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摘要：利用湖北、河南两省84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禀赋依赖与能力水平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而经济资本禀赋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预期和自身能力水平、与其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不匹配路径，促进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其就业能力与放宽行业准入条件。

关键词：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农民夫妻；联合迁移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迁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兴力量，而且为加速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受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外部因素制约，迁移劳动力很难在城市中实现永久性迁移，进而出现了暂时性迁移、循环迁移或回流到农村等不稳定迁移模式。同时，当前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迁移的主要因素是所依赖的禀赋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于城市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迁移能力、工作可获得性和就业层次均相对较低。但不难发现，劳动力迁移除了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外，还会受到迁移主体禀赋依赖路径和能力水平的约束。据此，本文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通过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Muh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是指农民夫妻同时离开村里到城镇务工时间超过六个月。

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家庭禀赋和个人能力的异质性对迁移行为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性，尤其是禀赋依赖程度和个人能力异质性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机会的可获得性具有非常重要影响。在家庭禀赋方面，格拉斯（Glass）认为衡量家庭背景好坏的标准可以从父母或家庭所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衡定。而司库尼尔（Scoones）将生计资产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类型。石智雷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个人发展预期逐渐趋于理性，并且农民家庭禀赋形成的长期保障效应会弱化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的动机和行为。在能力水平方面，舒尔茨（Schuhz）指出，对大多数群体而言，天赋能力水平和分布大致趋同，但后天的学习和培训对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贝克尔（Becker）、明瑟（Mincer）结合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个人技能、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变量对劳动力迁移Q策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隐含地提出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劳动力迁移而消失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而且劳动技能差异会导致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分离和工资差异。但是，劳动技能的差别关键是后天获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需要有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即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另有研究认为技能型就业和高收入水平能明显降低迁移劳动力两栖流动的概率，同时家属随迁能显著增强迁移劳动力城市居住稳定性。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推动中国农民群体能力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农村劳动力迁移不仅收获了工资性收入，获得了技能成长路径，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扩展了社会网络，为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奠定了基础。在迁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有研究认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最大障碍是个人发展能力的贫困，而能力的贫困一方面是迁移劳动力个人禀赋因素导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体制和政策环境对迁移劳动力的影响，致使该群体边缘化从而失去了应有的资源和权利。也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地理因素对农村已婚男女从事非农工作的稳定性发挥着关键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富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初始目标是为了实现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因对工作性质和自身非农就业能力认识欠缺，将追求预期收益作为能否接受工作的首要动机。但是，现阶段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部门不仅存在劳动力数量过剩，而且还存在劳动力质量过剩。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演变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一方面，“民工荒”必然引起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并逐步实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遇；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同样会调整劳动力供求关系，从而减少“民工荒”发生的频率。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有选择性的，需要的是熟练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也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熟练劳动力才能支付得起迁移费用，而高质量劳动力的注入促进了发达地区的发展，并刺激了资本等其他发展要素的需求，这又反向刺激了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波杰斯（Borjas）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角度出发，指出劳动力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能发挥自身能力的劳动力市场，并基于个人素质高低选择收入差距较大或较小的劳动力市场。程名望等认为城镇生活适应性、技能型收益和精神收益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有显著影响，而且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过程中技能提高程度越大，其进城迁移务工的意愿就越强烈。而且，农村劳动力迁移务工机会是由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所决定的，而工资水平的高低则由技能培训所决定，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综上所述，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与劳动力迁移方面的研究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以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为研究对象，深人分析家庭禀赋、个人禀赋及个人能力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探寻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不仅可以为劳动力迁移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拓展和修正奠定基础，而且可为我国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选取

1.模型选择

为了检验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具体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以及农民夫妻都在家四组，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值无序选择模型来分析禀赋依赖、能力水平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模型的基本原理如下。

假设农民夫妻个体或夫妻双方第i种选择第.j个行为所能带来的随机效用为：

式（2）中，j=1所对应的选择被称为参照组（Base category），即农民夫妻都在家，各项选择的概率之和为1，故该模型被称为多值无序选择模型。同时，第i种选择的似然函数为：

式（3）和式（4）中，（y1=j）为示性函数（indicator function），即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成立，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将所有种可能的对数似然函数加总，即得到整个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将其最大化可得到系数估计值βMLE。

2.变量选取

（1）人力资本禀赋。人力资本投资、成长和积累是迁移劳动力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劳动力迁移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实现人力资本的增长，还可视为提高迁移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产出率的一种投资行为。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主要是通过后天正规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或工作经验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而积累的。农村劳动力教育维度的贫困导致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实现其永久性迁移，而且容易导致农村劳动力回流，形成逆城市化现象。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会影响自身迁移行为，还会对家庭其他成员的迁移行为造成影响，相P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也越高。因此，本文假设处于35-45岁年龄段的夫妻，受教育程度越高且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联合迁移。

（2）社会资本禀赋。社会资本对人们能否获得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资源的可获得性影响着人们拓宽与资源接触的机会，因而社会资本和资源可获性程度是实现个人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因此，本文假设社会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高。

（3）经济资本禀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迁移前家庭绝对收入水平越低，劳动力流动概率越高，相对收入越低，其劳动力外出概率也越高。因此，本文假设农民迁移前经济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4）自然资本禀赋。土地资源等因素也会对劳动力迁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家庭耕地数量与家庭成员流动人数呈“U”型的相关关系。家庭拥有的物质资本或财富越丰厚，越有可能抑制家庭迁居决策。因此，本文假设自然资本禀赋越丰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5）能力水平。技能水平不仅会影响劳动力对收入的预期，还会影响个人转移后的主观感受、职业类型、工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自身转移行为决策。王德文等的研究发现，各种形式的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迁移都有显著作用。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的职位，对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歧视程度越小。因此，本文假设农民夫妻外出务工收入越高，其联合迁移的概率越高。同时假设参加过职业培训、签订了劳动合同会提高夫妻联合迁移的可能性。

（6）控制变量。安德森（Anderson）、贾男和马俊龙等的研究发现，拥有农村医疗保险明显地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县市内迁移成为劳动者最满意的选择。农村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倾向于流向离家乡较近的地方，但距离对外出的约束逐渐减弱。另外，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代表了家庭在当地的社会政治地位，同时具有一定的资源分配优势，但是要维持所具有的行政性决策优势，就必须以村干部的身份从事兼业行为，并不能完全放弃村干部工作去实现迁移，这可能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决策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离最近县市距离及村人均纯收入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GL004）课题组于2013年7-9月和2014年8-9月的两次调查。这两次调查分别选取了湖北省仙桃市、公安县、松滋市、石首市、襄州区、宜城市、南漳县及河南省夏邑县、南召县和虞城县10市（县、区）49村852户农户进行面访式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845份。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市（县、区）随机选择2-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3村，最终在每个样本村随机调查8-10户农户。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劳动力结构、农业投入与产出、家庭收入和支出以及家庭信贷、土地流转、环保意识等方面，有效涵盖了研究所需的相关信息。

2.描述性分析

对调查资料整理后发现，845户样本中，有345户农户是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占全部样本的40.82%，比例最高；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农户样本为250户，占全部样本的29.59%；妻子迁移、丈夫在家的农户有105户，占全部样本的12.426%，比例最小；夫妻都在家的样本有145户，占全部样本的17.165%。

各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1。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均值为2.957，即在平均水平而言，农民夫妻家庭约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了迁移行为。解释变量包括资源禀赋、能力水平与控制变量三大类。每类指标又含有若干二级指标，如资源禀赋又包括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四大方面，而人力资本禀赋又包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程度三个指标，各项指标的描述性信息在表1中都有明确反映。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我们注意到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能力水平和控制变量内部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回归结果偏误，首先需要检验多重共线性，实质上是对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程度的检验。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可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如果当VIF>10且Mean VIF>1时，变量内部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那么估计量系数方差会变大，估计误差会增大。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的VIF

2.多值无序选择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进行了多值无序选择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模型I），妻子在家、丈夫迁移（模型Ⅱ）和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模型Ⅲ）的边际效应，回归结果见表3。

（1）禀赋依赖。人力资本禀赋中丈夫年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年龄每提高1岁，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129%、0.172%。妻子年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样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妻子的年龄每提高1岁，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070%、0.095%、1.401%，表明夫妻p方的年龄都会对迁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年龄越大，对夫妻联合迁移的负向影响越大。

模型Ⅱ与模型Ⅲ中丈夫受教育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年，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1.218%、1.301%。模型I中（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丈夫受教育程度不显著，表明丈夫受教育程度对妻子单方迁移行为影响不明显。妻子受教育程度在三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丈夫受教育程度对自身迁移及夫妻联合迁移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妻子受教育程度对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目前在湖北与河南农村家庭，大男子主义还依然存在，妻子对家庭的影响力明显小于丈夫的影响力。

人力资本禀赋中丈夫健康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丈夫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308%、5.187%，而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倾向降低1.166%。同时，妻子健康状况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妻子的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等级，妻子迁移、丈夫在家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598%、3.448%，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倾向降低4.443%。可见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不仅决定了本人是否能迁移，同时会影响配偶的迁移行为。

社会资本禀赋中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每增加1人，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3.145%、3.250%、3.161%。表明社会资本禀赋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从而社会资本禀赋的积累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自然资本禀赋中家庭耕地面积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降低0.139%、O.203%、0.232%。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夫妻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放弃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夫妻双方的联合或一方迁移，需要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和风险，因而实证结果符合预期，农民夫妻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农民夫妻迁移倾向越低。

（2）能力水平。就业行业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就业行业对夫妻单方迁移影响不显著，但对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夫妻联合迁移不仅要求较高的收入预期，同时更希望在同一地点从事同一行业，当农民夫妻的自身综合能力水平与所能从事的行业不匹配时，就可能抑制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效应为负表明夫妻联合迁移提高了对就业行业的要求。月均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月平均收入每提高1元，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319%、2.713%、2.609%。这一结论完全符合预期，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的动力就是家庭效用和收入最大化，夫妻外迁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对家庭纯收入的提高起到显著作用，同时能够双向促进夫妻外出的可能性，因而夫妻月均收入越高，夫妻迁移倾向越大。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夫妻参加过职业培训会促使夫妻联合迁移倾向提高10.118%，根据边际效应的大小可知，该变量是影响夫妻联合迁移的最主要因素。迁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会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以提高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从而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因而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夫妻对其实现顺利迁移，并获得稳定工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3）控制变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都对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夫妻家庭成员有村干部会促使妻子迁移、丈夫在家，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分别提高2.916%、7.678%、1.576%，这也与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村干部家庭可以充分利用其社会地位与信息资源，减少家庭成员迁移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力于家庭成员对外迁移。离最近县、市的距离在模型Ⅱ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离最近县、市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妻子在家、丈夫迁移倾向降低0.417%。换言之，农民夫妻家庭所在位置离最近县、市的距离越远，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中断迁移行为，选择都在家从事自营或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增大；也越有可能倾向于改变只有丈夫迁移的模式，从而实现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妻子在家、丈夫迁移而言，离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远，就越会增加丈夫回家和妻子经常相聚的迁移成本，势必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往返家庭与务工地点的频率，形成增加丈夫的迁移成本的循环迁移模式，因而对其迁移行为形成了负面的影响。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Ⅲ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村人均纯收入每提高1元/天，夫妻联合迁移倾向降低0.362%。夫妻迁移最大的动机就是谋求较高的收入效应，若所处村庄人均收入水平较高，那么对城市的预期收入也就相对较低，同时也不可能体会到自身的相对贫困程度，因而村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倾向越低。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湖北省、河南省10市（县、区）49村845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多值无序选择回归模型，将农民夫妻都在家作为参照组，分析了禀赋依赖、能力水平以及控制变量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总体上看，禀赋依赖中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自然资本禀赋等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有显著影响；能力水平中的就业行业、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有显著影响，月均收入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和夫妻单方迁移行为也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和夫妻单方迁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离最近县市距离对妻子在家、丈夫迁移的决策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行为有显著的向影响。

人力资本禀赋中农民夫妻双方年龄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的概率越高；社会资本禀赋中家庭亲戚中近两年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倾向越高；自然资本禀赋中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因此，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或夫妻单方迁移依赖于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条件，而经济资本禀赋条件对农民夫妻迁移行为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能力水平中就业行业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夫妻联合迁移提高了就业行业要求，同时也说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预期与自身能力水平、就业结构存在不匹配；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仅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有显著正效应，且为影响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最主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禀赋依赖与能力水平均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具有显著影响，技能培训对农民夫妻联合迁移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迁移前的就业培训，而且需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迁移就业后的职业再教育与技能再培训，解决其就业能力与就业岗位不匹配问题。由于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提高了其对就业行业的预期，因而进一步打破户籍壁垒，放宽行业准入条件，减少农民夫妻联合迁移成本同样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