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之灾,我要让身陷囹圄的丈夫有尊严

《大迁徙》，一部记载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历史，披露了移民款被非法挪用，导致大量移民至今生活窘困的报告文学，让作者谢朝平因此获罪。谢朝平身陷囹圄后，妻子李琼上访、探监、找律师……多方奔走营救。一个月后，谢朝平走出了看守所。

三年心血引来牢狱之灾

那是我一生中最惊恐、痛苦的一天，仿佛天塌下来了一样。

2010年8月19日下午5点多钟，北京的天气闷热得像在蒸笼里一样。我在厨房做饭，老谢身着短裤在电脑前写东西。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说是人口普查的。我刚打开门，七八个人一下子拥进来，灾难便从这一刻开始了。

来人说是渭南警察，把老谢摁住戴上手铐，搜查房屋。我吓傻了，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他们把老谢的笔记本、《大迁徙》的手稿资料、U盘等都收了起来。我着急地问：“谢朝平犯了什么罪？”对方回了一句：“非法经营。”非法经营？这下我心里有数了，肯定是指老谢写的那本《大迁徙》。

我认为老谢没罪：老谢用3年的心血，写就了《大迁徙》这本书，从移民采访到初稿的形成，每一步我都是见证人。我也曾劝过老谢：“你写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太敏感了？”老谢说：“我写的是报告文学，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据可查的，我是按事实说话。”

那些人翻腾了3个小时。年过半百、患有低血糖的老谢被铐在旁边，我担心他会晕倒，进厨房盛了一碗稀饭，含泪一勺一勺喂给他：“老谢啊，这是为什么啊，写本书怎么就会这样，你不是说没事吗？”老谢安慰着我：“我没罪，不会有事的。”

那些人拿了收缴的东西，押着老谢要走。我一看老谢还穿着短裤和拖鞋，连忙说：“等等，让我给他穿上一条长裤。”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还穷讲究。”我没理会，蹲下身子，认真地给老谢整理好衣裤。我不能让我的丈夫穿着短裤走，他是个读书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尊严。

老谢被押出门，我疯了一样追到电梯口，喊道：“老谢，照顾好自己，你可千万不要急啊!” 电梯里，老谢探着身子在说着什么。我没有听清，电梯门就关上了。我忙乘另一部电梯追下去，只见老谢被押上一辆警车，消失在夜幕中。我的眼泪汩汩而出，仿佛我们夫妇已经是阴阳两隔……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看着满屋狼籍，我的心乱极了：自己一个女人，在北京举目无亲，眼巴巴地看着丈夫被带走却束手无策。我一下子瘫在沙发上，捧着老谢的睡衣，嗅着那上边存留着的味道，委屈、痛楚、无助一股脑地涌上心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

我和老谢1987年结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闲暇时间爱好写作，在检察系统工作了20年，办过不少案子。同事们评价他是一个正直得近乎愚顽的检察官。

到四川达县检察院工作的第二年，有人为一起案子找老谢帮忙。对方拿着腊肉和大米送到家里，老谢死活不要，那人放下东西就跑，老谢只好把东西扛到了单位。领导说：“这么多东西，单位也不好处理，要不你先留下.。”老谢说：“要不我把东西折成钱吧。”他从兜里掏出200块钱交到单位，又把东西扛回家。

1990年，老谢办案时不小心被车撞了，住院的时候，手头正办理着的案子当事人到医院看望他，还带来了慰问品。老谢担心人家有求于他，说什么也不要人家的东西。人家走了，他硬挣扎着从病床上下来追出去，把东西还给人家，让人家尴尬不已。

办案的那几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劝他：“你这样做太过分了，会得罪人的。”老谢认真地说：“那怎么办，我总不能收别人的东西，然后把白的说成是黑，把黑的说成是白吧？”

我就不明白，他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眼里容不得一点儿沙子的人，只不过写了一本书，为那几十万的渭南移民说了几句公道话，怎么就犯罪了？

给移民一个交代

2005年，老谢刚刚内退，《检察日报》所属的《方圆法制》杂志社聘请他做记者。正好我也退休了，就陪着老谢到了北京。

2006年夏天，从外地采访回来的老谢一脸凝重，对我说：“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原来，老谢在渭南市采访时，结识了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和三门峡库区的很多移民。他了解到，从1956年起，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政府耗巨资开始移民。当时，渭南市下属的华阴、大荔、华县、潼关等地的农民迁移至渭北、宁夏等地。1962年，三门峡水库修建失败，陕西境内的水库库区露出水面成为荒地，大批移民返迁，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一直遗留到现在。采访中，一个老者跪在老谢面前哭着说：“谢记者，您是大笔杆子，帮帮我们移民吧，写一写我们祖孙三代几十年的奋斗史、辛酸史吧。”这情景让老谢顿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从2006年到2009年，老谢一有空就往渭南跑，先后做了6次采访，每次采访都要和移民谈到半夜。移民们听说终于有作家肯为他们写书了，从各处赶来，争相向老谢反映情况。有时候老谢实在是累了，就把湿毛巾敷在头上提神，接着听，接着记。

2008年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年。刚刚过了初二，老谢就急着要去渭南采访，我说：“大过年的，又下着大雪，我们好容易回来，多和家人呆两天不好吗，你能不能过了年再去？”老谢忧心忡忡地说：“还是早点儿去吧，每年的春节其实正好是渭南那些移民最难熬的时候……”

大年初三一早，我陪着他乘火车赶往渭南。雪下得很大，正月里的偏僻山村静得出奇，人们都猫在家里，而我和老谢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移民家。

好不容易到了移民家已是掌灯时分了，看到围着一屋子的人等着老谢，有的给老谢倒水，有的给他拍打身上的积雪，我的心随之暖了起来，也理解了老谢：有这么一群人需要他的帮助，我打心眼里为他感到自豪。

采访很不顺利，老谢正在一个移民代表家里采访，突然从远处驶来了一辆小轿车――有人知道了老谢的行踪，监视的人来了。移民赶紧让老谢走，老谢说：“我大老远跑来，还没采访完，不能就这样走了。”一个移民代表叫了辆车，不顾老谢的坚持，硬把他从后门拉出去塞进车里，那情景就好像是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躲抓捕一样惊心动魄。

我心里害怕得要死，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还心有余悸：“照这样下去，地方政府肯定要报复你的。”老谢说：“我这是采访，是法律给予记者的权利，我怕什么？”我还是不放心：“写东西为老百姓说话是应该的，但你也应该保护好自己啊。你书里可以不写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或者编个假的地名和名字啊。”老谢哭笑不得：“那样写还叫报告文学吗？”

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平平安安、和和睦睦。我和老谢相扶相携走过了20多年，我知道他喜欢写作，但是，我更为他的安全担心。后来，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也不顺利，因为太敏感，很多出版社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出版社，后来又变了卦。老谢急得茶饭不思。过了一个月，他才如释重负地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书，但是得自费，各种费用加起来大概要20万元。

如果我不支持他出书，老谢一辈子心里都会纠结，更没法向那些充满期待的移民交代。我拿出家里的积蓄，对他说：“我不图你这本书给带来什么名利，我们都50多岁的人了，这20万元是我们的养老钱，你先拿去用吧。”2010年5月，老谢用3年写就的《大迁徙》，被《火花》杂志以增刊形式出版。

6月26日，我和老谢从北京把一万多本书拉到了渭南。刚回到北京，渭南市文化稽查大队就把书全部查抄，理由是“疑似非法出版物”。

用真情和智慧营救狱中丈夫

老谢被渭南警方带走后，我陷入了持续的焦虑之中。8月20日，老谢被带走的第二天，一夜未眠的我从石景山出发，赶到朝阳公安分局，终于打听到老谢被关在看守所里。

21日，北京骤降暴雨，我一大早就坐上了开往通州的汽车，接着拦下一辆摩的，赶到看守所时已经中午了。高墙电网隔断我和丈夫，我心碎欲裂，操着家乡话大声哭喊着：“老谢啊，你在哪里啊，我来看你了。”

我围着看守所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喊，衣服湿透，声音沙哑。一圈、两圈、三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门卫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说：“阿姨，你有什么事啊？”“我来找我的爱人，他昨天被警察带到这里了。”卫兵告诉我星期一是接待日，让我去接访室问问。

当晚，我回到家里，开始写上访材料，整整用了一个晚上，我不吃不喝也不睡。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材料找到公安部。到了接访的地方已是11点钟，我排在上访队伍的末端，最终没能拿到号。中午，受理人员下班了，下午一点才上班。好些人都走了，我继续顶着烈日排队。下午，我终于拿到了7号。当我满怀希望把材料递上去后，人家立刻退回来：“案子还在侦查中，不予受理。”

一线希望破灭了，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电话突然响起，是老谢的朋友，他告诉我，网上已经传开了老谢的事情，让我不要太悲观了。我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终于有人和我说说老谢的事情了，也终于有人为老谢说话了。我已经两天没吃饭没睡觉了，这时候突然感觉到又困又饿。

24号是星期一，我又坐上了开往通州的公交车，一路上想着见到老谢的情形。到了看守所接待室，我问人家：“谢朝平在哪里？”“昨天押走了。”天啊，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老谢就这么离开北京了？他连一个亲人也没见到，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就被人家以莫须有的罪名带走了，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我坐在大厅的椅子上哭了好一阵。光哭也没用啊，我给朝阳分局的陈警官打电话，他告诉我，老谢是昨晚做火车离开北京的。我又不由得心酸：以前，老谢做记者经常出差，他从西客站坐火车离开北京都是去采访；今天，他却是以犯人的身份离开北京，他的心里该有多难受啊，多不甘啊。不行，我一定要救老谢！

回到家里，我给一个平日和老谢关系不错的律师打电话，希望他能够接手老谢这个案子。可是，因为他的律师证没有年检，无法进入看守所。我又开始在老谢的众多朋友中奔走求助，老谢认识的一个作家朋友在博客上支持老谢，并给我推介了周泽律师。刚开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可老谢的情况容不得耽搁。半夜11点，我硬着头皮拨通了周律师的电话，在兰州办事的周律师终于接受了我的委托。

周律师前往渭南的时候，我让他给老谢带话：“你在里边保重身体，外边的事情你别管，只要身体没问题，你就赢了。如果你身体出了问题，你出来成了废人，案子赢了又有什么用啊。”周律师从渭南回来，我第一句话问的是：“老谢穿着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

周律师很聪明，马上岔开话题。我心里明白：老谢一辈子正直做人，对自己的人格尊严特别看重，让他穿上囚服，把头发剃了，那会彻底伤害他做人的尊严，他的心里别提会有多难过。想到这里，酸楚的泪水又不争气地滚出我的眼眶。周律师把和老谢会见时的笔录给我看，当我看到老谢那熟悉的签名后，就像看到了他本人一般，抱着那张纸就哭了……老谢让周泽律师带话给我：不要为他担心，千万不要去渭南。我更加酸楚，他自己的安危尚且难以预料，却还惦记着我。

为了更多地了解老谢这个案子的进展，我每天清早就去网吧查看关于老谢的最新消息，眼睛不好就带上眼镜，挑一个键盘最清晰的机位，不懂得上网就让网吧的网管帮忙。我之前为老谢上访时写过一个辩护材料，在一些媒体朋友的帮助下，这篇文章被传到网上，关注度很高。

不久，凤凰卫视找我做节目。我把握十足地告诉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老谢没有犯法，他的书没有问题。可是，当问到我老谢被释放的可能性有多大时，我却迟疑了。

多方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在社会各方的压力下，渭南警方终于要放人了。9月17日，我和周律师再次去渭南。14天前，我和周律师第一次到渭南时，我和老谢只能隔墙相望。这次来，真的能见到他吗？

越心焦就越觉着时间过得慢，我隔着探视室的玻璃向里边窥探，希望早一点看到老谢，只有见到他，我的心才能踏实下来。不一会儿，老谢终于出来了，那样一个刚正不阿的大男人，见到我却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拍着他的背，哭着说：“老谢，噩梦结束了，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出狱那天，华阴的移民代表董生鑫给老谢打来电话：“您出来了？我们好几百位移民正准备这几天到临渭探监呢！”当晚，我和老谢回到了北京。当我们下了飞机以后，机场满是迎接我们的记者和朋友，他们把鲜花献给了老谢，老谢落了泪。

如今，老谢每天还是坐在电脑前，写他的书。他还是那句话：“在2011年把《大迁徙》这本书正式出版，给渭南移民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