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研究、制定长期的、有利于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尤为重要。

关键词：消费 税收 收入分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13亿人口大国的消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政府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财税政策，消费“短板”在一点点长高。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52.5%。这一贡献率高于2008年的45.7%和2007年的39.4%，也比2000年以来的年均贡献率高出7.8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愈发强劲，在“保增长”中，消费成功地打下半壁江山。“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必须“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影响消费需求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消费需求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际和国内的数据都表明，居民消费占消费需求的比重大致在80%左右，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应当从促进居民消费入手。从财税角度看，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税收

税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收入效应方面。税收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国家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和消费水平。由此可见，税收与消费呈反方向变动关系，税收通过影响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可以通过增减税收这种反方向调节机制对消费产生影响。当消费不足时，政府通过实行减税政策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当消费过旺时，政府又可通过增税来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为了实现以上调节目标，又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作为自动稳定器的累进税率应担此重任，政府通过设计较为合理的累进级距和税率规模，对居民收入水平可起到调节作用，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性质，税收负担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因此，流转税比重的大小对消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二是居民收入中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大小两个方面。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收入的比重越大，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越小，而政府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投资而影响消费。在我国，从1998-2007年，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原本应该由普通百姓消费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据统计，1996-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8%上升到42.5%，而最终消费率却从59.2%下降到49.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发展中国家（74%）的平均水平。

从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角度看，如果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过大，出现“马太效应”，就会造成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愿望却无消费能力，高收入者因其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虽有消费能力但消费愿望降低，由此形成消费不足。我国目前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 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三）社会保障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对消费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的不良风险预期，解除居民为预防意外而进行储蓄的心理压力，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使他们能放心大胆地进行即期消费，从而有利于社会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相反，老百姓只能靠自己增加储蓄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储蓄增加，即期消费肯定减少。

“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从以上影响居民消费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看出，促进居民消费除了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税制，减轻消费者负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外，还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一）降低流转税比重，减轻消费者负担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仍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接近70%。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保障税收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流转税具有转嫁性，所以，在现行税制设计下，表面上看，我国税收大部分由企业交纳，但企业却可以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将税收转嫁给居民个人。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部门交纳的税款占84.3%，居民部门仅占15.7%。但是在企业交纳的税款中，有87.3% 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因此，从减轻税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应适当降低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具体来说，在间接税的减税方案中，应优先考虑对与人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商品和劳务减税，比如，增值税中对生活必需品可实行3%左右的低税率或免税；进一步调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负担，有利于就业和创业。营业税中服务业的税率可降低到3%。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如取消对排气量在1.0升以下汽车的1% 消费税。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取消现在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汽车轮胎、工业酒精、医用酒精等。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步伐。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法由以个人为标准改为以家庭为标准，并建立扣除标准随物价变动相应调整机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简并税率级次，完善征管制度。通过税率、扣除标准的调整可体现减税取向，有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税制模式转换和征管制度的完善可保证应收尽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改革房产税，将现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与房屋有关的税取消，在房屋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促使房价降低，增加住房消费。对首次买房者减免契税，减轻住房消费压力，促进住房消费合理化。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既可调节收入，又可减少储蓄意愿，有利于提高社会总消费水平。

（三）调整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收入

进一步规范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政策的吸引力，不利于鼓励规模较大的企业安置就业弱势群体。另外，现行政策优惠期限的规定使得一些企业为获得实惠而发生短期行为，他们往往在优惠期内按照政策规定安置特定的群体就业，一旦享受优惠期满便将这些人员辞退。因此，可考虑将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和优惠期限废除，直接按安置特定人员人数给予一定的优惠，安置越多，优惠越多；安置时间越长，优惠时间也就越长，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调整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突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扶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鉴于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可通过进一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充分利用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投资抵免、延期纳税，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等多种形式，有效降低其税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在全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占51.2%，但与发达国家60%-70%的比例有很大差距。因此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有较大的潜力，应加大税收政策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范围，以便第三产业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四）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是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这就必须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资金分配手段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并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财力支持，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居民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硬件和软件；缩小行业差距，按照“限高、扩中、保低”的原则，一方面严格控制高收入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另外，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各地应随物价变动、GDP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通过规范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职工合法利益；缩小地区差距，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居民收入状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尤其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促使全社会消费倾向提高。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消费信心

我国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存在覆盖面窄，各地标准不一；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缺口大，立法滞后等问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更是刚刚起步，因此，应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改革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积累足够的资金， 弥补资金缺口，做实个人账户，保障退休人员切身利益；切实实行省级统筹，并争取早日实现全国统筹，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医疗保险方面，应当将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各类劳动者，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通过保险机制，壮大基金力量，切实做到基本医疗保障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失业保险方面，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合理确定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改变目前待遇标准偏低的现状，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以利于再就业和社会稳定。在农村也应加快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老百姓放心大胆地去消费。

综上所述，通过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财税政策，使消费尽快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持久动力，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其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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