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比较及对策研究

摘要： 防治污染、改善环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工业污染是京津冀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已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京津冀工业污染特征、污染治理现状方面分析了京津冀工业污染及其治理现状，对比分析了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结构。最后，从现状分析中找出京津冀工业污染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Abstract： It is inherently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also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is severely affected.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lluted industrial trait and controlledactual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controlled situation of three region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s researched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vestment scale， capital sources，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analysis，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the regions is figured out， and problem-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is finally proposed.

关键词：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对策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industrial pollution；actuality；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1-0026-04

0 引言

京津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2014年4月24日，我国通过了新环保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跨区域环境污染需采用联合防治的协调机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工业化高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加剧，污染状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且污染严重性渐重不减。因此，以京津冀区域为对象，研究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及治理的现状与对策，对促进京津冀区域“环保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京津冀工业污染及治理的总体现状分析

1.1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及特征

京津冀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1.1.1 京津冀经济总量增长与工业污染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与其经济总量和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一定阶段，伴随京津冀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6、2013年区域生产总值为23889.86亿元、62172.13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9605.1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3410.25亿元，对区域生产总值的贡献为40.21%，和37.65%。区域整体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镇化的发展期：河北许多城市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建材行业密集，重化工业的特征明显[1]；北京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重工业的转移迁出，工业发展对环境影响渐小，但总体环境污染现状压力大；天津的工业结构正在转型，但重化工业等高污染行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压力仍很大。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高消耗（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加上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加剧了现存的矛盾――大量的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污染，即工业污染是矛盾的重要来源。

1.1.2 京津冀工业污染特征

①污染程度深且复合。2012年9月国务院划定了13个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其中京津冀区域为复合型污染严重区域。据统计，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的单位面积排放强度在2010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3.6倍[2]；从表1看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大，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91.2%，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68.4%，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2.6%。

②污染行业面广且叠加。区域内有很多高耗能工业行业，以情况显著的河北省为例（表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加幅度最大，达到了77.8%，2012年的高耗能行业的综合能耗比2011年增长48.0%。工业污染防治成效不显著的时候，这种增长只会加剧污染的严重性。

③污染危害大。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所有风险因子中，空气污染在中国的死亡率和整体健康负担中均排名靠前，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

1.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

京津冀把污染治理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开展多样有效的工业污染治理行动。污染治理主要是通过治理投资来实现，从治理投资和治理效果两方面分析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的治理现状。

1.2.1 治理投资总体现状

环保治理投资是指为了促进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相关治理主体筹集用于支付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资金。用总量、比重和弹性三个指标来分析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情况[3]，京津冀整体治理投资量及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量如表3。

由表3可知：

①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均呈现出先增后减又增态势。2006-2007年治理投资总量稳步上升，2009-2010年均下降，2011-2013年投资总量回热上升，2013年是2010年的2倍多。

②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GDP比重关系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均先下降后上升。2006-2010年持续下降，自2011年开始上升。

③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变化趋近。弹性系数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京津冀及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呈阶段性变化，且相差不大，详见图1。其中2013年的弹性系数最大，分别为11.54、12.85；小于1的系数普遍存在，表明治理投资并不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治理投资的随意性普遍较大。

1.2.2 治理效果总体现状

工业污染治理效果可从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废物处置量这四个方面来分析[4]。（表4）

京津冀工业生产总值在2006-2008年间递增，增速最低的是1.53%。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06-2009年递减，后递增，但增速都小于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2011年前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但在后两年有所增加；工业废气治理效果不够好，排放量增减不稳定，有的增速远高出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工业废物处置量先递增至780万吨后出现了大幅降低的趋势，废物治理总体情况相比废气效果要好但仍需加强。

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比较分析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比较从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结构方面来分析。

2.1 投资规模比较分析

投资规模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程度。近年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情况如表5所示。

对比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可看出：

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方面。北京自2006年投资量一直呈下降态势至2011年，从10.1亿元降为1.1亿元，后提高至2013年的4.3亿元；天津的投资总量维持在15亿元左右呈阶段性变化，2006-2009年一直升至18.0亿元，后降至2012年的12.6亿元，2013年又升至14.8亿元，总体变化比北京小；河北的投资总额大多年份都达到了20亿元以上，数额最多的是2013年的51.2亿元。

②京津冀三地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情况。

天津的防治投资比重一直下降，从0.65%降到0.22%；北京和河北都是先降后升，北京降到2011年的0.04%后升到2013年的0.12%，河北降到2010年的0.11%后升到0.39%。在转型发展新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治理投资比重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河北省低很多。

③从投资比重的弹性指标看出三地的投资弹性系数负值偏多，表明投资额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反而还有降低的情况。三地的污染治理投资随意性大，“边发展，边防治”的思路体现得不够明显。

2.2资金来源比较分析

资金来源体现了各行为主体在投资机制中所承担的责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要来自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银行借贷）和企业自筹（不含银行借贷）四种途径[5]。其资金来源结构如图2所示。

从资金来源看，京津冀三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筹，比重基本达到80%以上。银行贷款只占较小比重，大部分来自不含银行贷款，最高是2009年天津占其总资金来源的96.2%，体现出地区在工业污染治理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污染者承担，看出企业环保意识增强，积极承担防治责任。

从政府其他补助角度来看，北京的补助相对天津、河北二地较多，2006、2009年北京的政府其他补助占到20.1%、34.3%，2009年的北京占比是天津占比的10倍，是河北占比的13.7倍。

排污补助费在资金来源中占比最小。京津冀三地每年的排污补助费中北京属最少，2008-2010年占比均是0；占比较高的是河北，其2008年占比为4%，天津为0.2%。由此看出河北发展依赖工业，排污大，补助费多。

2.3 投资结构比较分析

投资结构是不同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污染治理总投资的比重，反映的是治理投资方向。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的治理投资是总污染投资的主要部分。治理投资结构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京津冀地区用于工业废水、废气、固废“三废”的治理投资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废气治理占用的资金最多，达到了50%以上且没有太大变化。2006-2013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呈先增后减再增变化，于2013年达最大值70.29亿元。虽总额在增减变化，但废水、废气治理投资占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均值22.1%、58.6% 左右。噪声和其他污染投资的比重相对“三废”较小，平均比重为0.37%和17.3%，因其对生产生活影响的广泛性比“三废”小。

3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持续变化，没有根据自身的污染严重性加大治理力度并制定出合理的投资计划，而是一种惯常的趋从国家整体状况。投资方式单一、渠道狭窄，社会公众没有承担其治理的责任，治理投资供给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产业结构上，天津、河北产业结构主要是以能耗高的工业为主，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所以整个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污染治理[6]。

3.2 区域间企业转移造成区域污染失控

京津冀作为工业污染治理的一个整体，北京在新时期内积极转型，将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河北，加上其不具备技术和监管上的优势，导致河北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污染更加严重。伴随着污染治理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所以河北加大治理投资来弥补缺口，但是这种区域圈内的工业企业转移并不能解决区域污染问题。

3.3 治理机制不合理导致治理效果不佳

政府及环境部门在污染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够。京津冀区域污染现状中治理投资增长率与工业GDP增长率比值普遍小于1，即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协同的内生增长机制[7]。缺乏与治理相配套的监管机制，治污企业得不到专业的污染治理服务。从京津冀整体的治理情况来说，“三废”的排放还会增加，治理效果短期得不到改善，污染在近期不能得到又好又快的防治。

4 完善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对策

4.1 加强机构协调，促进联防联治

京津冀污染治理需政府部门等机构联动，一起开展预防工作。建立环保机构并确定隶属的上下级，扩大其在环保范围内的管理权限。各机构注重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组织定期专业培训。不同地区的防治机构制定联防政策，对跨区域合作的机构建立办公地点，随时把握环保变化动向，高效审查其运作过程。

4.2 加大立法保障，强化协同监管

为了协同管理必须落实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并实时监察执行情况。在实际调查和政府支持基础上，制定跨区域环境纠纷处理程序、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等。政府机构需严格监管企业环保标准如：污染排放标准、污染收费标准等。建立环境审计和终身追责制度，加大京津冀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制裁力度，不让制度空转、法律闲置。通过这些方法，有效促进企业实施环保措施。

4.3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市场化

京津冀区域的环境管理方法可以模仿欧美国家，建立跨区域环保基金会，让落后地区参与基金活动[8]，并对处理污染事件提供资金帮助。其次，环境经济市场化，吸纳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地区资源共享，提高治理效率。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污染治理，政府应大力扶持，允许通过环保证券等方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多维合力。

4.4 发挥地区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应力求低耗能、优质量，从而有助于促进环境改善。发挥北京科技优势，联合天津，带动河北，研发和推广使用治污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升区域高技术制造业的份额。河北和天津的发展对工业的依赖较大，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和洁净度，注意煤炭燃烧过程的脱硫、脱硝和除尘。

4.5 积极提倡公众参与

加强社会监督，引入公众参与，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公众参与环保不能只是空谈的口号，而是有信息公开和参与制度保障的规范性实施措施。公众有咨询和参与决策的法定权利，可以直接向环保机构索取相关项目的数据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9]。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多元互动的环境治理参与主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增进公共利益，强化治理成效，提高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卢伟.京津冀合作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N].中国经营报，2013（24）：20-22.

[2]戴红昆.河北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研究[J].时代金融，2013，36：278-279.

[3]于小鹏，郭伟.我国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天津城建大学学报，2014（4）：274-280.

[4]王鑫，昌敦虎.“十一五”环保投资及主要污染物削减效果分析[J].环境保护，2011，24：1-10.

[5]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2.

[6]宋晓梅，徐剑琦.对京津冀大气环境的影响产业结构[J].中国统计，2014，5：27-28.

[7]吴舜泽，朱建华.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与宏观经济指标关联的实证分析[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66-79.

[8]朱玲，万玉秋.论美国的跨区域大气环境监管对我国的借鉴[J].环境保护科学，2010，36（2）：76-78.

[9]全惟幸.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J].上海经济研究，2008（12）：98-105.

[10]200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