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各学泰斗祝总骧:愿人人享有经络保健

时间:2022-09-21 09:46:26

经各学泰斗祝总骧:愿人人享有经络保健

一、总理的嘱托

祝总骧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从事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的生理学和基础医学研究。那时,西医界对《黄帝内经》所指“决生死,处百病”的经络基本持否定态度,部分人认为所谓经络即“神经系统”,另一部分人则对经络无从了解,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研究经络徒劳无益。

作为一名西医工作者,祝总骧当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从事高血压的生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也曾赞同经络之“神经系统”说。然而,他是怎样从一个“神经学派”转变为经络学派并成为一个忠实地捍卫者呢?归其根源,还要从总理的嘱托谈起。

1971年的一天,一位重感冒患者来到中国人民三О九医院,当医生给他扎“合谷穴”进行针灸治疗时,针刚扎下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患者突感似有什么东西沿体表爬行,继而又产生一种麻酥酥、热乎平、又酸又胀难以名状的感觉;像是有一条流水,沿“合谷穴”,经手指前臂上行,再沿上臂外侧直窜肩上,最后到达头部,止于口唇上方。三О九医院中医科大夫认为这一奇特现象,很可能与我们祖先所知而今已被忽视的经络有关。实际上,这应是经脉具有的“行血气”的一种显现。由此,他们进一步推测,针刺所以能产生麻醉作用,除神经、化学和电刺激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经络的传感所致。有感觉才有现象,有现象必有本质。要想搞清楚针刺麻醉,必须从研究经络开始。于是,他们开始了对针灸敏感人群的调查,从工厂,到农村,由机关,至商场,先后调查了男女老幼千余人,发现经络敏感者13人。消息传出,轰动了全国的针灸经络研究者,顿时在全国掀起一股寻找经络敏感人的热潮。不久,全国29个省市普查了二三十万人,其结果都与三О九医院的调查测试差不多,敏感人的概率为千分之十几。可以讲,现代经络研究工作便从这里搞起来了。

这次大规模普测经络敏感人群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总理陪同他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一根细长银针扎在病人手上,尔后通上电流,就可以在甲状腺切除手术中起到麻醉作用,手术时病人还面带笑容,没有表现出一丝痛苦。面对博大精深而神奇的中国传统中医,美国总统惊叹之余,习惯性地耸了耸肩膀,显露出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我国医生告诉他,银针扎在“合谷穴”,循经(络)感传到头颈部位,可以起到麻醉作用,目前已用于甲状腺切除术和拔牙等几十类手术中,针灸麻醉,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早有记载。

尼克松追问:“什么叫经络?它有什么功能和特点?”那位医生和她的同事们面对尼克松直白而尖锐的提问,支支吾吾,无言以对。看在眼里,表情凝重,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尼克松访华结束,总理迅速召集在京的医学院校、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尼克松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并郑重提出:一定要尽快将经络的实质搞清楚,中医的经络理论,不要墙内开花墙外结果。此后,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将“经络研究”列为国家重点科技研究项目,从“六五”一直到“九五”计划,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合研究。

从那时起,作为生理学家的祝总骧就将总理的嘱托,铭记在心,在研究经络的征途上开始了长期而艰难的跋涉。

二、破解千古之谜

1972年,祝总骧正式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经络课题组。

当时,正逢全国寻找经络敏感人的调查热潮,祝总骧亲自测证了许多经络敏感人,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现象是真实的,决非空穴来风。可是,由于他初到课题组,对经络现象还只是略有所知,对如何确证经络的存在仍感一片茫然。出于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良知,他尊重实践,坚信科学的金钥匙一定会打开经络这扇未知之门。他陷入了沉思:《黄帝内经》记载经络有“决死生,处百病”的功能,为何100人中只有一个经络敏感者呢?百分之一的经络敏感人,岂能证实经络的客观存在?理由太不充分了。为此,他一参加经络课题组就提出来:经络到底是少数人有?多数人有?还是人人都有?是否可以在经络不敏感人的身上也能测出经络线来?一种科学的叛逆精神和思维,促使祝总骧要另辟蹊径,走一条“测试经络不敏感者”的研究之路。

中国的经络学研究,不仅要冲破“科学迷信”的阻碍、“文人相轻”的“羁绊”,还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洋人的挑战,解决“不可知”和“不可能”两大难题。因而,揭开经络这个千古之谜,所遭遇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祝总骧不信这个邪,以反“潮流”精神,在着手研究经络时,先按照针麻原理,为经络敏感受试者扎上针,检查其痛阈情况:先往“足三里”穴位扎l针,然后用一个5克重的圆锥状硬橡胶叩锤儿,在扎针的地方敲击。祝总骧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敲击,边敲边问:“这儿麻不麻?”受试者说:“你敲的时候,有的地方麻,有的地方就不麻,不麻的地方还特别敏感,有明显串的感觉。”“什么地方敏感?”祝教授似乎预感到有什么奇迹要发生,他急切地问受试者。受试者指出了感觉敏感的地方,祝总骧教授为之―振,便在这些敏感的地方用笔点上点儿,做个记号。“串了,串了”,受试者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往哪儿串?”“上下串。”祝总骧眼睛一亮,小橡胶锤儿沿受试者的腹部、上身敲去,到处都有麻胀感觉,不断用笔点上点儿。当把这些密密麻麻的“点”连成线后,上身的线与腿上的线居然对接在了一起。令人惊喜的是,线的走向与古典经络图谱上的足阳明胃经线相吻合。祝总骧精神为之大喜,马上联想到,敲击不敏感的受试者会是什么结果呢?而后,对10名志愿者敲击测试的结果是:只要小锤儿叩击时暗合了古典经脉图谱线,受试者也会产生上下“串”“麻”的感觉,未曾发现例外。又通过对5000余人的测试,无一例外,人人感受相同,且中心处仅有1毫米宽。

既然经络人人都有,那么就有研究价值了。经络研究小组的人大多是搞生物物理和生物学的,他们有―个共同的看法,单凭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祝总骧借助我国和日本―些学者采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经络的经验,决定用电来测经络。他特制了一个电阻测试仪,让受试者攥住参考电极,他手握另一探测电极,在受试者身上作垂直扫描,只要探头扫描到经脉线上,仪表指针便大幅度摆动―次,说明电极碰到经脉线时,电阻会突然下降。经络线上的低电阻现象连续不断,一个个低电阻点相连便形成了一条线。祝总骧把实验结果确定为―条宽度约1毫米的经络实线。这个结论是祝总骧提出来的,整个经络学界也是第一次。为了反复验证,积累更多数据,祝总骧向社会公开了他的这一实验工作,每逢星期六,义务为志愿者测试经络,来一个测一个,测一个,成功―个。就这样,在无数志愿者的热情参与及配合下,祝总骧测出了分布在人体上的14条经脉线。这是第一次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客观真实的对人体经络的测定,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普遍性和可重复性。

过去,人们一直以经络“看不见摸不着”来否定它的客观存在。在祝总骧的实验室里。人们可以摸到经络的“脉搏”。当用针扎在受试者的经络线上,有了“得气”感之后,实验者细心地将手指放到敏感线上,就可摸得出来它在动,与脉搏跳动不同的是,它的频率有时快,有时慢。祝总骧与中日医院针灸科合作,针灸科的同志也摸到了经脉线上微小的搏动。有搏动就该有声波,声波也是一种振动,经络会不会有声音?祝总骧又给自己出了一道实验题。

要说经络有声音,古今文献还无此记载。到祝总骧这儿来的一位进修大夫大胆提出一种想法,觉得经络像是淋巴,设想把药注射到穴位里,希望药力能沿经络线走。于是,祝总骧敲出经络线,进修大夫便从这条经络线上的一个穴位扎针注射药,针头还没拔出,随着敲击会产生振动。祝总骧带上听诊器放到经络线上听,果然,当叩诊锤儿垂直叩下时,听诊器里便传出洪亮的响声,如同击在了空洞上,“空空”作响,祝总骧称之为“高振动声点”。把这些“高振动声点”连成线后,恰又与低电阻点连成的线互相重合起来。经络原来也会发声,经络是可以被听到的!

至此,祝总骧用生物物理方法,准确地测定出经络线的分布、位置与走向。这项研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填补了人体科学的―项空白,并第一次证明出了人体14条经络的宽度为1毫米,人人具有,终生不变。被西方视为神秘莫测的经络,终于用现代科学方法测试了出来。从此,―发而不可收,祝总骧与他的合作者用高电位、同位素、二氧化碳等手段,在动物、植物和人体断肢上同样测出了经络线,大量勿容置疑的实例证明:经络是―个有别于神经和血液循环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得知此事,特致信祝总骧高度评价了这一科研成果,信中说:“祝贺您发现经络的存在,这―发现解决了我国多年来研究中的争论,并给国际科学界在研究、应用针灸进行临床治疗方面以科学的根据,使针灸的临床应用更容易普及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给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做出贡献。祝您获得更大成绩。”

“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祝总骧以对经络研究事业的执著,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6年,祝总骧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发现了人类存在隐性循经感传线(祝氏命名而为国际公认称LPSC线)。这一发现是人类第―次揭示人体体表普遍(人群中95%以上)存在14条与古典经脉线相吻合的、连续均一、能够重复且高度敏感的线,其宽度仅为1~3毫米,位置稳定不变。这一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1977年《针刺研究》杂志上,该实验多次在国内外针灸经络大会上宣读。北京市科委授予了“三等科学技术成果”奖。1978年,祝总骧和刘亦鸣、傅辛民高级工程师等又首次发现并证明了LPSC线的全程都具有连续、均一、较两侧皮肤阻抗为低的特性,祝氏将其命名为:循经低阻线(CLIP线)。这是人类第一次证明了人体经脉线的全程不仅高度敏感,而且是低阻抗,线宽仅为l毫米,具有连续性、重复性和普遍性。1978年《中医药研究参考》首次发表了这一科研成果,后来《针刺研究》、《美洲中医杂志》等国内外学术刊物相继发表,经多次国内外针灸大会宣布,国内外许多单位重复验证,又经专家论证并鉴定,被卫生部授予了“部(乙)级科学技术成果奖”。此外,他的研究成果《截肢前后经络循行线低阻抗性的研究》,先后荣获卫生部1985年“部(乙)级科学成果奖”,和1986年北京市科委“学术奖”。(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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