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米斯教育改革思想论析

摘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和教育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因其开创的“拉米斯主义”而在逻辑学界声名鹊起，而其对于欧洲教育改革的重要贡献却被长期遮蔽。作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拉米斯对欧洲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1）将古登堡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最早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2）以印刷课本取代手抄本并将之置于课堂教学的中心，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的编写范式。

关键词：拉米斯；印刷时代；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627（2016）01-0023-05

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Ramus,1515-157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和教育改革家。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强调拉米斯对于逻辑学的贡献：“在拉米斯的带领下，古代人（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同现代人（辩证学家）之间展开了一轮新的较量，最终，辩证‘方法’胜出，修辞和语法的传统变得过时。”[1]125与拉米斯“逻辑学家”的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教育改革的贡献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拉米斯于1546年担任法国巴黎大学艺学院院长起，直到他于1572年逝世，在长达26年的教职生涯中，拉米斯一直致力于推进教育和教学改革。当时正值欧洲印刷术（因欧洲人通常将这一发明归功于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Gutenberg，1397-1468），故亦称“古登堡印刷术”）刚刚出现不久，拉米斯迅速抓住“印刷书籍”这一新兴事物，通过将能够批量、重复印制的“印刷课本”固有的视觉化、同质化效应贯彻于课堂教学，不仅最早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而且在将教学内容转向伦理学、政治学和公民学的同时，以教科书的形式框定学科内容，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的编写范式。正是在此意义上，二十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称之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

一、踏着古登堡浪潮的教育先锋

根据西方学者的一般看法，表音文字的诞生推动了西方文化从口语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北美媒介生态学的代表人物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1903-1988）、沃尔特•翁（WalterJ.Ong,1912-2003）等都曾对这一转变有过详尽描绘和论述。或如麦克卢汉所说，在公元前五世纪表音文字全面渗透于古希腊社会之前，听觉智慧是希腊教育体制的主体，教育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方式是背诵诗歌。这种教育培养的是人的“整全”智慧，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无所不知的人而非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哈弗洛克又把这种教育称作“部落的百科全书式教育”。[2]35表音文字在造就“非部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新教育计划的需求。柏拉图是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人，或者说，柏拉图站在了这次教育改革的转折点上。就像美国媒介生态学的核心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31-2003）所说，“西方教育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3]表音文字诞生以后，柏拉图立即紧紧抓住它并且声称，“让我们抛弃荷马，追求理性的教育”。由此出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他对诗人的战争，“不是对个人的宣战，而是对当时教育中的口头传统宣战”[2]155。如果说表音文字推动古希腊教育中的口头传统转向书写传统的话，那么，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则使书写教育所依托的媒介从手工誊录（手抄书）转向了机械印刷（印刷书）。印刷术诞生之后，学生不仅可以靠阅读书本获得知识，且自学效率亦高于口语时代和手抄书时代主要依靠聆听长者教诲的效率。在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1923-）看来，“这是虽被人忽视却意义重大的学习刺激，是激励人们了解古今人之争的学习方式。”[4]十五世纪中期古登堡印刷术诞生之后，以伊拉斯谟、阿雷蒂诺、拉米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蒲伯、培根等为代表的一批“印刷人”站在了此次文化转折的关节点上。单就教育而言，站在此次教育改革关口的当推法国教育改革家彼得吕斯•拉米斯。就像麦克卢汉所说，“十六世纪教育改革的伟大人物是法国的拉米斯，他是踏着古登堡浪潮的‘教育先锋’。”[5]144如果说柏拉图通过表音文字推动了西方口头教育向书面教育转型的话，那么，拉米斯则通过使教育中手抄传统向印刷传统的转换，与近两千年前的柏拉图在不同时代扮演了相似的角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教育”在拉米斯那里以及他那个时代有着特殊的含义，这是我们理解拉米斯作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推动当时教育变革的根本前提和关键。拉米斯及他那个时代所指称的“教育”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教育”有很大不同。当时的“教育”是指以“七艺”为主要课程的传统“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当时承担着教育重任的是教堂和刚刚出现的公共学校，它们均采用相同的三学科制（修辞、语法、辩证法），接受教育的既有男生也有女生，但一般只有男生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人文教育”通过“人文学科”（LiberalStudies）而达成，“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有价值的学科为‘人文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我们能获致美德和智慧，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躬行者。人文教育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蕴含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正是这些才能使人变得高贵”[6]。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确立和传承下来的教育分科结构模式，而拉米斯所说的“教育”则主要侧重于调整“人文教育”三学科——修辞学（用语言形式劝说读者和听众）、语法学（语文研究）、辩证法（逻辑和辩难）——之间的关系。由此，作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拉米斯对于“教育改革”的最大动作其实就是为适应印刷这一全新媒介而对“人文教育”三学科之间比例所进行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为适应印刷媒介能够大量、重复生产所塑造的全新感知模式和媒介环境，“拉米斯把觅材取材、构思布局划归逻辑学，把词源和句法划归语法，而只把文体风格、记忆和讲演技巧认作是修辞的研究内容”，[7]从而使传统的修辞学和语法失去强势地位，使逻辑学与辩证法跃居突出的位置。对于拉米斯的教育改革，麦克卢汉有两个基本结论：（1）“拉米斯来自后期经院哲学体系，却最早设计出适应于印刷书本的视觉化教学方法，并提供给以印刷为导向的新课堂之用。能够大量、快捷、重复印制的印刷课本使得所有学生都能方便获得，它作为新的视觉化辅助手段，使过去倚靠口语讲授和手抄书本的教育方式变得过时。”[5]144-145（2）“拉米斯坚持主张印刷书籍在课堂上的至高地位，这点完全正确。因为唯有如此，印刷媒介的同质效应才能强加在年轻生命之上。印刷技术熏陶出来的学生，会将各种问题和经验统统转译成新的线性视觉顺序。”[5]146在理解了“教育”在拉米斯那里的含义之后，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看看拉米斯是如何借助于“修辞学革命”而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予以推进的。

二、视觉化教学方法的提出

表音文字与口语传播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够将口语传播以“口耳相传”为主的知识传授方式转换为主要倚靠“眼睛”去浏览和阅读课本的教育模式。或如凯勒斯（J.C.Carothers）所说，“口头词语一旦被书写下来，就成为视觉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就失去了其动态活力而成为静态之物。”[8]这个过程因作为表音文字之终极延伸的印刷术的发明而获得新的动力。20世纪加拿大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指出，“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发明之后，我们进入眼睛而非耳朵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阶段。”[9]古登堡印刷术诞生以后，词语之间的分离排印、标点符号系统化、文本的规整化、拼写和语法的标准化等得以实现，它们提升了书本的视觉吸引力，强化了书写的视觉偏向。由印刷术所强化的这种视觉偏向，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发生了急剧变化，“印刷术在人的意识之中强加入全新的形式上的因果关系。这种重复、便捷的生产方式，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10]正是印刷书籍的出现，催生了拉米斯视觉化的项目分类法。这一视觉化的项目分类法“易于让人直接联想到印刷过程，因此能在任何主题上强加结构，就像把文字框进印刷工人的字模里一样，只要将主题想成由空间中固定的部分所组成的就可以了”[11]。麦克卢汉曾希望找出“印刷媒介凭借分离、分隔和不断视觉化的方式来组织应用知识的各种方法”[5]175，而彼得吕斯•拉米斯于十六世纪中期法国所设计的教学方法正是对于知识之“视觉呈现”的典型范例。印刷术诞生后，由于它能把相同课本放在任何数量的学生或读者面前，很快就结束了口头论辩的经院哲学的统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对话，无论单向讲演或双向对话，都不再适合由印刷媒介所培养的文化模式：“因为经院哲学采取的是同步拼贴法则，它要求同时清楚处理意义的诸层次和面向，这不再适合新的线性世界。为此必须用‘强调每次只处理一个问题’的新方法来取代旧式的对话。”[5]129拉米斯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由此，尽管“拉米斯来自后期经院哲学体系”，他却能够设计出视觉化的教学方法，供以印刷为导向的新式课堂之用。在麦克卢汉看来，拉米斯之所以有此实践，关键在于他“贴近于当时由印刷媒介所培育的新的感知模式”[5]175。也就是说，拉米斯敏锐地觉察到了新诞生的印刷术对视觉的强调，并将这种视觉化倾向贯彻于当时的“教育”之上。这在拉米斯那里，突出地表现为他对逻辑的改造。在他编写的那本广泛流行的逻辑学教科书——《辩证法》中，他以对相关学科论题的内容分析代替了逻辑学中长期以来惯有的对定义、命题、推理、规则的形式规定，以一个简明的逻辑方法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从而把逻辑变为人文学科的学习指南。在拉米斯那里，“方法”是一个得自实际的“配置在正确序列上的正确的技艺”[12]，它显示出思维按其论据的级进行排列，并据一些实践准则得到真理。可以说，拉米斯对近似科学方法的“方法”的论述，在当时学术界堪称独步。他认为，辩证法的先驱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西塞罗、昆体利安和波爱修；辩证法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性而在于最大程度的或然性（即可信性）；判断辩证法命题是否为真的标准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语法规则。不仅如此，拉米斯还对主宰了课程设置的三学科之间的重复性和模糊性感到不满。在他看来，修辞学只是一种词语的修饰。为此，他积极倡导所谓的“修辞学革命”，把修辞学中传统的“五艺”（即构思取材、谋篇布局、文体风格、演讲技巧和记忆等）在逻辑学和修辞学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他把构思取材和谋篇布局置于逻辑规则之下，而只为修辞学保留了文体风格和演说技巧。这种分类方法便于教学，因而在教育系统中维持了很长时间。在拉米斯的影响下，修辞学的威望蒙受了巨大损失，其后的修辞学研究倾向于文体和修饰，修辞学作为一门话语艺术，其在通过论辩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功能大都消失了。事实上，拉米斯所倡导的“修辞学革命”，对修辞学中的“五艺”在修辞学与逻辑学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对逻辑的改造——适应了印刷媒介的视觉化需求，并最终使偏重口头传统的修辞学从属于改造后的、偏重于视觉化传统的逻辑学。这印证了麦克卢汉的说法——拉米斯不仅设计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为以印刷为导向的新课堂之用，而且借助于印刷媒介这一新的视觉化辅助手段使过去的教育方式过时：“在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多半的西方历史、西塞罗的教育计划以及它所继承的希腊教育体制，是德育教育和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基础。由于古登堡发明了机械印刷，偏重视觉的表音字母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法国辨证学家拉米斯的率领下，现代人（辩证学家）与古人（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之间展开了新的较量，辩证‘方法’胜出，古人的传统过时了。”[1]124-125

三、坚持印刷课本在课堂教学中的至高地位

拉米斯不仅认识到了印刷术的视觉化效应，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并贯彻到教学实践之中，而且确立了西方教育史上“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并坚持印刷课本在课堂教学中的至高地位。就像沃尔特•翁所指出的，拉米斯开创了一切学科（辩证法、逻辑、修辞、语法、算术等）教材的范式：“首先是冷冰冰的学科定义和分类，由此再引导出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直到该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解剖殆尽，处理完毕。拉米斯式的教材不指明它和该书之外任何东西的互动关系。书中不会讲棘手的困难，‘对手’不会出现。根据拉米斯方法论推出的教材不会遭遇困难：如果你恰当地定义、恰当地分门别类，书中的一切自然会不言自明，教材本身就会圆满无缺、自给自足。拉米斯把困难的问题和同对手的辩难分派到不同的‘讲授范畴’中，使之分别进入辩证法、修辞、语法、逻辑、算术等领域。这些‘讲授范畴’处在自我封闭的‘学科’之外。再者，拉米斯教材中的素材可以用印制得规整的提纲和图标来展示，清楚显示出它们在书中和脑子里的组织情况。每一门学科和其他学科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相邻的空间开放的房子彼此分离一样。”[13]拉米斯将不同的内容划入到相应的学科，然后用教科书这一封闭空间的形式将学科内容进行框定，从而推动了西方学校史上“教科书”范式的确立，由其编撰的《逻辑学》《辩证法》等成为当时广泛流行的教科书。拉米斯以内容取代了形式，以简明的逻辑“方法”代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并把逻辑变成了人文学科的学习指南。我国当代哲学史家赵敦华先生认为，拉米斯这种简明的逻辑方法之于人文学科的意义“犹如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于经院哲学的作用”。[14]不仅如此，拉米斯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印刷书本的同质化力量，以及这种同质化力量对于个体的形塑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抄本不具有这种同质化的力量。对此，麦克卢汉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过去的手抄本称作粗糙的“教学工具”，而将印刷课本称作精致的“教学机器”：“印刷书籍以印刷术在视觉秩序上的均匀性和重复性为基础，它成为最早的教学机器。”[15]拉米斯将印刷课本这种“教学机器”置于课堂之最高地位，目的就在于将印刷媒介的同质化效应强加于每一个在校读书的个体之上。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强加，由印刷书籍所熏陶出来的学生才会将各种问题和经验转译成新的线性视觉秩序。印刷术借助于课堂所培育出来的这种全新的个体，即麦克卢汉所谓的“印刷人”（typographicman）。拉米斯正是通过对与印刷媒介相适应的逻辑学的强调和推重，使得印刷媒介的同质化效应在课堂中得到了贯彻实施，并培养出了“理性的”、能够将各种经验转译为线性、视觉秩序的现代个体。而这种现代个体，在麦克卢汉看来，对于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印刷人’因印刷而特出，稍后更因同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联而备受关注。”[5]175因为倘若没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人力资源优势就难以得到发挥。拿破仑训练农夫和半文盲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农夫和半文盲缺乏由印刷课本所强加的视觉化和线性思维，所以尽管拿破仑用十八英寸长的绳子教他们精确、齐一和可重复的概念，但效果并不显著。这足以见出将印刷书本置于课堂之至高地位的重要作用。因此，“任何民族主义国家，若要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其人力资源，并将其投入到商务、金融、生产和营销等公共事务之中，都必须强迫施行这一方法。”[5]146印刷普及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之后，就倾向于创造出如活字版齐整划一的公民，这种“如活字版齐整划一的公民”即英国政论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Cobbett，1762-1835）所说的“新型人类”（newman）。他敏锐地观察到，印刷塑造的“书本文化在美国创造出了新型人类，他们‘心中装着’印刷术传递的信息，身上穿着‘精纺的人性罩衣’。这种新型人类就像李尔王那般，不断地拆解自己，直到实现赫胥黎的教育理想为止。”[5]172所谓“赫胥黎的教育理想”，是指借助于自由主义教育培育这样的公民：“他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年少时身体便经过锻炼以为服从其意志做准备，只要从事的是能力所及的工作，均如机器般轻松愉快。他神智清晰、冷静而富有逻辑，所有元件都一样强劲，依序运作，过程顺畅有如蒸汽引擎，蓄势待发以备从事任何工作。”[16]当然，印刷术之同质化力量在教育中的彻底贯彻并最终培育出同质化的“新型人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藉由印刷术所培育的读写能力去开发人力资源，并将印刷术这种同质化效应全面应用于商业和工业领域，并拓展至学习、工作和娱乐的各个层面，则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5]146彼得吕斯•拉米斯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将印刷术的视觉效应贯彻到学校课堂之中，不仅提出了视觉化的教学方法，开创了西方教育和学校史上“教科书”的编写范式，而且通过将印刷的课本这种“教学机器”置于课堂最高位置，塑造出了同质的新型人类，为现代个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将拉米斯称为“古登堡时代的教育先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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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昕揆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