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治理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在经济治理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研究公共资源治理结构的奥斯特罗姆和分析企业治理边界的威廉姆森。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公告中称,正是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促使经济治理从科学研究的边缘走向了前沿。

正值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余波未平之际,人们对华尔街复杂的定价理论,产品模型产生了厌倦和怀疑的情绪,所以研究组织治理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能再次获得诺奖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统上,经济理论是关于市场的理论,研究的中心是市场价格。然而至少有两个原因使经济科学应该延伸到价格理论之外。首先,只有适当的合同被制定和执行时,市场才能够正常地运行,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支持市场运行的机构;其次,大量的经济活动是在市场之外发生的,比如家庭、公司等组织中,所以我们需要理论来解释这些实体存在的原因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

研究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交易,哪一种管理模式才是最合适的呢?在公开市场,企业内部还是由政府提供?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它们相对的效率性所解释呢?2009年获奖的两位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些问题,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由资源使用者管理公共资源的大量实证案例,解释了一些交易发生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市场的原因,他们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关于非市场机构的理解。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治理结构理论

奥斯特罗姆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公共资源的治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公共财产因为其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不相等,因此个人使用公共财产时只把个人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忽视了对他人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就是“公地的悲剧”,所以公共资源应该交给中央权威机构或者私有化后由个人管理。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颠覆了这一传统观点,她发现资源使用者常能开发出复杂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来解决各种实际利益冲突,并且归纳出了良好合作机制所具备的特征。

两个失败的案例

奥斯特罗姆列举了一个关于亚洲内陆草原资源管理的案例。几个世纪以来,在蒙古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相邻区域的草原上都有放养牲畜的习惯,历史上这整片区域都是由游牧民族统治的,他们会带着所饲养的牲畜一起进行季节性的迁徙。在蒙古,这种传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被完整地保留着,而邻近的中国、俄罗斯的草原则被置于完全不同的政府管理机制之下,在那里中央政府实行农业集体制,所有的居民都必须永久地居住在所选择的地点。从卫星图像得到的结果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土地退化严重。

与上述政府管理的方法相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土地的状况,解散了原来的,把内蒙古地区的许多土地私有化,单个家庭能够获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这种私有化的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使居民永久居留在同一片区域而不是恢复传统的游牧习惯。结论是:政府管理和私有化比起基于传统的集体管理并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反而会导致资源的加速耗竭。

还有更多的例子能够表明由本地使用者管理资源比外部管理更加成功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发生在尼泊尔,在那里传统的灌溉系统在很长时间内成功地为沿岸的农民分配水资源,即使这些由石头、泥土和树枝建成的大坝是非常原始和简陋的。

在一些地方,得到外国资助的尼泊尔政府转而修建新大坝,但是这些有着完美工艺和设计的工程却大多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现代化的大坝虽然更加耐用,但是却损害了上游和下游使用者之间的长久以来的联系。既然大坝很坚固,那么他们就没必要在维护大坝上进行良好的合作。因此,上游的农民会想尽办法抽取超比例份额的水来灌溉自己的土地,而不用担心引起下游农民的不满,从而失去维护大坝的劳力。这样下游的农民得不到充足的水资源来种植粮食,双方也都不会费尽心力来保护共有的大坝。最终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使用原始大坝时的总粮食产量是高于现代化大坝的。

教训

以上提及的两个失败案例都涉及到现实世界在经济管理上的不足。如果我们想要阻止自然环境的恶化,实现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公共财产管理成功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而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就教给我们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建立维持合作的深层机制。她指出由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组织,进行自我管理,经常能够比公开指定的管理机构做的更好。所以,之前对于公共财产的标准的理论论据是过分简单化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使用者自己能够制定和执行约束资源使用的规则,同时低估了有关私有化和政府管理的实际困难。

私有化的可行性是取决于可测性和可控性,比如说,如果监督分配的成本是昂贵的,那么有效率的私有化就应该是使得所有权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手中。而另一种方法政府管制则是让政府拥有公共资源并征收所谓的庇古税,即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个人使用资源的成本和收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相等,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只有在理想的环境下,尤其是零监管成本和拥有对使用者偏好的完全信息时,征税的方法才能得到和有效市场中相同的结果。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在不存在交易费用时,使用资源的相关各方已经能够达成共识,得到最有效率的结果,所以政府监管根本是不必要的。科斯承认零交易成本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在实际中,任何形式的监管都需要成本,真正的难题是把所有的交易费用都考虑进去从而比较各种私人和公共管理的方案。

奥斯特罗姆搜集了大量诸如上述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实际案例,并通过系统化的比较得出了有洞察力的结论,即政府的管理常常是无效率的,因为他们缺乏对实际情况的深刻认识,采取的措施并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而经过长时间演化的群体管理公共财产的规则和方法常常是比外部管理者所意识到的更加适当和巧妙。

威廉姆森的企业治理边界理论

今日,经济交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威廉姆森告诉我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更具有一般性,他从各种治理机构解决利益冲突的视角来考虑市场和诸如企业的层级机构的存在和作用。

为什么会存在大型企业呢?我们难道不能自己进行生产,然后在市场中交易我们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吗?科斯在70多年以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理论,当买卖商品、服务等在企业内部发生的交易成本要低于市场中时企业就出现了。但这些可能改变市场和企业之间边界的交易费用到底是什么呢?虽然科斯给出了试探性的回答,但答案仍然是让人迷惑的。为什么当一些公司通过整合生产中的许多阶段而扩大规模时,同一行业中的另一些公司却集中在原有的生产阶段呢?威廉姆森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合适的答案。他创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使得该理论和委托-理论和产权理论一起,成为当前最有影响的三大经济组织理论。

有效解决冲突

从上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威廉姆森就认为市场和企业应该被看作可互相替代的经济治理结构,它们的不同点在于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企业在某些情况下能取代市场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成本更小的方法。如果两个员工因为任务或收入的分配而争执,上级是有权力做出单方面的决定的。但在市场中,如果两方面不同意,则协商要一直持续下去。讨价还价的成本可以是很大的,而且不能保证最后达成的一致就是最有效率的。

但近年来的一大趋势就是公司业务的外包,即把原来的内部交易变成了市场交易,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公司的组织结构必然也存在缺陷。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企业的层级结构会导致昂贵的管理成本。但威廉姆森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企业的缺陷是管理权力会被滥用,比如管理者会以无效率的方式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案例: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

解决冲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解决不会出现的冲突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通过合同来管理交易、约束双方的行为简单而且低成本时,就没有企业存在的必要,因此,如果合约没有缺陷就不会出现企业。其次,如果解决争执的成本很小,买卖双方在出现分歧时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其他合适的交易伙伴,企业又是多余的了。

换句话说,威廉姆森认为如果交易是复杂或者非标准的,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很强时,诸如企业的层级机构就出现了。互相依赖的最典型例子是交易双方拥有的实物资产或仅是都只在和对方的交易关系中是有价值的,不能在其他方面被重新利用,这可以解释在能源市场中的企业边界划定。

采煤和烧煤发电是两个技术上毫不相关的过程。但煤的运输成本是相当昂贵的,在煤矿的所有者不能就交易的条款和其邻近的煤发电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个煤矿的价值就取决于第二近的买家离它的距离,通常是另外一家发电厂,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煤发电厂的定价。所以距离越远,邻近的两家企业的相互依赖性就越强,根据理论,它们就越有可能进行生产链上的纵向合并。这正和实际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相符,当附近有许多煤矿或发电厂时,企业经常是分开运营的,并且交易的合约期限较短,条款简单。但当距离其他交易伙伴的距离增加时,两家煤矿和发电厂所签订的合约期限和复杂性也在增加,在极端的案例中,合同的期限超过50年,或者这两家煤矿和发电厂是同属于一家企业。所以,随着资产特定性越来越高,煤矿和发电厂经营者之间逐渐从纯粹的市场关系发展到纯粹的非市场关系。

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权衡取决于交易的特点,如果交易涉及到只对特定买卖者才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签订完备和可执行的合同的成本因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大大增加时,人们会选择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反之亦然。

威廉姆森的企业理论在许多其他行业中也被大量检验,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他的理论。随着经济主体资产与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特定性增加,他们就更倾向于在企业内部完成交易。在60年代还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垂直合并是企业为了获取市场势力的一种方法,威廉姆森的分析减少了人们关于垄断的担忧,他的分析结果对公共政策具有重大意义,包括对竞争的监管,因为一眼看上去可能是不完美的市场却有可能是进行一系列特定交易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在1984年,美国的合并指导原则明确接受了大部分合并是为了增加效率的事实,正如上述的煤矿和发电厂合并一样。

结论

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研究初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与其他完美市场假设下的经济理论相比,他们都关注于现实中制定和执行契约的困难,分别从跨学科角度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治理机制,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的获奖有助于我们反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的经济治理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对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本文属对外经贸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发展规划部首都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