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水地》与古代水文化

水在大地之间，无处不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是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文明之源。尼罗河孕育出古埃及文明，恒河孕育出古印度文明，而黄河则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由此产生了许多以水解释生命和宇宙起源的诗篇、神话和传说。《管于・水地》是一篇关于水的专论，但其重点并不在水的自然特性和地理分布，而是试图用水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了解古代的水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原之水

近代以来，学者对《管子・水地》的注意，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以为《水地》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具有相同之处。从《水地》篇来看，它首先认为地是万物的本原，水是地的血气，犹如人的血脉中流淌的血液。水可以聚集于江河湖泊，流人大海，也可以飘荡在太空，散落于大地，凝聚成冰霜雪雨，隐藏于万物之中，草木因水而丰茂，鸟兽因水而形体肥大、羽毛丰满。所以，《水地》最后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什么叫本原?本是木的根，原是水的源。本原就是事物的起源。西方泰勒斯是自然哲学家，他直接面对自然进行思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理性思维，试图寻找万物的统一性。而中国古代思想中对“本原”的运用更多地带有隐喻性，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如果把《水地》也看成是寻找万物的统一性，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如开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最后却以同样的语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在没有更多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在泰勒斯那里，“水是万物本原”的命题，不管是如何简单和幼稚，它由个体性的思想演化为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成为思辨的开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这个命题，是哲学命题；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藉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从此古希腊人开始摆脱日常生活的图景，进入纯概念的思辨领域，开始哲学的思考。日常生活中的实在被哲学意义上的实在扬弃了，“一切古代哲学中所讲的是关于概念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变化。

但是，中国古代思想一直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世界，而且强调日常生活。同样，《水地》所表达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哲学的开端，没有生发出一种哲学传统，因为它并非寻找世界的统一性，而是从感性的、猜测性的角度论述了水对万物产生、生长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可窥中西思想发展的差别。

德性之水

水在自然界中具有丰富的形态，随顺而流，由高就低，无常形，无成势，清澈见底，澄明如镜。正是这些，给予人丰富的联想，尤其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成为道德和正义的象征。

由于《水地》认为水与人的道德品性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因此《水地》提出“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不同，人的品性也不同。齐地的水流湍急，所以齐民贪粗而好勇；楚地的水柔弱而清澈，所以其民轻果而敢；越地的水混浊而且向外浸润，所以越国人愚昧而好嫉妒；秦地的水浓聚迟缓而且淤浊混杂，所以秦国的人贪诈而好杀；晋地的水枯涩混浊，淤滞混杂，因此晋国的人阿谀奉承而暗藏奸诈，乖巧奸佞而好财尚利；燕地的水聚集于低洼而且柔弱，沉滞混杂，因此燕国的人愚朴刚直而忠诚坚贞，容易激动而不怕死；宋地的水轻缓强劲而清澈，所以宋国人淳朴平易而祟，尚正直。圣人施行教化，就是根据各地水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

君子能从对水的观察中体悟出道德的意蕴，这同《水地》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水地》体现出古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对人生智慧的领悟可以通过对自然瑰象的观察获得，自然事物可以体现或具有与人类相似的价值观念、道德品性。著名汉学家艾兰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中说：“从这种最常见与最多变的自然现象的沉思冥想中，中国人找到了对生命基本原则的理解，这一原则不仅体现于物质世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水成了抽象概念底部的一个本喻，它构成了社会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水不一定是中国早期哲学的本喻，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确对自然抱有一种亲近的态度，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融人到对自然的体验中去。

生命之水

也许是观察到人的生命离不开水，《水地》不仅认为自然界的草木鸟兽中凝结着水，而且说：“人，水也。”人类生命的孕育，是从男女精气交合开始，由水流布而成胎儿，三个月能含受五味，五味主五藏，五藏具备后产生五内，继而又发育出九窍，五个月成形，十个月而生。这就是《水地》对人的生命产生过程的描述，水在其中无疑是独特而重要的因素。对人的生命形成过程的描述，又见于《文子・九守篇》和《淮南子・精神训》，二者描述基本一致。其中《淮南子・精神训》说：“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联，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分。”不过这里木是以水为生命之源，而是与大地相附会。

《水地》篇以水解释人的生命构成和发生，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多见。但是，20世纪90年代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太一生水》篇，其中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然后产生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等。它把宇宙的生成演化和自然现象的形成与水联系起来，与《水地》具有相似之处，而且有些词汇在《管子》中也经常出现，二者似乎都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但“太一生水”主要讲宇宙演化，而《水地》讲水的重要性，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

神灵之水

水作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为人类控制和利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自在的力量，在《水地》中被称为“水神”。人们把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与水联系起来，产生了从水中化生的神灵，它们不仅具有超凡的力量，而且能预言或左右人间的福祸。《水地》描述了四种与水有关的神灵；龙、龟、妫和庆忌。

古代将常见的动物分为五类：鳞虫、介虫、羽虫、毛虫、倮虫。《大戴札记・易本命》说：“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其中傈虫指的是人，所以排除圣人，凤、麒麟、神龟、蛟龙就是古代的四灵。《礼记・礼运》中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水地》认为，龙与龟都是水中产生的神灵。“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

龙是古代传说中善于变化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可能已经是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观念，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多与本地的风俗习惯相结合。《水地》认为：“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从《管子》来看，龙主要作为能够腾云驾雾的水中精灵和祥瑞而受到崇拜。《管子・形势解》说：“蚊龙，水虫之精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管子・轻重丁》记载“龙斗于马渎之阳，牛山之阴”，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天使使者临君之郊。请使大夫初饬，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情，也都认为龙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是祥瑞的征兆，结果齐桓公还没有出兵，已经有许多诸侯来归顺。《管子》中的这种观念，在以后的文化发展中得到加强。

龟是古人崇拜的另一种水中动物，为介虫之长。对龟的崇拜起源可能相当早，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有葬龟甲的习俗，而在殷代则已经用龟甲占卜吉凶。《水地》说：“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管子・山权数》记载了一则故事：齐都临淄之北郭有“掘阙得龟者”，于是国君派了大批使者，带着上百斤黄金把它迎奉回来，并赏赐发现龟的人中大夫的头衔。

妫与庆忌是与水有关的另外两种精灵。《水地》说妫是“涸川水之精”，一头而两身，形状像蛇，身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郭沫若认为这里的妫即《庄子・达生篇》中的“委蛇”，《庄子》形容它“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山海经・海内经》中也记载了一种与此相似的神灵。“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庆忌也是“涸川水之精”，湖泽干涸数百年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就会产生庆忌，《水地》说它“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管子・小问》说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看到一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可能就是这种神灵。

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外部环境和物质基础，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在《水地》中，水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成为神灵的栖息地。它把龙、龟、妫和庆忌等看作从水中化生的神灵，龟能为“福祸正”，龙能够翻云吐雾，一方面形成了对龟、龙等的信仰与崇拜，另一方面增强了水的神秘感。这种直观经验与猜测想象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对水的认识崇拜中，而且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