的“科学”概念将“社会之学”（即社会科学）统属于几何图形和声光电等“质学”（即自然科学）之内，从而取消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并泯灭了社会科学“心能流衍，人事万端”的人文性和复杂性。章太炎其次指出，在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操控下，“科学”已经沦为霸权和强权者消灭、粉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杀伤性武器，沦为他们扫除“异端”、一统天下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对此，章太炎的著名弟子周树人（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痛斥的“科学为之被，利力实其心”可谓准确形象的概括。章太炎批驳的第二个角度，是剖析国人推崇西方所谓“科学”的不当心态。首先是国人由于生硬照搬西方模式化、教条化的“科学”衡量标准而导致贬低中国“国粹”的心态。例如，有人指责中国历史不合科学，理由是中国历史没有所谓“科学”的标准模式――即“开卷说几句‘历史的统系’、‘历史的性质’、‘历史的范围’”。此外，还有“矫借科学之名以自文”、“借科学之号以自尊”的心态，就是以“科学”之名义掩盖其学术研究和论辩的理屈词穷、自相矛盾的窘境，粉饰其愚昧和鄙陋，自我标榜，自提声价，将在外人面前的自卑扭曲变形为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自尊”。章太炎批驳的第三个角度，是警示西方所谓“科学”对于民族思想意志造成的危害。章太炎指出，欧美只是充满市井气息和“趣于拜金”的“膏粱国”而已，崇拜欧美“科学”的中国士人往往“土木之美则靳之，文学之美则弃之”，即贪图低俗的物质享受而放弃高尚的精神追求，将中国的礼俗道德简单比附西方的“科学”，从而将中国的礼俗道德物质化和世俗化，“此其流弊，使人丧志，而败度”。

“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的现象在章太炎时代很普遍。章太炎对于西方“文明”的批驳分别涉及善、美、真等三个层面。首先，就西方“文明”的“道德之善”而言，章太炎指出，法国、英国号称属于当今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而蒙古在历史上是以野蛮著称的民族，可是“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的法国，却“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此外，相比于英国对待其殖民地印度，当年蒙古对待其征服地印度却宽仁得多。章太炎甚至还根据人的“根性恶”、好胜心强的人性论断定“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其次，就西方“文明”的“物用之美”而言，章太炎揭示出西方的所谓“文明”只是偏重、甚至是专指物质化世俗化的“物质文明”，这样的“文明”虽然“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一方面确实使民众享受到了“物用之美”，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物用之美”却也成为人性摧残和社会价值“物化”的工具，致使民众“劳形苦身”地为这种“文明”服务和奋斗。“天下竞为物质之学’’往往只能将民众养成“物奴”，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平等或个人身心的自由解放，并且社会物质主义的强盛往往伴随人文主义的衰退、人文心灵的萎缩。再次，就西方“文明”的“进化之真”而言，章太炎引用《庄子齐物论》中“尧伐三子”的寓言故事说，在当时的“文明人”――尧眼里看来，宗、脍、胥敖还是“存乎蓬艾之间”的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那么，“文明”必然比“野蛮”高级，从宗、脍、胥敖所代表的“野蛮”阶段进化为尧所代表的“文明”阶段，也就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结果，这就是根据“文野（不齐）之见”得出的所谓理性的进化真理――即“进化之真”。章太炎分析说，根据“文野（不齐）之见”得出的这种所谓理性的“进化观”并非普世真理，其实质只是以“文明”之名义消灭弱国、蔑视他国的国粹、造成他国民众无限崇尚“文明”的“趋时之疾”而已。

晚清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流行中西文明“会合说”，例如《国粹学报发刊辞》声称“学术所以观会通”，梁启超比喻“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亢我宗”，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但是章太炎对于以各种面貌出现的中西文明“会合说”却十分警惕和反感。章太炎批驳国人盲目推崇中西文化“会合说”的根本动机是要揭露两方面的真相：一是既曰“会合”，就理应以中西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互惠互利为基本前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方文化（包含“移植”西方文化的日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表现为强势的、侵害的姿态。二是既曰“会合”，就理应以中西文化之间的互相融汇、水融为基本目标，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正如《国学讲习会序》指出的那样，当时中国盛行的“中体（主）西用（辅）”说试图沟通、结合中学与西学，然而并不能打破中西学术的藩篱，得到的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中学”与“西学”依然还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令中学、西学双方都不满意。日本国粹派重镇志贺重昂提出“我辈决非顽固死守日本一切传统的守旧分子，而只是主张在输入西方文化，进行开化时，用日本国粹的胃脏来咀嚼消化它，使其同化于日本身体之内罢了。”“中体（主）西用（辅）”只是两套文化系统的组合或拼合，虽然它也区分主次，但却依然是外在的、附着的而非“咀嚼消化说”那样是内在的、融合的。章太炎反对“中体（主）西用（辅）”说也是基于这种本质区别的理念，他主张真正消化吸收“西学”并转化为我“中学”内在的一部分，否定对“西学”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

（二）章太炎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以及努力建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以横向坐标为主）的宣扬

在章太炎破除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影响以及呼吁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国粹”思想宣传中，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以及努力建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的宣扬称得上是对华夏文化“本土品性（品牌）”宣传，而对华夏文化“本土品性（品牌）”的宣传是一种基础性的、必不可少的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因而上节与本节内容也可以视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宣传中“破”与“立”的两个基本层面。章太炎的“国粹”观特别重视讲“小学”，并强调“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因此，在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中，汉语文的分析足以作为典型样本和有力例证。

晚清至民初的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中涌现出“现代化”思潮，这种“现代化”思潮往往是与西方化、全球化思潮相依相伴的，也总是与“科学”、“进化（进步）”、“新民”、“经济（适用）”等时兴观念或原则密不可分。清末民初语文的“现代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批判汉语文“野蛮落后”、“难学”而追求“拼音文字”，二是批判文言文妨害“民智”、“国强”而追求白话文，三是批判汉语文词汇贫乏而追求东西洋“新名词”，四是“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文字之简易”（即模仿日文“限制汉字”即减少中国的现行汉字，使用节省笔画的“简化汉字”并贬损中国各地的方言俗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比较汉语文与欧洲语文、日本语文之间的同异、优劣，运用古雅雄朴的言辞高声赞美说：“洋洋美德乎，颉籀斯邈之文！p形孑义，秒忽判殊，属辞比类，子母钩带。散而为尘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错综九千字，至于百十万名，魏然弗可尚已。”在这段热情洋溢的可题为“大美中文”的赞辞中，章太炎将中国语言文字形容为盛大美德的化身。他由衷赞美说：中国文字由单体的“文”衍化孳乳为合体的“字”，文字笔画及其搭配的细微变化引起文字音义的区别和差异，结构真是很精细的呀！语音各有归属，类别亦相比并，既可“成于递演”（顺流）又“无碍于归根”（溯源），如母子、子母之间源流清晰，逻辑真是很严密的呀！中国文字既有丰富的自造孳乳功能（例如“转注”可成―义数字），也有强大的经济节制功能（例如“假借”可成一字数义），繁省自如又很得当，使用真是很方便的呀！《说文》仅仅九千字，可是彼此交错配合使用，能成就成千上万的“名”，这座巍然耸立的中华文化丰碑，是没有其它民族的语言文字能够超越的呀！章太炎关于汉语文“洋洋美德”的颂文简直就是他关于整个华夏文化“洋洋美德”颂文的象征版本和缩微版本，但章太炎对于华夏文化“洋洋美德”的宣扬远远不止于此，从范围来看，还体现在华夏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章太炎自信“吾国所以胜于白人者，固已多矣”。

章太炎秉持一种宽泛意义的“文学观”，“他所界说的‘文’主要是一种以文字为中心和代表的符号性文化，其‘总略’是一种把文化落实为‘文’（文字符号，或以文字符号为中心）”。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章太炎这种由高度泛化的“文学”定义得来的“大文学”观念，与他的“齐雅俗”观念、“大历史”观念（章太炎认为“儒之与史，源-流分”、“经者古史，史即新经”）、“历史-小学-文学”系统内部相互贯通联系的观念（以小学为根基，以历史为底色）可统称为“大文化”观念。章太炎的“大文化”观念与他批驳“国粹残贼论”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意在防止中国近代以来华夏思想文化的条块分割和支离破碎导致的中国文化力量的“内耗”和“分流”，力求建立起厚实宽阔的、“化臭腐为神奇”的、整体化的民族文化体系。在“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这样的民族危亡的时代，章太炎倡导“大文化”观念和批驳“国粹残贼论”都是为了充分发掘、吸收和整合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国文化的各种支流汇合为滔滔洪流，在汹涌的西方“现代化”潮流中尽可能地壮大中国民族文化的声势和力量，以此增强国人解除中国民族文化严重危机的勇气和信心。章太炎努力构建的华夏文明“大文化”系统主要以横向坐标为主，而上述华夏文明历史谱系主要以纵向坐标为主，两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可见章太炎在华夏文明广阔领域内纵横捭阖，努力构建浑圆、深厚、完备的华夏文明体系的远大理想、开阔眼界和恢宏气势。

在汉语文背负野蛮、繁杂、难学、妨碍“民智”等诸多“罪名”而遭致不少国人口诛笔伐直至有人喊出以“万国新语”取而代之的舆论背景下，章太炎广泛搜集汉语文与东西洋语文平等、甚至更具优长的相关证据，满怀自信和崇敬地高声颂扬汉语文的“洋洋美德”，全面展现汉语文严谨而又周密、稳定而又延续、丰富多样而又生机勃勃等多方面的优长，充分阐释汉语文在记录、表达、交流和传播思想和文化诸多领域不愧为一套功能完善、使用方便的符号系统，从而论证汉语文是一种成熟、发达的语言，有效地回击了海内外对汉语文恶意的舆论攻击，为国人在正确认识汉语文独特和优长的基础上营造自觉热爱并坚决维护汉语文的社会舆论环境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实实在在的贡献。推而广之，章太炎通过对华夏文明“洋洋美德”和华夏文明完备系统努力建构的大力宣扬，有力地抵制了海内外一些舆论对华夏文明“污名化”、“除名化”的负面宣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在民族文化观上混乱、迷惘、自卑、自虐心理，在引导鼓励民众“晓得中国的长处”的宣传方面效果显著，并以民族文化认同为立足点，激发民众自信、自豪、自强意识，从而有效达到了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目的。

余论

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是针对当时国人“旧性失”（鲁迅言）的现状，希求既在理性上促成民众对“国故”的审视、反思和回味，也在感性上促成民众对“国故”的信赖、温隋和敬畏，希求巩固和扩大古事古迹“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的宣传功效，从而达到“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民族革命的目的。章太炎激发民众“故性”的宣传，其实是致力于以“复古”求“复兴”、以“绝学”求“新学”的宣传。它不是一味的强调保守、“舍新谋旧”，而“只是教人温故知新”，强调“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它充分地论证了中国不是“因旧而益短拙”（指不能从继承自身传统文化中得到发展）、不得不走模仿别国文化道路的“仪刑之国”，而是能够在“因任”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即“因旧”）的基础上“有所自得”、“能自恢”的“通达之国”。这是对于一种稳定的、延续的民族传统的坚守，也是对于一种真挚的、深切的民族情怀的眷恋；这是对于“反古复始，人心所同”的民族共同心理的认定和运用，也是对于曾在意大利历史上发挥过“爱国保种”巨大历史作用的“文艺复兴”的参照和期望。章太炎反对人为阻碍甚至割裂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自然节奏和悠长血脉，反对民族文化改革和演化过程中随意的突变、肆意的巨变和刻意的求新求变，因此，“他对于康有为式的‘尽革旧俗，一意维新’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文化变革主张，便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谥之为‘猝暴’，称之为‘妄人’。”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其根本目的是：稳固民族文化自身的“底盘”，激活民族文化自身的“原动力”；宣传的致效途径是：以培养国人在民族文化心态上的自立、自主来激励其自尊、自信精神，以促成国人在民族文化认识上的自知之明来激励其自强不息精神；宣传着意纠正的国人不良心态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中，对“自家”的东西不是敝帚自珍，而是“稗贩泰西，忘其所自，得矿镤以为至宝，而顾自贱其家珍”的妄自菲薄和舍本逐末心态，这两种不良心态从更深层次上讲其实是“西方牛马走”心态和“学奴”心态的反映。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固然与西方所谓“文明”、“科学”等“现代化”思潮的冲击直接相关，但并不仅仅是“外来冲击接受影响产生反应”这样应激模式的产物。1911年日本的文化名人夏目漱石发表的《现代日本的开化》深刻地指出：“日本的文明开化，自始自终都是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外发性的文明开化，日本不得不与西方交往，交往中又逐渐丧失了自己，这种皮相化的开化从今以后必须转变为内发性的、精神的开化，也就是日本本位的文明开化。”章太炎激发民众“国性”的宣传也正是属于这种立足中国历史文化自身“地基”的，是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固有性和自发性的，而非简单应激性和外发性的。章太炎曾充满自信地宣称，“近世欧人言，支那即复振，其社会裁制，当为世界型范。”这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社会精英自信以中国“社会裁制”――即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跻身“世界型范”――即全世界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成功典范的豪迈预言和早期设想。

章太炎除了著书立说、在报纸刊发文章等方式宣传“国粹”思想以外，还多次举办国学讲习会，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国学授课，还常年举行国学专题演讲，对于弘扬和传播国学充满热情，可谓殚精竭虑、诲人不倦。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这种良苦用心和高尚情怀也深深地激励和感染了不少弟子，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深远的影响，周树人（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然而章太炎“国粹”思想宣传的影响不止于其授业弟子、演讲听众，例如，胡朴安说，很多留日学生“受章氏之感动，激于种族之观念，皆归于民族旗帜之下，风起云涌，各自发行杂志，宣传种族学说，以为革命之武器”。张继说，“章先生的革命文字，不止一端，喜欢阅读的人很多。就地域言，由上海扩及长江流域；以对象言，则由下层阶级普及到知识阶级。这与后来革命成功的关系是很大的。”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章太炎民族文化和民族革命宣传的卓越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1905年《复报》第四号称誉章太炎“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以言论救天下”；1911年11月16日《民立报》称誉他“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有今日，文豪之力也……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有学者认为章太炎“是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最猛最力者，取得了反清革命的首席代言人的地位。”

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虽然取得杰出成就，但是其局限和不足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章太炎在“穷而返本”、“文化寻根”的过程中，有时因为太多沉浸和陶醉于“文化乡愁”而过于泥古、崇古，也不免陷入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例如，章太炎赞成“顺人情因旧常以为政”，反对“新民”的时代思潮，他认为所谓“新法”是从王安石开端的，因为王安石不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失于文义”而“妄者借以为柄”，所以延祸至今，这论断是有一些新意的。但是，章太炎根据“新法行二十余年，如削足适履，民不称便，而政亦日紊”的部分事实，断然宣称“新文化新道德者，有使人淫纵败常而已”，这就含有以偏概全的愤激之意了。其次，章太炎在防止因“灭学”而“灭国”的民族文化保卫战和反击战中，为了给国人的民族自觉性提供充足心理基础和精神动力，也不免陷入矫枉过正，或者陷入自负的、甚至有些狂妄的“爱国的自大”，例如他对于西方尤其是日本“汉学”的某些评价。又如，他过分拔高文史的地位（他将民族语文与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分别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的“皮”与“毛”）。此外，章太炎虽然撰写了少数《逐满歌》那样通俗性的宣传作品，但是，他“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宣传过于艰深、古奥的语言风格毕竟明显地限制了他宣传的范围和效率，即使“当年章太炎的读者对象中很有一批旧思想浓厚者，传统的语言形式最适宜于对这部分人启蒙。”当然，他在给邹容《革命军》作序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章太炎的生活年代虽然距今已有一百年，但是他的“国粹”观和“国粹”思想宣传对于我们当今民族文化的认知、维护、建设以及在海内外的传播、形塑和弘扬，都依然具有宝贵的启发和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