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林权改革调查

“说话摇头晃脑，非常官僚！如果杀人不犯法，我恨不得把他给杀了！”说这话的，是成都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退休前，这位老太太也是一名级别不低的公务员。她出离常态的愤怒，源于8年前，参与一家公司在攀枝花的林权改革，并成为了一名林主。

老太太很恨的这个人，是攀枝花市仁和区林业局局长艾江南。艾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知道这帮人对他有情绪，但“情绪解决不了问题，我也是在依法依规办事”。艾江南认为，他们应该去找公司，而不是政府。

那场在攀枝花的林权改革，一开始，投资者与地方政府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当林木进入收获的季节时，彼此的关系剑拔弩张。多年的拉锯战后，终于“鸡飞蛋打”：林木处置权非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培养”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愤怒的林主；当初组织大家参与林改的四川亿锦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亿锦公司）老板―魏大勇，被公安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带走；地方林业部门在埋怨公司老板和业主中，逐渐丧失了公信力。

这样的林改，究竟如何产生？ 拥抱林改

林权改革大致经过4个阶段，其产权也经历从个人到集体，再从集体到个人不断反复的过程。最近一次林改的背景是，2003年6月25日，国家出台《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改革核心是解决集体林产权被虚置、经营主体地位不落实的问题。通俗说，就是将集体林权承包出售，激活农村资产，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亿锦公司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于2005年4月成立，成为了四川省第一家进入林业市场的公司。

那些年，林改炙手可热。中产、白领阶层参与到林改中，成为改革的先行者，这包括那些有点闲钱、了解政策的公务员群体。在他们看来，这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又一重大制度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已被实践证实了的成功典范。因此，他们不想错过这次改革。毕竟，花点钱在农村获得几亩甚至上百亩的山林，不久的将来，可将这些林木变现成白花花的现金，确实诱人。

中产阶层果断拥抱这次林改主要在于国家对林改的重视与支持。2006年、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都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定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给林业企业搭台，吸引着他们到农村参与林改。

2005年12月至2007年3月，亿锦公司先后4次在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乡的农村，流转了7000多亩集体林地和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权，流转期限是40年。

当时，政府部门出台文件鼓励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参与林改；社会宣传的氛围中，林改也获得了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接连不断的叫好声。

亿锦公司不断地放出投资林业回报高之类的信息，也将攀枝花基地的6283亩林地及林地上的林木，先后分4批、二次流转给500多位购林人，流转期限7年。这样，“公司+基地+林主”的运营模式开始成型。当时，这些林地上的云南松树龄已达33年。云南松采伐的最佳年限是40年，这意味着，7年期满后，投资者将可兑现参与改革的红利。

当时，购林人从公司二次流转的价格是每亩5500元（其中7年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每亩3300元，7年林木管护费是每亩2200元）。合同中，公司还和购林人约定每亩林地的棵数、产出蓄积量。如果产出无法达到约定的蓄积量，公司将按“同等树龄、同等树种的原则补齐”，蓄积量超出约定的，超出部分归购林人所有。

从今天看来，这家公司的合约还是表达了足够的诚意。因为公司在二次流转时，没有全部流转，留有300多亩林地及林地上的林木。此外，二次流转期满后，这家公司还有33年的流转期限。为防止林木因被偷伐或遭遇病虫害、火灾等而出现的损失，该公司在请专人养护森林的同时，为这些林木投了保险。

公司拥有的存量林木及后续的这些做法，让购林人觉得投资是有保障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点文化的，也是熟悉政策的。”林主路凌告诉《南风窗》记者，有些林主还是农林部门的公务员，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保障，不会轻易投资，毕竟涉及的金额不少。这500多购林人中，从公司流转的亩数最少5亩，多的达200亩，流转亩数以10亩至15亩居多。流转金额在两三万元至上百万元不等。流转获得了仁和区政府颁发的国家林权证。由于购林人九成以上是成都人，所以仁和区林业局特意从700多公里外的攀枝花赴成都给购林人颁发了林权证。 先驱成先烈？

7年的流转期一晃而过，到了收获的季节。这时，一场关于林主、公司和地方林业局间的博弈，才刚刚上演。

7年流转合同中，2012年到期的有182人，2013年到期的有339人，2014年到期的有13人。早在2011年，购林人就委托亿锦公司代他们申请采伐，但仁和区林业局一直没批。

林主怀疑是公司欺骗他们，林主代表跑到仁和区林业局咨询公司是否真的已申请砍伐。得到答复是，“申请了，但并不是申请我们就批”，至于不批的原因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没批”，“领导换了，情况不明、资料不全，研究后再答复”……当时，林业局的这些回复让李建国、路凌等林主代表瞠目结舌。“我们一下子就傻了咧！”路凌说，“当初我们去投资时，地方政府非常热情，说感谢我们的投资让林地资产激活，农民受益，但到了我们的收获期却是这般待遇。”

从2011年起，亿锦公司就向仁和区林业局提交申请采伐指标。2012年3、4月份，该公司再次为客户填写采伐申请，但仁和区林业局一直不受理，直至当年7月初，仁和区林业局才收下客户的采伐申请书，但采伐指标至今未获批准。

比未获批准更可怕的是，地方政府部门的承诺像哄小孩一样，不停地承诺给砍伐指标，但又没落实，甚至否定之前的承诺。

很多林主因此到四川省林业厅、省政府上访。仁和区政府、林业局等约见了林主代表，但林业局一开始给出的说法是，“这些林木属于天然林，不能砍伐”。

不过，为“确保十期间的社会稳定”，当时仁和区林业局还是答应妥善解决此事。2012年12月14日，该局对购林人申请采伐回复时称，按特事特办的原则，“决定分配给你们本次采伐限额是10534.17立方米，以后各年度的采伐指标则在分配的年采伐限额内逐渐安排”。

今年3月17日，艾江南告诉《南风窗》记者，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要求，需要预留20%的采伐限额，实际能分配给亿锦公司和林主的年采伐限额只有2809立方米。这显然无法让林主和公司接受，因为这片林木的蓄积量预计8万多立方米，如果每年只给2809立方米的采伐指标，意味着这片林地完成砍伐需要近30年。目前，这片林地已有几个林主还没能享受到红利就已去世。30年后的承诺和兑现，更像是给林主画了个大饼，但他们享有的林权年限只有7年。

林主当然希望一次就能获得更多的砍伐指标，因为采伐指标过于零散，采伐成本就更高。为此，林主继续上访。出于维稳考虑，2013年1月25日，仁和区林业局答应将采伐指标大幅度提高：从2013年起至2016年间，每年优先分配给亿锦公司和林主的采伐限额是2万立方米，4年共分配8万立方米。

不过，再次申请后，采伐证还是迟迟没有批下来。多次的沟通协调中，仁和有官员给林主放风说，“你们每亩5500元从公司那里流转了7年的产权，但你们知道公司向当地农民流转的价格是多少吗？才500多块钱一亩啊！”

仁和有官员建议林主亿锦林业，因为林主投资失败是公司暴利引起的。路凌说，仁和区林业局想转移矛盾，因为现在问题的核心不是投资成败，而是采伐指标卡壳。路凌说，“我们的木材还没有销售，投资成败定论为时尚早，我们首先要林业局给我们砍伐指标，但他们故意转移了问题焦点。”后来，亿锦公司还主动放弃了7000多亩林地和林木余下的33年权益的处置权，让500多户林主共享。但在没获得对自身林木的处置权之前，这都是看得见但摸不着的利益。

艾江南告诉《南风窗》记者，亿锦公司和林主的采伐申请，至今还没有进入行政审批的程序，因为还没有受理，不受理的原因是：对方没有提供完整的申报资料。对此，多位维权的林主代表反映，仁和区林业局已习惯说谎，申请一直进行，但对方故意说缺这缺那，故意卡壳，“他们总能找到不受理的理由”。 谁赢了？

2013年10月底，亿锦公司董事长魏大勇以及公司的其他3名股东和高管，被成都市锦江区督院街派出所带走。据悉，涉及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过，当地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打回让公安部门补充证据。

这事，重击了林主的维权。因为公司随着老板被抓，租金都交不起了，林木也无人看管了。如今，即使林主获得采伐指标，谁来采伐？原子化的个体究竟有谁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实力统筹安排？砍伐林木需要修路、砍伐费等成本，是需要有实力的大公司的大笔资金去支撑。对魏大勇的遭遇，林主维权代表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联合设下的一个局，通过抓公司负责人，让分散的林主干不成事，达到了占林主林木为己有的目的。但这只是单方面说法。

3月18日，《南风窗》记者来到督院街派出所找到了办理此案的警官了解情况，但这位警官表示，采访要得到锦江区公安分局的批准。记者随后来到锦江区公安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登记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并留下记者的手机号码后称，她将在请示领导后主动联系记者，但截至记者发稿，仍未得到对方回复。

艾江南告诉《南风窗》记者，之前承诺给2万立方米的砍伐指标，如果没得到四川省林业厅的书面授意，他也没办法批―尽管此前已作出书面承诺。

林改是系统工程，从国家层面而言，当初就是想在强化对天然林保护的同时，通过鼓励公司或私人参与林改，让用材林的生产来解决木材供应的需求。但即使是人工用材林，国家对采伐指标也卡得较严。这使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和国家严格的采伐限额指标间，产生冲突。

《南风窗》记者看到了仁和区林业局给攀枝花市相关部门的一份报告称，采伐不批的原因是林分的起源存在争议：攀枝花市林业调查设计单位和四川省林科院对这片林地的林分起源认定有部分差异，为避免将天然林作为人工林误采，需要对申请采伐林木的起源进一步核实。直到2012年11月4日，攀枝花市政府才将这部分林地明确为“人工林、符合商品采伐的有关规定”。不过，早在2006年，林业部门给林主发放林权证时，对林种的认定已是用材林。

事实上，除了国家对采伐指标的严控外，还与仁和官方“另有打算”有关。前述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深层次的原因是：“该林地所在区域是攀枝花市重点水源涵养区之一，是小纸房水库（库容200万立方米）汇水区……这一带的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大面积采伐后容易导致逆向演替，恐难以将植被恢复现有森林植被现状，这片区域是仁和区确定的重点生态保护区。”

此外，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被喻为阳光之城的攀枝花长期干旱，种树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片林地对当地生态的意义不言而喻。

攀枝花林改，从最早参与的那一批林主算起，改革已进行9年，二次流转期限也已期满。生态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些林权改革参与者们的权益，谁来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