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家到文艺工作者

“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的这句总结发言，清晰表明了七十年前的延安，共产党对于中国文艺界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毛的讲话也导引了此后漫长岁月里，无数文艺作品的“主旋律”。耐人寻味的是，并没有立即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是让这篇讲话稿沉淀到了第二年的十月，鲁迅逝世七周年的纪念日，才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

是慎重的，《讲话》发表后即成为共产党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从大会闭幕那天起悄然改变。

脱胎换骨，革面洗心

1942年6月4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不到半个月，一直拒绝出席各类“批王大会”的王实味，终于出现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宣传干事温济泽在《斗争日记》中记述：“大礼堂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了，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面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的身上。”

王实味病歪歪地靠在自带的帆布躺椅上，面色苍白，接受同志们的轮番质问。他刚一开口，话被截住，再开口，又被打断。萧军恼了，站起来大声喊：“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全场目光齐刷刷射向萧军，人们渐渐安静下来。

王实味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一直到当时，他仍觉得那几个“托匪”人性是好的。

这是王实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批判会。不久，他被开除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会籍，意味着他不再是“同志”。散会回去的路上，萧军骂骂咧咧：“这他妈开的什么会，简直是狗打架，倒尿盆。”这句话被路人听到后举报。萧军被指“同情托派”，从此退出了左翼作家圈子。

文艺界“整风”虽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大张旗鼓，是在座谈会之后。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佟冬回忆：“大家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犯有错误的同志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了八天半的学风总结大会，会前准备了一星期，“使每个人能够彻底地、客观地、系统地反省，并彼此交换笔记和谈话。”

文化人陆续去党校学习。刘白羽说：“我记得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她是去中央党校的第一部，那是高级干部学习的地方。我在山坡上目送着她背着行李走过延河，她的背影愈来愈远，最后看不见了……我知道我们都要散了……那段时间里，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最后空空荡荡，山水萧条。”

劫后余生的丁玲在整风中起了带头作用，她斥责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在党校期间，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刘白羽去了党校三部，边学习边写反省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反复读了几十遍，对照《讲话》的每一原则，针对自己写出批判自传。“那段时间只有在下午侍弄西红柿时才是轻松的，我这才理解为什么说劳动是美好的、幸福的，但到了晚上又得埋头学习文件。”

刘白羽写了八遍，被否定了八遍。“最后我甚至连幼小时，家中的丫鬟洗衣服，我揪她的小辫子这样的剥削阶级丑恶行径都挖掘出来了……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之前的那股灰色潮流中，我写的那两篇贬低劳动人民的小说，更要进行照彻骨髓的自我批判。”直到写第九遍，刘白羽的反省才算过关。

放下诗歌跳秧歌

座谈会后，延安渐渐不再有“某某家”这种说法，作家、画家、诗人统称“文艺工作者”。陈云指示：绝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而应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

1943年2月6日，延安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大型座谈会，农民英雄吴满有、工人英雄赵占魁、种菜英雄黄立德等三位大生产运动典型人物到场，报告自己的经历和事迹。与会“文艺工作者”检讨自己在感情和行动上的差距，纷纷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杆子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丁玲说：“过去总有些感伤的性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了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3月9日，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叙事长诗《吴满有》。写作过程中，艾青专门找吴满有本人征求意见，按照吴的想法修改，直到他满意为止。这首诗是艾青转型的里程碑之作，在边区传诵一时，如今却鲜为人知。吴满有1948年被胡宗南俘虏，其后叛变“失节”。英雄跌落神坛，艾青的献礼之作，连同一切有关吴满有的新闻报道、文艺作品，再无人提起。

1943年春，文件学习和反省审查基本完成，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艾青、萧三等人最先动身，组成了八十余人的秧歌队赶赴南泥湾劳军。鲁艺戏剧系学员贺敬之受命赶写了一出《挑花篮》歌舞剧，音乐系学员马可谱曲。为三五九旅演出时，歌舞剧的插曲《南泥湾》大受欢迎，迅速火遍解放区，传唱至今。此后艾青率秧歌队在边区巡回演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特拨款五千元，奖励秧歌队在“艺术工农化”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

曾经的“中国惠特曼”艾青，放下诗歌跳秧歌，此事不仅轰动延安，也传到重庆。报纸借机造舆论，说艾青“生活困苦、极度失望”。艾青回应：“近来为什么没有发表作品，这是因为在参加组织秧歌队。秧歌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动放在这个工作里。”

为了桑干河上的太阳

1944年，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到延安采访，勾勒了他所见到的丁玲：“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地吸进，大口地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赵超构很难想像，眼前的丁玲曾是个幻想进入上海电影界的文艺女青年。这位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的女作家，不再囿于关注知识女青年的悲情命运。她响应座谈会号召，主动要求与工农兵紧密结合，到前线和农村中体验生活，整个人的气质面貌都变了。

在某次会上，丁玲说：“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就像唐三臧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胡乔木认为：“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在下乡的过程中，丁玲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主人公是边区合作社的模范，欧阳山也为一位合作社模范写了《活在新社会里》。给他们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还多次表扬：“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鼓励之下，丁玲背上包袱去了河北农村桑干河畔，在农家吃派饭，和村里大娘睡在一条炕上，体验生活。1948年6月，她完成了关系她一生沉浮荣辱的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因为小说流露了对富农的同情，有“右”的倾向，丁玲曾受到批判。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小说又被一些理论家视为“左”的政治宣传作品，评价较低。写作这部作品的那个冬天，丁玲腰痛得不敷热水袋就无法入睡，但她自称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向前一样，就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为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被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奠定了丁玲在解放区和新中国初期文坛的崇高地位。1951年，这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鲁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

赵树理成为“行业标准”

文艺理论家李洁非说：“《讲话》后整个‘延安小说’实际上都在等待某人的出现，那个人就是赵树理。”

赵树理自幼受唱本、演义、戏曲等旧式通俗文化浸染，是个地道的民间文化人。1937年，赵树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了报纸副刊的编辑。他编的报纸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讽刺笑话、相声无所不包，“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意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塞。”这些东西全靠他一个人写，一篇外稿也拉不到，解放区作家对他的“地摊文学”很不以为然。

有一年过春节，赵树理提议吃金针海带――这是他心中过节才值得吃的佳肴，惹得同事们大笑一番。赵树理其实是个宽容乐观的人，偏偏在“土”和“洋”的问题上，他容不得城里人开玩笑。尤其是知识分子鄙夷农民吃臭酸菜、不洗头不洗脸时，他必然恼怒，称这种态度是“平凡的残忍”：“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

创作理念上，赵树理和“进步文艺家”更是针锋相对。1942年1月，在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上，作家徐懋庸发言，认为写鼓词、快板之类的东西是庸俗化，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动。赵树理山西腔浓重，很少在工作场合高谈阔论，这次一反常态――人们只见他穿着棉袄、戴着破毡帽、打着绑腿、背一个怪模怪样的自制挎包走上台。赵树理一言不发，从包里一大叠破烂的线装书中，随手抽出一本，高声朗读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台下哄堂大笑，还夹杂着指责。赵树理板着脸说：“这才是在群众中占压倒优势的‘华北文化’！这些书就是从他们那里随便找来的……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挤进它的阵地，打垮它，消灭它。但在形式上，还要向它学习，因为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如果千百万人民看不懂，不愿看，听不懂，不愿听，一句话就是――不为人民所接受，那文艺还有什么社会效果呢？你是白吃了人民的小米饭！”

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赵树理的“土包子”理论，这个朴实的农民作家执拗起来，偏要自己一条道走到黑，和“洋作家”比比看。1943年，当丁玲“痛改前非”自我反省时，当艾青热火朝天跳秧歌时，当周立波苦于写不出富有陕北风情的语言时，赵树理迎来了他的创作大丰收。在农村调研过程中，他连续写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两部中篇小说。新华书店出版文艺书籍一般以两千册为上限，《小二黑结婚》印了两万本还供不应求，解放区从来没出过这么火的小说。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赵树理。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写道：“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讲话》传到太行山区，赵树理回忆说：“我像翻了身的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可是我觉得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哼着上党梆子，在地上跑起圆场来。他对《讲话》爱不释手，后来竟能一字不落地把两万字都背下来。

作为第一个成功实践了文艺思想的作家，赵树理受到延安最崇高的赞誉。1947年，晋冀鲁豫文联号召“向赵树理方向前进”，赵树理从被人瞧不起的“庙会作家”，成为延安乃至新中国初期文艺的“行业标准”。

当时没人想得到，二十三年后，赵树理在“”中被迫害致死。

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开炮”的萧军，在1943年12月一度离开了延安。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审干”阶段，萧军已经和断了来往，一家人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负责人宣布，任何人都不准在山上吃饭，每餐必须到山下食堂。12月初，萧军妻子即将临盆，下山就餐行动不便。萧军请求招待所允许他把妻子的饭菜从食堂带上山去，得到的答复是：“任何人都不许搞特殊化。”

萧军气急，和招待所主任吵起来：“既然任何人不许特殊化，你们家怎么在山上吃饭？”

“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

“别说是你，”萧军说，“说过，共产党有什么错误都可以批评！”

“嫌延安不好，你可以走！”

“走就走！”萧军决定，不吃延安的饭了，带着家人下乡务农去。他为此丢掉了干部身份，后来派胡乔木去农村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延安。

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由此波及全国。郭沫若说：“那个经典文献（指《讲话》），在今天依然是我们的规矩准绳。我们今天就请把那些指示，切实地逐步移到工作实践上去吧。”曹禺说：“一读再读《讲话》，才开始懂得了这个‘我们’首先是工农兵，是劳动群众，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谈到剧本创作和其他问题。”老舍表示：“我兴奋，我快乐，因我得到了文艺写作的新生命！我愿继续努力，按照所说的充实自己锻炼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决议认定：主席的文艺方针……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决以最大的努力来贯彻执行。周扬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