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危机及其重建之维

摘要：主体性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和基本的精神诉求。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一直举步维艰，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中甚至身陷危机。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建至少要关注三个维度：作为理论接受主体，在资源利用上，对古今中外的文论思想要有一种整合意识；作为人格主体，在精神操守上，要把握好自由观念与功利意识的合理尺度；作为批评实践主体，在文本操作上，要做到学理与感性的有效平衡。

关键词：文学批评；主体性；危机；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88－005

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构建过程是艰难曲折的，虽然一度颇有建树，但它一直受制于主观认识上的局限和多方的责难而举步维艰，尤其在当下文学的全球化语境和商业化运作机制中，许多批评家甚至主动放弃了这种价值操守和精神维度，历史上主体性构建历程中仅存的一点东西也显得摇摇欲坠。主体性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和基本的精神诉求，对它所面临的危机我们究竟有多少认识？又应该如何拯救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什么维度上展开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建？都是一些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

“主体性” （subjectivity）是西方近代哲学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简单地说就是主体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对这个范畴较早的表述。以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详尽分析了审美的主体性，把审美艺术活动中的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文艺内在的主体性原则，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主体性”思想基本的哲学源头和美学基础，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重要的思想资源。

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的追求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上世纪初，王国维接受了康德“美在形式”的自由观念，提出了“美之性质”的“可爱玩而不可利用”［1］的非功利性质，对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做了初步探索。由此前行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朱光潜的“直觉说”，它认为审美主体是完全自律并自由地观照形象，文艺的本质就是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底活动说，就是自由生发”。［2］对于文学批评，朱光潜反对他律的文学观，反对凭文艺以外的力量奴使文艺，不管这种力量是哲学的、宗教的还是道德的、政治的。这些观点虽然彰显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地位，但在一个必须强化集体力量抵御内忧外患的时代，这种自由主义的直觉论美学批评并无多少前行的空间。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朱光潜的美学批评观遭到了周扬和蔡仪的唯物论“新美学”的坚决抵制和主流现实主义的严厉批判。这样，“主体性”概念尚未在中国生根立足，就被搁浅在主流文学批评的历史长河中。

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引下，文学批评界展开了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一词重返中国文论概念家族，再次成为文艺批评的关键词。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表达“文学主体性”思想。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成为80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文章认为：“文学主体包括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即：（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3］在这里，主体性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构件，此后，他又进一步对“主体性原则”做过更具体的论述。对于刘再复而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就是一种批评自由，他试图以此为突破口，打破对文学批评的各种禁锢，把文学批评从各种理论模式和物化关系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批评者都能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

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一经提出就很快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尽管这种理论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方的质疑和责难，但它的价值是明显的，它对现存文学模式的拆解和颠覆，对文学主体所具有的创造潜能的重视，对审美创造和批评个性的强调，等等，都相当精深、独到。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构似乎应该在此有个突破，但历史没有很好地延续这个话题，相反，各种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所面对的文化语境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删繁就简，也不外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它使文学批评必须服从利益至上和效益优先的原则；一个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横向扩张，由于文化交流主体之间关系的不对等性，文论的交流实际已经变异为西方文论霸权对中国文论的强势同化。它们共同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主体性的深刻危机。

面对文学批评主体性建构的艰难历程和现实危机，要思考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不管这些问题如何复杂，解决的路径有多少分歧，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建，至少应关注三个基本的维度：作为理论接受主体，在资源获取上，如何发挥一种整合效应？作为人格主体，在精神操守上，如何把握自由观念与功利意识的合理尺度？作为批评实践主体，在文本操作上，如何做到学理与感性的有效平衡？

二

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重建，一个基本的前提在于获取足够的理论资源。纵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的得与失也充分体现在处理中西批评理论资源的成功与失败上。上个世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中国主流的文学批评理论也随之处于一种主体失落、无所依附的漂泊中，最初是欧美的，接着是苏联的，最后又重新回到欧美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救亡与启蒙成为中国文学的宏大主题，文学批评对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就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激活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寻求走向现代、可以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禁锢的话语系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和思辨逻辑打破了传统批评的点评感悟和材料考证模式，他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开始”。［4］努力承接这种思维的，有梁启超、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茅盾、朱光潜、冯雪峰和梁实秋等人，这些文化先驱们力图整合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两套话语体系，探索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之路，但客观地评价他们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还是不能突破时代与个体的局限，基本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两套话语体系中徘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还是非常明显的，真正具有主体性、现代性和民族化的话语系统并未真正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