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明珠

雄踞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这里哺育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以藏族为主体的万千儿女。

2016年是丙申猴年，藏族与猴有着很深的渊源。在藏族神话中有许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其中以“猕猴变人”的神话故事最具有代表性，藏族人把自己当做是猴子的后代。在传统民俗文化中，“猴文化”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甚至成为了藏民族的一种图腾文化。

博物馆简介

在北四环路北，有一处具有浓郁藏民族特色的建筑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其西侧就是文化博物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自2007年初开始筹建文化博物馆，2010年时，博物馆选择了3月28日这个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作为博物馆开馆日。博物馆则成为首都北京一个展示藏族文化的窗口。

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博物馆筹备过程中，多次派专家赴藏区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田野开展调研，最终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喜悦的成果。通过购买、借展、捐赠等途径，博物馆共落实历史文物、佛像、唐卡、宗教法器、档案文书等展品千余件，其中包括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一级文物63件。

栩栩如生的唐卡，精美的泥塑长寿佛，光彩照人的佛像，走进文化博物馆，仿佛是走进了雪域高原，走进了藏区人民真实的生活中。

文化浩如烟海，博物馆按照“见证历史”和“弘扬藏族文化”两大主线来安排展览。

第一主线“见证历史”下设“多元一体”、“崭新纪元”两个展厅。“多元一体”部分，从史前文明开始，沿着时光隧道，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一一铺呈，的历史演进脉络得以再现，历代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隶属关系也确凿可鉴。“崭新纪元”展示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主线“弘扬藏族文化”下设“智慧之匙”、“艺海遗珍”和“雪域风情”三个展厅。在“弘扬藏族文化”中，用藏族文字这把钥匙，叩开文化之门。之后，极具高原及民族特色的藏族文化体系DD宗教、文学、医学、天文历算、戏剧、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民俗等一一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活佛转世制度产生

说到，则不得不提藏传佛教。自公元7世纪，佛教先后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尼泊尔传入当时的吐蕃。佛教传入后，受到当地苯教的影响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支持，逐渐形成了宁玛派、萨迦派、噶丹派和噶举派等众多教派。

在博物馆二楼的临时展览区域，正在举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通过图片、实物、视频等方式详细介绍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由来、活佛转世的规定和当代的活佛转世。

“活佛转世”是指所谓已经修行成佛的人，为了继续完成普渡众生的善缘，在他圆寂后再度以人的肉体显身，转生为世上人。的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解决传承问题的一大创举，也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首领传承方式。而活佛转世制度则是从噶玛噶举的黑帽系噶玛拔希开始的。

据藏文史料记载，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年―1193年）临终前口传遗嘱，说他的化身要在人间转世，让他的弟子们在他圆寂后寻访。弟子们按都松钦巴的遗嘱找到的“转世化身”名叫噶玛拔希。

噶玛拔希（1204年-1283年）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本名却吉喇嘛（意为法师），他是藏族人传说中仅次于莲花生的一位颇具“神通”的人物，称之为朱钦（意为得大成就者）。元世祖忽必烈曾召他随侍左右，噶玛拔希执意不肯受命，转而投靠元宪宗蒙哥，被封为国师，蒙哥赐予他金沿黑帽、金印以及大量的财产。1283年，噶玛拔希临死前对弟子邬坚巴，口授遗言：“我死后，在远方的拉堆，一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密法的传人。在他未来之前，你就暂时作为佛的。”说完，他将头上的金边黑帽亲手戴在邬坚巴的头上，旋即圆寂。邬坚巴依据他的遗言，于1288年，在后藏贡塘地方找到他的转世灵童，取法名攘迥多吉。这在藏传佛教史上是第一次确认一个五岁的幼童为一个教派的首领。从此开始，藏传佛教就产生了活佛转世之说，金沿黑帽也成为噶玛噶举派噶玛巴活佛系统传承的标志。噶玛拔希和都松钦巴分别被追认为二世和一世活佛，攘迥多吉为三世活佛。

自噶玛噶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以来，它被藏传佛教诸教派广泛采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

金瓶掣签制度

在博物馆二楼展厅的一个玻璃罩中放置着两个金瓶：一个是1792年北京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原件藏于雍和宫）；另一个是1792年拉萨大昭寺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原件藏于博物馆）。看似简单的金瓶和象牙签却是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办法。

此前，当一位活佛圆寂之后，他将转世在哪里，很大程度上是受僧俗上层人物左右，由吹忠（意为护法喇嘛）作法降神来指定的。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选定，更是如此，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乾隆对蒙藏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进行整顿，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乾隆皇帝还曾亲自撰写《御制喇嘛说》，向蒙藏僧俗民众阐明“金瓶掣签”的深远意义。1972年，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将《御制喇嘛说》刻于石碑上，立于北京雍和宫内。如今博物馆内的一块《御制喇嘛说》碑便是雍和宫那块石碑的复制品。

“金瓶掣签”是清朝中央政府确认蒙藏佛教大活佛继承人的一种方法，是清军入藏平定廓尔喀之后，乾隆皇帝治理整顿政治的重大举措之一。

乾隆皇帝制订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的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意为大活佛）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遨佛像前正式认定。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奉养。”最后，还要经皇帝批准并派大员主持，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继位事务才最后结束。

金瓶掣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另一个置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供、青海等地掣签定大活佛转世灵童。

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第一个启用金瓶掣签并得到认定的达赖是九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即十世达赖楚臣嘉措；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班禅是七世班禅转世灵童，即八世班禅丹白旺修。

自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直至辛亥革命清王朝的一百多年中，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据清理藩院秘档，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仅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9位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班禅系统）的灵童举行过金瓶掣签。

文化博物馆比较系统且不乏权威地理出一条历史和藏民族的文化脉络，将及其他藏区的山川地貌、历史人物和事件、民俗文化、宗教艺术以及名人踪迹等熔于一炉，蔚为大观。通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折射整个藏族的悠久历史和当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