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

内容提要 内藤湖南在中国近代史论域深具影响的“宋代近世说”，以贵族政治的式微、平民势力的高涨为指归，从广义文化视域揭橥宋代开启中国的近世。是说参考欧洲历史分期，深入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形成“多元近世”观。分疏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形成的内、外部契机，反思是说引出的种种问题意识，以期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关键词 内藤湖南 宋代近世说 多元的近世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31-08

追溯中国现代性的时间起源，常常是个聚讼不已的问题。识者或者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依归，将彼时中国与西方的相遇称之为中国遭遇现代性的“初体验”；或者以资本主义萌芽为话语轴线，将明中叶看作中国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的开端；或者视唐宋为明显断裂，揭橥宋朝开启“东洋的近世”。但就世界范围而言，从“效果历史”①的角度来看，宋代近世说的影响殊为重大。其不但视中国宋代为世界进入近代（modern）的起点，而且在宋元明清的整体视域（perspective）中，探寻中国变化的种种面向。重视宋代近世说，不仅有利于正谬“中国停滞观”的不见（disinsight），而且亦可洞见中国现代思想曲折展开的历程，进而重新省思中国现代性。

唐与宋虽然合称为“唐宋”，但唐宋历史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异。识者也大都指认此种差异只是传统内部的变迁（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②但内藤湖南却一反陈说，指出唐宋历史之变竟至为社会形态的转型 ① 尼采曾提出“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之说，其意为过去对当下所产生的作用。伽达默尔从哲学诠释学的视域指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意识是理解的必要因素，理解即是效果历史的事件。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诠释学Ⅰ），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8页。所谓“效果历史”在伽达默尔看来，即是承认历史之理解并非是“斩断前缘”式的革命之事，而是受制于前历史的阀限。经验的历史传承物并非为超脱于理解视域的客观之物，而总是处于当下的一定理解视域之中。职是之故，所谓理解就是消弭个人性的视域融合，在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这种视域融合随着历史视域的筹划而同时消除了这视域。我们把这种融合的被控制的过程称之为效果历史意识的任务。

② 自北宋以降承认“唐宋之变”的论者代不乏人，诸如邵雍、程颐、朱熹、陈亮、脱脱、陈邦瞻、顾炎武等人都有精彩论述。纵使近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也多有论述，但皆承认其为传统内部的变迁。兹不一一赘述。本文仅俪举钱穆、余英时之说，因其被引用较少。钱穆则从文化担纲者士人身份变化的角度，揭举唐宋历史的差异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钱氏指出：“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一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不同。”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61页。余英时踵武乃师之说，视唐宋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变革之一，主要从士人政治地位与道学基本性质两重面向考察此种变革。余氏认为，就前者而言，宋代科举制度的成熟化和普遍化支撑着庶民成为士人的主体，宋代士人的国家认同感与责任感因此而高涨，“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彼时士人的共同信念；就后者而言，宋代儒学的复兴主要在于治道层面，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非止为成全一己理论层面的“内圣”之学，而在于落实为实践层面的重建政治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如是种种，其都指认唐宋历史之间有别。唐代常以政治史见长，宋代则以文化史为胜，唐宋历史此种相对意义上变化的阀限为传统内部的变迁，而非为社会性质的裂变。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亦可参见氏著：《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年，第15-19页。

（transformation）。 ［日］内藤湖南（Naitō Konan）：《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对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阐释，柳立言近来特别指出所谓“变革”是指重大变化，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变化，“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用来界定‘变革’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中古’和‘近世’，不能从中古脱胎换骨变为近世的，就不算变革。……若干‘泛称说’的著作对变革根本毫无标准可言，只要‘变’了，就冠上‘变革’二字。……”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Joshua A.Fogel认为唐宋之间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transformation）。参见J.A.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99.这自然引起中国史研究界的再三赞弹，诱发许多史家对其说进行修正与改进，批判与争论，致使此说至今仍保持鲜活的理论生命。其实，“近世”作为历史分期的术语，并非是一不经反思而直接使用的概念。虽然史学研究中关于历史分期的论述渐已式微，但是正如岸本美绪所言，正是在此社会阶段论解体之际，我们才能回到“近世”一词的形成阶段来探讨其概念的灵活性、复杂性以及迷人之处，进而重新审视目前关于“近世”的种种论述。⑥ ［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译，《新史学》第四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82、81页。从词源考古学的进路而言，日中两国所谓“近世”均源于西语“modern”。汉语语境“近世”与“近代”含义庶几相同，并无实质性差异。方秋梅的研究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界使用“近世”一词频率远大于使用“近代”一词。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但日语语境，“近世”与“近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般而言，在日本学界近世有两个意向：一则指近代以前的一个时期；一则指近代。日本辞书《广辞苑》指出：“（1）近世（modern age）：历史的时代划分之一。承续于古代、中世以后的时期。在广义上与近代同义，就狭义言则与近代有别，多指其以前的一个时期。一般在西洋史上指文艺复兴以降，在日本史上特指相当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户时代（也有包括安上桃山时代的）”“（2）近代(modern age)：历史的时代区划之一。广以上与近世同义，一般系就承续于封建社会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在日本史上通常指称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期。”参见［日］《广辞苑》，岩波书店，1979年第二版补订版，第603、604页相应条目。 内藤湖南曾在多处使用“近世”、“近代”等词语，但因“近世”一词在日语语境的灵活性，其即可指称“早期近代”（early modern），也可以指称“封建后期”（late feudal），1950-1960年代日本历史学界“京都学派”与“历研派”围绕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曾发生激烈争论。 ［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京都学派”从“早期近代”，即“中世”向“近世”转折的意义来解释“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而“历研派”则从“封建后期”，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意义来理解内藤之说。但因“历研派”的中国近代观是“鸦片战争视角”，故而其历史分期并无“近世”这一概念。⑥在英语世界，“近世”今天一般被译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宫崎市定在1955年用英文著述的时候是用“近代”(modern )来指称近世。 ［美］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刘宁译，2000年，第66页。而内藤湖南亦曾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一文中明确的指出作为历史范畴的“近世”：“历史学家通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表示只是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 ［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等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37-138页。其承认作为时代分期的“近世”的合法性，并基于中国文化的外部、内部视角提出宋代近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