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平促效率

[摘 要]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本文从阐述效率的一般概念到提出“竞合效率”，从 分析公平的一般概念到论述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实行“以公平促效率” 的社会分配原则。这样，既坚持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公平，又提高了竞合效率，可以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在长 期演化中的体制优势。最后，本文还就国际分配与国内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三次分配等问题，提出要 真正确立和落实“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做到“共建共享”。

[关键词] 公平；效率；和谐社会；分配原则

[中图分类号] F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7-0005-04

[作者简介] 吴锋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江西 南昌 330077)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其原因在于：伴随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标的逐步实现，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贯彻了十几年，直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才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一直以来，对公平与效率的争议从未停息，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1.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由是：这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推动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现在仍然要继续优先“做大蛋糕”，在达到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拐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社会公平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或者说，到那时再来考虑公平问题。2.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由是：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利，可以说，社会公平缺失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3.“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单纯对立的，也有协调统一的一面，因此，既承认收入差距过大，又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全球激烈的竞争态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仍然很迫切，就必须兼顾这两个目标。4.“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论。认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而盲目提高公平程度，否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而生产关系得不到及时的变革或调整，社会分配差距过大，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应该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来决定相对合理的方针、政策取向。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的不一致，源于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有偏差。因此，本文在明晰公平与效率内涵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公平促效率”的社会分配原则，求教于理论界。

一、效率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我们必须面对效率这个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概念。

1.效率的一般概念。经济学中的“效率”有几种：第一种叫投入产出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投入产出效率计算简单、度量准确、便于理解，如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等概念就属于这个范畴。

第二种叫配置效率，用以度量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程度，即在经济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既定的资源用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等，不同的选择组合会产生不同的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20世纪初提出的。

第三种是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X效率”。X效率理论强调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非理性倾向等对企业经济活动效率的影响，认为：生产活动不是一种机械的技术决定关系，文化和人格是影响人的努力程度乃至企业经济效率的最深刻、持久的因素，低配置效率相对于X低效率而言只是一个小问题，仅仅通过改善市场配置效率所得到的社会福利改进微乎其微。

2.效率新解。面对信息不完全、垄断、外部效用、公共品等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帕累托效率无法实现。因此，兰卡斯特与利普西提出了次优理论，黄有光提出了第三优理论，卡尔多、西托夫斯基和李特尔等人则提出了补偿问题和假想补偿标准、双重标准、三重标准等，期待政府制定执行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以接近帕累托效率。但阿罗不可能定理否认了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可能及接近帕累托效率的努力，直到阿马蒂亚・森对饥饿、贫困和经济发展的不懈研究，才使对效率这一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道德伦理方面，否定了权威主义政府以及两极分化有助于促进提高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观点。

其实，所谓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效率高的市场主体替代效率低的市场主体，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使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率得以提高。所以，笔者把“资源配置效率”更贴切地称为“竞争效率”，指市场主体替代竞争对手占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效率的增量，以自利为目的、无止境地追求竞争效率，促使利益与资源不断集中，一方面，必然导致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可能形成如“囚徒困境”所揭示的恶性竞争格局，即不仅不能够“自动”地导致整体效率的最优，反而导致所有个体的最劣效率。

而所谓的“X效率”就是企业内部的团队精神，团队成员间不计较私利的合作提升了团队的效率及企业的效率。所以，笔者把“X效率”称为“合作效率”，是合作收益超过合作成本并形成“合作剩余”所产生的效率的增量。很明显，莱宾斯坦的X效率就是合作效率在企业这一微观层面的体现。但是，由于合作是一个以利益均衡为前提的连续过程，而这种利益均衡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中十分脆弱，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合作机制仅限于企业内部的团队精神和股份制，甚至企业间的战略联盟也难以长期维持，另外，企业间的合并不能取代企业间的合作，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给合作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合作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合作效率也可以更高，因此，社会主义可以在两种体制的长期演化中逐渐获得并不断扩大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

竞争效率和合作效率统称为竞合效率，在个体效率组合成经济系统的整体效率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与合作是共生的：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合作提高竞争的层次和效率并控制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结果。

竞争是合作的基础，也就是说：(1)竞争是合作的动力源，市场主体面临的外部竞争越激烈，对合作的需求也越强烈；(2)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提高了竞争力从而提高了合作力，较高的合作收益为合作效率提供保证；(3)所谓“搭便车”的行为，实际上是合作共同体没有支付合作成本的结果，提高竞争力也就提高了市场主体支付合作成本的能力，使合作更趋向于发生并稳定发展下去；(4)竞争对合作形成制约，即超越竞争力基础的合作，是没有效率的合作。

合作提高竞争的层次和效率并控制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结果，也就是说：(1)博弈论已经证明，合作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唯一选择。(2)合作能够避免“马太效应”的不利结果，这虽然是由于其利益均衡的本质，但也说明了多维度均衡开展合作的重要性。(3)合作提高竞争的层次和效率。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上的一统天下，由通产省出面组织多家企业合作攻关，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后，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为其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

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均属高效率、社会主义国家均属低效率的论点，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一个重要事实是，改革前2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1%(与日本战后的年均增长率差不多)，而被联合国确认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全都是私有制国家。美国的凯斯和费尔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阐述：“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经济理论也并没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成功的结论。”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时代的中国及后时代的中国》一书中给出了如下数据：“在1952(此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到1978年期间，中国的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工业化步伐速度之快可以与现代世界历史中任何一个处于相似时期的国家所达到的速度相比。……国家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增加到3000多亿，而工业占了增长中的大部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也就是说竞争效率较低，那么，新中国前期比较高的整体经济效率或者说竞合效率主要来源于很高的合作效率。可惜的是，这种合作效率的基础如凝聚力、奉献精神等在“”中被破坏殆尽，现在迫切需要重建这些基础。

二、公平

公平就是公正、平等，要求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公平感引发认同感和归属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

1.对公平的一般认识。人的经济公平观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历史发展阶段。比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资分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其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而被普遍接受；但从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的经济本质上讲，其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另外，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作为初级的按需分配制度，又同时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人的经济公平观也受人的认知活动和价值观的支配。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公平理论又被称为社会比较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然而，社会分工的千差万别，特别是不同种类的工作难以进行客观的量的比较，就导致了公平的主观性及阶级性。

2.全面把握公平的内涵。笔者认为，公平的复杂性真正表现在其广泛的内涵上。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顺序，公平可以划分为起点公平、过程(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其中：起点公平包括政治公平、法律公平、基础教育公平、财富公平、代际公平等内容；过程公平主要是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这里进行第一次分配；结果公平主要指收入公平、代内公平等，在这里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分配。我们在考量社会公平的时候，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公平的内涵，对起点、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综合的评判，只注重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经常转换概念，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人人生而平等”是起点公平的简单直观表述。虽然人的天赋能力有差异，但从奴隶社会开始，到封建社会消灭人身依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破除等级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来解放劳动者，一直到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人类后代和未来的关注，起点公平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都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过程公平中，机会公平指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和平等参与分工及竞争、合作的权力，规则公平指社会成员受平等的规则约束和相应地获得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尊重和激励。现在，很多人推崇帕累托最优的“市场神话”，羡慕“美国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过程公平方面的实现度很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方面，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限制了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机会不公平；另一方面，所谓的“按贡献分配”表面上强调按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率进行“公平”的分配，但这样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与进行价值转移的生产要素等同起来，实际上造成了无产阶级劳动者与大量占有生产要素的资产者之间的不公平，也就是用“人与物的公平”掩盖了“人与人的不公平”；而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所揭示的剥削，即边际贡献率递减所形成的“劳动剩余”也被资产者占有，使这种“公平”只能成为一种“笑谈”!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按贡献分配”的背景下，财产占有的差别是收入差别的最重大的影响要素。有些人津津乐道人的才能贡献有大有小，似乎收入多少仅仅是由于才能、知识、贡献决定的，其实，连西方经济学家普遍都承认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财产关系，认为“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训练和机会及健康”。只有“按劳分配”才能够真正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是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规则公平。

结果公平比较容易被观测和关注，普遍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说明。出于对贫困群体内部不同贫困程度的重视，阿马蒂亚・森提出了贫困指数，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结果公平的实现情况。

平均主义过分强调结果公平(平等)，但忽视过程公平，对劳动者激励不足。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代际公平，对代内公平却视而不见，不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凡此种种，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是最广泛的公平，各个阶层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所产生的公平感应该是协调一致的，才会对现行的分配制度乃至社会制度产生较高的认同感、归属感。

三、和谐社会：以公平促效率

公平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梦想；公平也是一种历史权利，是中国人民支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契约所赋予的权利。所以，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底线，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突破的。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我们要把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作为一切政策的基点，以按劳分配为制度基础，通过有效的竞争与合作，达到提高竞合效率(而非单纯的竞争效率)的目的，也就是“以公平促效率”。

坚持起点公平，首先，要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体现人文关怀。这次发生的5・12汶川特大地震，全国人民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巨大支持，正是这种公平正义和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也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其次，要杜绝腐败、钱权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等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是人民群众公愤的集中点，对公平与效率都产生了损害。这些非法收入并没有计入官方统计和公布的基尼系数，虽然可能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也不一定很大，但影响却极其恶劣。再次，要解决政策不均与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政策不均会导致城乡、地区和行业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也会导致“寻租”现象泛滥。因此，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到经济建设与社会服务同时并重，充分供应和公平分配公共产品，是政府职能改革的方向。最后，要保证基础教育公平，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坚持过程公平，就是要认识到：首先，如果劳动者的努力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会从根本上削弱劳动者的积极性，弱化劳动者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能力，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要认识到扩大劳动报酬的差距对高贡献者的激励作用并不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劳动报酬差距所产生的激励效果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所以，要把握好劳动报酬差距的“度”。再次，还要处理好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与国有经济控制力之间的关系，避免垄断行业个人收入过高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正如“公平理论”所揭示的：影响激励效果的不仅有报酬的绝对值，还有报酬相对值，因此，激励时应力求公平，并注意对被激励者公平心理的引导，使其不盲目攀比、不按酬付劳，以避免激励方面的恶性循环。而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共建共享”。

坚持结果公平，就是要认识到：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常常可以转化为财富，结果的不平等将会加深起点的不平等，并成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源泉。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不是结果公平，结果公平要体现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准及人文关怀上来。

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就是不要单纯地追求一方面的公平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要努力保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同步、协调推进，不可偏废。

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配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大分配问题：

1.关于国际分配与国内分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发展，确立了国际分配中“效率至上”的原则。按照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或产业环节，实际上也就是价值链的高端，而不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劳动密集产业，实际上也就是价值链的低端。这种国际分工的后果就是：不发达国家或经济体陷入“低技能、技术，低工资”的发展陷阱。根据中国资源比较贫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情，要缓解国际分配与国内分配在原则上的冲突，并避免这个发展陷阱，走上“高技能，高工资”的发展途径，就必须认识到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大力提升劳动者素质，做到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并重，以竞合效率取胜竞争效率，杜绝开放中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引进”，以国家动员的手段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因此，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对应于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争取国际贸易和国际分配中更合理地位及利益的任务和作用，中国政府占有国民收入的较大比例是必需的。这与国内分配无关，不能认为“由于政府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较高，导致民众收入较低”，而是为了争取更合理的国际分配的结果。当然，政府开支应当更加规范、透明，并接受人民的监督。

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基尼系数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高的事实说明，“以按劳分配为主”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缩小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而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使那些只能凭劳动获取收入的低收入群体分享到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当前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劳动工资的比重越来越低。归根结底，资本本位的形成，以及劳动思想、劳动权利的衰弱，工会组织作用的未充分发挥，导致了广大劳动者处于一片散沙的状态，劳动收入微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血汗工厂”、“黑煤窑”、“黑砖窑”!因此，必须从起点公平入手，认真落实工会等组织维护工人利益的应有职能，建立健全工资协商机制，提高劳动者在工资收入方面的议价能力，建立与企业效益水平相适应的正常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3.关于三次分配。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在再分配中采取了一系列关怀民生的措施，如取消农业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低收入群体的困难，但还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由于初次分配是本源性的，而再分配是从属性的，所以，这些措施只能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作用非常有限，比如，国家对农民的补贴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所侵蚀。也有人过于强调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希望政府和社会全部承担消除贫困的责任，但这种做法由于个人不必为自己不良行为负责，很容易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所以，当前需要将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重点放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即既保证个人的努力能够在改善个人处境中发挥作用，个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状况负责，真正建设“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有人把第一次分配称为市场分配，把第二、三次分配分别称为政府分配和道德分配，认为“第一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会损害效率，是政府“越位”。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错误的。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造成了实际的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和各自的经济体制的最优发展目标，各个政府就应该制订不同的市场规则，也包括市场主体进行第一次分配所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采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资本就“理所应当”地攫取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如果采用“劳动雇佣资本”的合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么，同样按照合作经济的规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能够回归劳动者，剥削就不存在了!当然，这种合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理论上进一步的探索。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分配原则应该是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走“以公平促效率”之路。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要真正确立和落实“以按劳分配为主”，做到“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