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工程后的巨人

【编者按】

于敏，河北宁河县人，1926年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60年底开始从事氢弹技术理论研究，被钱三强称为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65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氢弹技术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所以于敏院士有中国“氢弹之父”之称。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8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学生时代初露才华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

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他的接受能力很强，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后来，他因成绩优秀，在天津最好的耀华中学念高中。毕业前夕，其父失业，在同学父亲的资助下，1944年，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资助者的公司就职。大二时，有关方面发给每个学生每月一袋面粉，凭着这袋面粉和对物理的兴趣，于敏辞谢了资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此后，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

在北大期间，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他留给同学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在一旁静静地看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但是，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当时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于敏也十分关心国事，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1947年，美国大兵中国女大学生，激起全社会的不满，学生组织游行示威。那次，于敏因有事耽搁去晚了，赶紧向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穿小胡同去追游行队伍。游行时，他连眼镜都被挤掉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改变人生的特殊任务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

时间回到五十多年前，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钱三强向他传达了上级决定让他参加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消息。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为核弹家族的一员，原子弹中国有了，但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威力更大的氢弹。当时，正在中国近代物理所进行理论研究的于敏接受了一项国家重任――研制氢弹。一边是自己十分热爱，研究了十年，即将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子核理论研究，一边是未知的挑战和国家的需要，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对于于敏的选择，他的一位老同事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意味着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人生。事实也如此，当时的于敏清楚，国家需要他，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并且那时候他还想着是不是等到氢弹研究出来以后，他再回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因为从兴趣上，他是喜欢理科的。后来事情的发展就不由他了，所以就在武器研究领域里面一直工作下来。

氢弹是公认的在原理和结构上十分复杂的系统，核大国对氢弹技术都是严格保密，转到这一领域的于敏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循，从零开始，对氢弹的原理进行研究。于敏很快钻进去掌握了氢弹的相关知识。一年后，于敏根据上级指示调入核武器研究院，带领部分同事去上海出差，用那里的计算机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他带领大家选择出来三个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模型进行验证。当时，计算机的技术叫做吐纸带，一个时刻打印出一张纸来，这张纸各个空间点的物理量，像温度、速度、压力等这些物理量都排在上头。有一天很有趣，于敏说这个量不对了，给的方程和参数有问题，检查了半天也没发现逻辑指令上有什么错误。就这么排查，最后发现一个晶体管坏了，换了以后，全部的问题就解决了。

在同事眼里，于敏比计算机还准，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于敏洞察入微的能力为氢弹模型最后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三个月的紧张测算，一个无可挑剔的预案结果出现了。这三个月也成为中国氢弹史上最著名的百日会战载入史册。

于敏回想当年，在大西北核武器实验现场，冬天温度摄氏零下30度，道路像搓板，吉普车颠得厉害，头顶不停撞顶棚，幸好车顶棚是帆布的，碰头一笑就过去了。自然气候恶劣，后勤补给匮乏，真苦啊，但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冲淡了这一切。当时基地的伙食，他如今也记不大清了，只记得聂荣臻元帅布置下任务，要尽快弄出个响的、全当量的。“”这么乱，拖下去干扰更大。于敏和已逝的两弹功勋邓稼先是同事、挚友。那些年，只要他俩一起到实验基地，基地人员就会说，又要有“响”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知道消息后，他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平静。他说，他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还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六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我国仅用了了两年零八个月，成为世界上研制成氢弹速度最快的国家。

高瞻远瞩的战略预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院领导中有的上调离开，有的因其他原因调离，科技骨干严重流失，学科领导人匮乏，核武器的研究又正处在新的关键时期，必须要确保我国核威慑能力的有效性，迅速赶上先进核国家的水平。当时核武器的研究远非像外界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两弹突破标志着核武器物理的基本问题都已认识，剩下的只是技术上的进步了。其实我们在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物理，了解核爆过程每个阶段的物理现象、规律和产生机理等方面，都远未做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

此时的于敏深知任务的艰巨和重要，他毅然再次放弃突破氢弹后回到基础研究的夙愿，承担起研究院副院长兼理论所所长的重任，成为了核武器理论研究领域的带路人。此后的近二十年里，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带领大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核武器研究道路，以最少的核试验次数取得了最大的科技进步，迅速提高了我国核武器理论设计的水平。我国核武器研制中的6次突破，其中的4次是在这段期间完成的。

1986年，研究院的工作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与当时已经病危的邓稼先院长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先进核国家核武器发展的水平，预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全面禁止核试验。根据我国当时的核武器发展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抓紧完成必要的核试验，使我国的核武器达到新的水平，一旦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就可能使我们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为此，于敏和邓院长一起上书国防科工委，汇报了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情况，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报告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在于敏的逻辑里，如果不定型武器化，你掌握的东西只是一个方案，还不能够对敌人构成反威慑。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于敏的判断，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于敏为我国核试验部署，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争取了最为宝贵的十年。

“国产专家”的“品质”

于敏是继2009年孙家栋、2013年程开甲之后第三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其中少有的无出国留学经历的“国产”科学家。

于敏没有留学经历，也很少和国外同行进行过学术交流。但他并不缺少国际视野。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就养成了良好的研究习惯，遵从导师胡宁先生的教导，随时关注国际上的最新研究进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梅尔和江森的一篇有关壳模型的论文使他认识到：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一定要非常重视物理实验。后来与之共事的科研人员无不惊讶于他对相关物理实验的了如指掌。后来他又敏锐地抓住了“幻数”这一当时理论物理的国际前沿问题，在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等人提出原子核内具有能隙现象之后，他又和同事们抓住“超导对”这一本质问题，很快把研究工作带上国际前沿。

1955年，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产生了深刻印象，称于敏是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深有感触，他认为自己确实是国家培养的土专家，没有留过学出过国。对搞科学的人来说，“土”是一个缺点，有机会一定要出国进修，回来报效祖国。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他说，他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对于第二个遗憾，于敏则念念不忘。于敏儿子于辛回忆自己的童年记忆，印象中父亲总是很忙，记得父亲曾经教过自己一次如何看懂电路图的方法，他兴奋地跟自己的同学分享，非常得意。经常有很多叔叔来他家里找父亲谈事情，这个时候妈妈就会拉着自己和姐姐出去玩，因为这是保密工作的要求。于辛有了孩子后，于敏将自己的亲情几乎都倾注在这个孙子身上，为了给孙子辅导作业甚至提前备课。于敏的女儿于元回忆父亲退休后的生活，父亲抱怨女儿不去看他，经常自己来找她，于敏对家庭的眷顾之情可见一斑。

淡泊名利的老人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在于敏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不为物欲所动，不为权势所屈。不管上面有多大压力，他觉得不科学就不做，不为利害所移。外面对自己有利，对自己有害，不能移动一点基本信仰。对于取得的成绩，他淡然处之，对于外界的盛赞，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他说过，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