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陷阱”

真到对簿公堂时,“中国仲裁”未必灵验,合同细节也不再“微末”。抢单时的仓促,足以让外贸公司在家门口绊倒。

祸起“环保标准”

中国某公司向埃及某企业出运5票摩托车散件,申报发票金额为111.1823万美元,支付方式为D/A120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批复买方信用限额为D/A120天、160万美元。货物承兑后,买方仅支付货款30469美元,余款拖欠。卖方随即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通报可损,同时委托后者进行海外追讨。

买方拒付货款的理由是:卖方出运的货物与埃及环保标准不符。卖方在其发票、提单和原产地证明中均书面保证,货物符合埃及环保要求,且其中含有摩托车排气净化剂。但买方提供的第三方检验报告显示,卖方的实际货物未达到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条。

卖方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双方自2005年起即已开始合作,买方从未提出过排放标准方面的要求,贸易合同中也未有任何此类约定;双方在贸易合同中已经约定,卖方发票、提单等贸易单证系依买方要求制作,与实际交易无关;双方在贸易合同中约定,检验报告须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方有效力,而买方实际提供的检验报告未经卖方认可;卖方此票货物均为散件而非整车,不适用整车排放的环保标准。

可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摩托车的排放标准。因贸易合同未就此问题做出明确约定,双方各持己见,案件陷入僵局。就在此时,卖方得悉,买方已在当地提讼,以卖方存在严重履约瑕疵为由,申请法庭解除合同,同时主张巨额损害赔偿。

内外两重天

针对此种情况,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出应对方案如下:

卖方积极应诉,率先依据贸易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向埃及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尽快就上述条款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分会进行仲裁,以降低海外诉讼的不确定性;

卖方应在海外诉讼和国内仲裁过程中及时申请财产保全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卖方预期收益,限制买方恶意转移资产或故意拖延诉讼、仲裁时间。

方案实施后,卖方率先赢得了国内仲裁,但海外诉讼仍有许多未知数。

首先,国内仲裁裁决未必能在埃及顺利执行。中国和埃及同为1985年《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理论上两国的仲裁裁决可被对方认可和执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仲裁裁决的域外执行难度很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案例中,在债务人所在地执行他国仲裁裁决的成功案例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在于:仲裁通知等文件的送达程序存有瑕疵;某些执行地的司法人员缺乏国际贸易裁判经验,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方”保护倾向,他们不仅要对域外仲裁裁决进行程序审查,甚至还利用实体审查做出相悖于仲裁裁决的司法判决。

其次,海外诉讼前途未卜。此案的主要诉因是环保和质量问题,这正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诉讼难度很大。而且,卖方无从得知买方所掌握的证据,难以把握法庭的公正性和效率,处境十分被动。

再次,胜诉追偿难以把握。埃及的诉讼时间动辄3-5年,令人望而生畏。此案诉讼已耗时一年之久,但几次开庭都因债务人申请或法庭自身原因延期,未有任何实质进展。如此旷日持久的海外诉讼,即便卖方最终赢得官司,其所投入的时间和货币成本都令企业难以承受。

立约当谨慎

谨慎约定国际贸易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在出口贸易合同中,中国出口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中国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选方式,但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不断变化的各国法律环境中,“中国仲裁”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否切实保护中国出口商的权益,值得商榷。具体来看,若进口商所在国家是《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且其司法判例中具有承认并执行中国仲裁裁决的先例,则中国出口商可选用国内仲裁条款,充分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若进口商所在国家的法律环境较差,其司法系统腐败或是地方保护色彩浓厚,甚至还有拒绝执行或偏袒执行中国仲裁裁决的司法案例在先,则中国出口商订立的国内仲裁条款非但达不到预期效果,还有可能带来重复性的程序障碍和多余的成本支出。

签订合同切忌迁就买家。本案所涉贸易单据均为卖方按照买方的意愿制作,卖方未考虑其商品的实际状况,就将符合埃及环保标准的字样写入了书面文件,这为其日后陷入纠纷埋下了隐患。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尤其是在出口竞争激烈的低端行业中,出口商迫于抢单压力,往往在一些非实质条款上做出让步。但正是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往往让出口商付出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