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成弱势群体数字出版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光明日报》报道：在整个数字出版链条中，作者无疑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在付出了大量辛苦劳动的同时，他们相信数字出版能带来相应的收益，可最终却无奈地发现：数字出版是“水中月，镜中花”。

数字出版在出版行业是焦点话题。从前，数字出版只是数字技术公司、互联网站、电信运营商的“狂欢”，如今传统出版机构涉足其中，并能将切实收益回馈给作家，数字出版不再只是“看上去很美”。

当然，传统作家对数字出版还是提不起兴趣。儿童作家杨红樱现在和出版社签约时很警惕：“我极少跟出版社签数字版权协议，倒不是抵触数字出版，只是认为它不够完善。”

事实上，现在与不同出版单位签订数字版权的作家很多，但真正能按时、按约定比例、按严格的版税获得收益的作家屈指可数。况且即使收到稿费，作家也并不知道这钱是怎么算出来的。

BIBF数字出版新理念新走向

《中国图书商报》报道：教育类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是目前最大的热点。英国培生集团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重点推荐3个数字产品，即针对小学生的Fronter平台、针对中小学的Write To Learn平台和针对高校的数字化在线教学系统MyLab/Masstering；韩国电子出版协会旗下多家数字出版企业携多款英语学习类数字产品，以期开辟海外市场；由波兰数字出版企业Young Dynasty Tech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进行资源整合的数字教学资源库，内容覆盖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内容，适用于幼儿固到高中3年级学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教学平台。

对于英美出版商而言，数字出版和电子书引发的话题热度远超纸质书，数字出版给这些出版商带来的收入正在不断增长。阿歇特英国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蒂姆·希利—哈钦森预测，出版业未来最大的改变就是电子书销售的上升，未来5年，大众出版领域纸书与电子书的销售收入比将从现在的80%比20%，变为各占50%，或者是纸书和电子书某一方占40%，另一方占60%的收入格局。

而国内大多数数字出版企业则进入了一个平台期。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市场拓展总监文志伟认为，数字出版经历过“热恋期”，现在正处于低谷，“未来至少需要一两年才能真正形成规模”。还有一些数字出版企业则“逃离”北京，到二三线城市建团队，以此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读书》杂志“三无”办刊，“兼收并蓄”

《新闻爱好者》报道：新闻出版工作者多是知识分子，很多是某方面的专家，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新闻出版工作确实大有裨益，近些年更是提倡“专家型记者编辑”，看上去与多年来倡导的“杂家”理念相矛盾。1995年前的《读书》杂志，并不提倡“专家型编辑”，而是追求编辑的“无为一无我一无能”。

当这个“三无”渐渐成为《读书》的办刊思想时，它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因为所发表的文章不是高深的学术文章，而是思想文化评论，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刊物渐渐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园地，成为知识分子爱读的杂志，发行量达10万份。

正因为“三无”，才有了“兼收并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作者不问出身，即使被称为“自由主义刊物”，却仍然发表不同观点代表人物的文章。不过，“兼收并蓄”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因为“《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

文学期刊。那些为梦想而做的调整

《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每年都能上涨几千册，有的时候单期就能增长不少。每期都有上涨的发行数据，让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施战军感受到“纯文学正在慢慢回暖”，在他看来，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慢慢开始安静下来，前些年浮躁的环境也在逐渐改善。对此，《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也表示，年轻的读者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更愿意读一些厚重理性、有历史感的书，文学期刊无疑是很好的选择，而年轻读者的成长也让文学期刊有了更多的受众。环境的变化、读者的成长是文学期刊出现回暖迹象的外在因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内在的，即来自文学期刊自身的积极调整。在这方面，除了积极尝试零售市场、高调投放宣传广告、依托杂志开展各类活动等市场营销策略外，值得一提的还包括文学期刊在编辑队伍改革方面所下的真工夫。

为适应当下年轻读者的需要，人民文学杂志社对编辑部人员进行了合理配备，其中不仅有“50后”资深老编辑把关导向，有“60后”“70后”担任杂志社核心业务骨干，而且还有“80后”甚至接近“90后”的年轻力量。“每隔一两周就要开一次编辑会，督促编辑去发现新作者、发现有创作的苗头，尤其注重督促编辑挖掘偏远地区的新作家，有新人新作出现后还要进行反复讨论。”施战军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