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中的民族心理探析

【摘 要】《蛙》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了《蛙》中深刻、丰富、强烈、复杂、独特的民族心理：强烈复杂的群体意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和真诚的忏悔与赎罪意识。《蛙》是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心理的一个艺术标本。

【关键词】《蛙》 民族心理 群体意识

小说《蛙》对于莫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他的创作题材的新拓，同时也是他能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支撑作品之一。小说情节围绕着计划生育大背景下高密东北乡村民生育这一主线而展开。作品表现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由于执行方式的不当，造成了较多的负面结果，客观地展现了一段残酷的乡村生育史。关于《蛙》的思想内容，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种观点认为，《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评价。另一种观点与其相反，认为《蛙》只是借助计划生育这一载体和语境，探讨了人格、人性、情感、生命和灵魂。①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在文本中都能得到印证，并无对错之分，但是《蛙》并不止于此，它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艺术地表达了某些心理。但是，目前学界在此维度上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初步探析。

一、强烈复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就是群体成员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征的认识。群体成员能明确意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个群体以及该群体有别于他群体的界限。同时，群体成员在心理上能产生共鸣，具有明确的“我们”的心理状态，由此产生特定的情感和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成员间的活动发生相互影响，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以此约束每个成员的行为。②

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源远流长。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为生，加之频繁的水旱灾害，使他们认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团结协作。各部族间的战争使得个人利益和族群利益密切相关，人们感到只有共同抵抗外部，个人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由此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逐渐形成。这种“众则存”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存在于炎黄子孙的心理中。《蛙》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群体意识。

首先，个体成员对于群体具有极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蛙》中的“我”和小狮子在退休后重返高密东北乡，发现“偏僻落后”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给杉谷先生的信中表达出了对这种变化的由衷的赞美和自豪。“我”对家乡变好变美的感慨来源于“我”与家乡紧密相连的感情和一直以来“我”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这种感慨存在于每个高密东北乡人的心中，也发乎于每一位中华同胞的心底。当民族受到欺凌侵略时，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会使大家团结御侮。小说中“姑姑”在7岁时被日本人当作人质带到平度城。虽是一个孩子，但她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她不仅劝母亲和奶奶不要哭，在面对杉谷的宴请时，她也毫不畏惧。尽管这段描写有些夸张，但它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一员即便是7岁女孩也都具有反抗侵略、捍卫中华的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的无畏心理，而是源远流长的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自发显现。

其次，封闭的乡村相对更稳定，这使其成员具有较强的保守心理。例如，“早婚早育，多生偏男”的思想一直延续并在许多人思想中根深蒂固，高密东北乡民便是如此。他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十分抗拒，要么集体默默地抗拒“姑姑”的宣传，要么群起胡吵闹、乱嚷叫、向台上扔砖头瓦片以公开反对县剧团宣传的男女平等思想，要么集体抵制男子结扎术，要么无视计生人员发放的避孕药具。总之，保守的生育思想以强烈的群体意识的形式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

最后，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感，能顾全大局，讲团结，具有集体荣誉感，必要时能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具有较高层次群体意识的成员心理中，如我“姑姑”，她不同于从个体层次的群体意识出发的绝大多数村民们，而是尽职尽责于计生工作，与村民斗智斗勇，甚至连自家的侄媳妇王仁美都“不放过”，牺牲了自己曾在人们心中树立的“活菩萨”形象而被村民们称为“活阎王”，她放弃了自己的婚姻，舍掉了自己的青春。当然，“姑姑”在扼杀未出生的生命的时候，其内心也有着巨大的自责和愧悔，这是她的人性和母性的凸显，而没有流于一个执行政策的机器。莫言既看到了民族群体意识的积极方面，也看到了它的消极方面，显现了民族群体意识的复杂性。

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

因为蛙的独特含义，有人将《蛙》的主题解读为民间原始意识“生殖崇拜”③。小说中很多女人因生孩子遭罪甚至殒命，但还是坚持多生和超生。正如“我”的母亲所言“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都为了生孩子来的。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④作者借“母亲”之口表达了农村大多数女人的心声。

强烈的生殖崇拜意识在中华民族中又很独特，具体体现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生男孩才是荣耀。陈额听到自己的小老婆生的是男婴时，高兴得手足无措，流出了两行蜂蜜般的泪水。张拳为了生儿子对姑姑出手，高喊着“谁要敢绝我张拳的后，我就跟谁拼命。”⑤陈胆为了生孩子而丧命，但当陈鼻知道妻子生的是女儿时，痛苦万端，竟无暇顾及丧命的妻子和早产的女儿。这些农村里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百姓重男轻女，而高官富户们更是求子心切，他们纷纷找“姑姑”讨要生男孩的秘方。这些表明，重男轻女思想在整个民族成员中极其普遍，与文化水平高低、财富多寡和职务高低没有任何关系。

三、真诚的忏悔与赎罪意识

无论当初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理由如何充足，但当时的相关人员后来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忏悔和赎罪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三类人身上。一类是直接落实计划生育的人，如姑姑和小狮子。另一类是对计划生育起到了辅助作用的人，如秦河和王肝。三是因自身利益而使家人受到伤害的人，如蝌蚪。

姑姑的赎罪是建立在对生命的珍视以及自我认知上的心灵的忏悔。忏悔，是彻底地承认自身罪过。姑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她记住了每一个被流产的孩子，某个晚上她将蛙鸣幻听成婴儿的啼哭声。那些被郝大手捏出的泥娃娃脸上的迥异而细致的表情是她向每位她所企求宽恕的婴孩或婴孩的母亲的见证。生命的后期，姑姑在捏泥娃娃中走上了救赎的道路。一直忠心耿耿追随姑姑的小狮子在退休后也一直自怨自艾，后悔当年跟着姑姑引流了那么多婴儿，伤了天理。小狮子的赎罪是明显的“自我忏悔”，当不能怀孕报应到自己身上时，她才意识到之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秦河和王肝虽然没有直接动手参与流产，但却因为爱情而支持着姑姑和小狮子的工作，对于计划生育的执行起到了辅助作用。秦河作为驾驶员，曾帮助姑姑追逐耿秀莲和王胆，成为她们丧命的直接推手。王肝则为了小狮子出卖了自己的父亲和妹妹。生命的晚年他们一起梦到送子娘娘和小孩来找他们“有恩报恩，欠债讨债”，实际上是对自己曾经行为的自责和悔过。他们一同参与到捏泥娃娃这项事业当中，以救赎自己。蝌蚪的忏悔主要表现在给杉谷先生的回信中，“王仁美及其腹中的胎儿之死，尽管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推给袁腮……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⑥ 蝌蚪的救赎缘于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极度不满，忏悔自己没有维护王仁美，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蛙》中的忏悔和赎罪意识，不是个体的心理表现，而是中华民族极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心理的显露，表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担当、勇于自我审视的群体心理特点。

总之，《蛙》以计划生育为背景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展现了非常深刻、丰富、复杂、独特的中华民族心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心理的艺术标本。

【天津大学201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10056233】

参考文献

①梁振华，《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J]. 《中国图书评论》，2010（4）：93-98

②彭克宏、马国泉：《社会科学大词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336

③廖先怀，《生殖崇拜视角下原始生命的回归——莫言〈蛙〉之探析》[J].《安徽文学》，2013（6）

④⑤⑥莫言：《蛙》[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文法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