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挂帅”的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

泱泱大清，3亿子民，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够“领衔”出使西洋的人，可悲可叹！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一、蒲安臣使团出使的背景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既是形势所迫，也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但那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并非正式遣使。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人无不洞悉，而外国之情势，中国却一概茫然无知，最大的原因乃是“彼有使来，我无使往”。1867年，按《天津条约》有关规定，十年期限届满，将修订条约，列强诸国皆欲趁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十年前，英法等国就是借修约之口，重新挑动了战争，清政府对此仍心有余悸。此时，清统治者最惧怕的就是在修约之际，列强再次寻衅滋事，干涉内政。1867年清政府考虑派人出使各大国，了解他们对今后修约的要求，但苦于不知派什么人好。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蒲安臣表示愿意为中国出使西方各国。蒲安臣是第一个在北京任职的美国公使，1862年夏到北京就任。他在任内积极推行“合作政策”，颇受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信任。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二、蒲安臣使团出使的成果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䜣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代表团出访欧美各国。团里的其他成员为清朝大臣志刚和孙家谷，顾问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这是清政府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自上海启程，先后到达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等国，使团向各国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他们加强友好往来的愿望。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蒲安臣使团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有益于清政府设领护侨，改革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并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推动了中国外交礼仪的近代化。西方外交礼仪本质意义在于维护和体现国家的平等，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等，如互派外交使节，互设外交机构，互向对方国家元首呈递国书；君臣之礼非常简略，“进退不过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拜跪之文”。这种对等的外交礼仪，在现代欧洲已经形成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后必须遵循的外交形式。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华夷体系中，遣使是单向性的，只有“万国来朝”，没有中国遣使出洋觐见外国君主之例，同时清朝官员也只知中华礼仪，而不能容忍“夷人”违背中华礼仪。乾隆时代马嘎尔尼拒行跪拜礼而引起朝廷上下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叶，随着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华礼仪已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仪制了，它遭受到西方礼仪的巨大冲击。在往访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蒲安臣一律按西方礼节觐见各国君主，亲递国书，昭以通好。当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谷二钦差继续往访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礼仪觐见君主，亲递国书，行鞠躬礼。西方列强由此也得到了要求以对等形式和对等礼节觐见清帝的理由。到1873年6月27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从蒲安臣使团出访到外国使臣入觐，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西式的对等使节外交。如果说马嘎尔尼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中国外交礼仪进行挑战的话，那么蒲安臣则是用演示西方礼仪的间接方式，促使中国迈出了放弃中华外交仪制的第一步。

第二，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主要内容：1、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这一规定为美国在中国扩大招募华工提供了合法依据。2、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和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依据。3、两国侨民不得因的不同而受到歧视。这一规定为使清政府承担镇压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义务，以扩大美国在华传教。1869年11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这项条约的内容显然是要增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扩大其在华影响，客观上为当时中国人前往和居留美国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中国人学习先进文化提供了条件。

第三，迫使英国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恰在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虑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和司法权。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