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法》教学案例

《警察法》教学案例

一、改变美国警察执法的三大案例

1、排除规则――马菩诉俄亥俄州案

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这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的隐私权不得侵犯，没有搜查证，不得乱闯民宅。导致第四条修正案适用于所有州法的案例发生在最高法院于1961年所审定的马菩诉俄亥俄州。

1957年5月的一天，警察获悉有个在最近爆炸案中的嫌疑犯藏身在朵瑞.马菩女士家(dolreemapp)。三个克里夫兰市的警官敲马菩女士的家门并要进屋去搜查。马菩和律师通了电话后，拒绝没有搜查证的警察入门。警察只好悻悻而去。三小时后，七名警察回来，再次试图进入玛菩的房子。警察敲门，马菩没有立即回应，他们强行推开一扇门。此时站在楼梯半道的马菩要看搜查证。一名警察举起一张纸说他有搜查证。马菩抢过那张纸，要收进连衣裙。但警察想要收回那张纸。经过一番争夺，警察夺回了那纸张，并因为马菩的挑衅行为，铐住了马菩。

这时，马菩的律师闻讯赶来，但是警察不让他进屋见他的客户。马菩被强行带进她楼上的卧室。警察搜查了壁橱、衣柜、箱子。他们也搜查了其它房间，包括地下室。在那儿，他们找到了一箱子刊物。马菩因这些刊物而被捕。

在法庭上，马菩被指控窝藏刊物，检察官企图证明这些刊物是马菩的。审判中发现，警察根本没有搜查马菩住房的搜查证。被告申述说，这些刊物不是她的，而是属于曾经住在她家的一个房客的。房客搬走后，这些刊物被遗忘在她的地下室。然而马菩乃被认定犯有非法拥有刊物罪。

马菩不服，上诉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声称刊物不属于她的，声称警察取证过程是违法的。1959年5月，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菩的上诉，认定警察在法庭出示的证据没有问题。

马菩仍然不服，再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1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同意马菩上诉的理由，警察蛮横地无视马菩的宪法权利，非法进入她家进行搜查，获取与搜查目的不一致的东西，并以此为由，给马菩定罪。

美国最高法院早在1914年的weeksv.unitedstates中就裁定，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用于联邦诉讼中。在1949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裁定第四条修正案保护个人不受联邦和州政府的侵害(wolfv.colorado)，但是直到mappv.ohio，美国最高法院才最终决定，因为第四条修正案的隐私权可以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实施，排除法则适用于各州和联邦的诉讼中。排除法则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必需被排除在审判外。无可能原因的搜查是非法的。

马菩在俄亥俄州的定罪被，因为搜查她的住所违反了第四条修正案所保护的人民的住宅不受无理搜查权利，所得的刊物不能在法院上出示，用来给马菩定罪。在法院可出示的证据指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程序而收集的证据。换句话说，警察不能擅自动用非常手段来打击罪犯，警察打击罪犯必须首先自己要遵照法律所允许的手段。

2、米兰达警告

第五条修正案：“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1963年，一个名叫恩纳斯托.米兰达（ernestomiranda）的白人无业青年，因涉嫌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前，警官没有告诉米兰达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米兰达年仅23岁，文化程度不高，既无职业又无收入，属于一贫如洗的贫困阶层，从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经过两小时的审讯，米兰达招供了罪行，并且在供词上签了名。

在法庭上，检察官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签字的供词，并以此作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之一。这时，根据最高法院1963年对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刚刚开始有义务为被控犯有刑事重罪的贫穷被告人免费提供律师。米兰达因此有了一名法官指定给他的律师。米兰达的律师认为，根据宪法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米兰达供词是无效的。然而，陪审团还是根据供词判决米兰达有罪，法官判米兰达二十年有期徒刑。

定罪后，米兰达的律师不服，代他上诉。此案后来历经周折，终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裁决地方法院的审判无效，理由是警官在审问前，没有预先告诉米兰达应享有的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所以米兰达的供词属于“非自愿供词”，这种供词在法院审判时一概无效。

沃伦大法官规定，当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疑犯时，警方应及时而有效地宣读下列提醒和告诫事项：第一，告诉嫌犯有权保持沉默；第二，告诉嫌犯，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和审判他们；第三，告诉嫌犯，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到场的权利。这些源自宪法第五和第六修正案的规定，后来被统称为米兰达警告。

沃伦大法官坚持认为，施行米兰达警告将会限制和平衡警方的权力，防止警方对嫌疑犯刑讯逼供，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基本宪法权利。最高法院强调，警方强制性的关押和审讯环境对嫌疑犯形成巨大的压力。为了防止出现刑讯逼供或恐吓成招的现象，司法程序应当从一开始就对普通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有效的保障。

在最高法院了地方法院的结果后，米兰达被重新审理。不依赖他的供词，米兰达这次又被定罪。由于亚利桑那州假释委员会对这位亚利桑那州最著名罪犯的特别注重，米兰达也许在监狱实际服刑时间更长，而不是更短。

如今，“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供证”这著名的米兰达警告，时刻提醒被警方限制自由的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

3、滞留与搜拍――泰瑞诉俄亥俄州

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听一个案例，置疑警察当场搜查和审问的合法性。这个案例就是泰瑞诉俄亥俄州(terryv.ohio1968)。就是这个案例建立了滞留与搜拍法律的权限。该案争论的焦点是第四条修正案中人民的隐私权不得侵犯，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不得任意搜查公民。

1963年10月31日下午，克里夫兰市一位具有20年侦探经验的便衣警察麦克珐敦看见两个人在商店橱窗前反复徘徊(其中一人是泰瑞)。在观察了他们一段时间后，麦克珐敦怀疑他们在探查地形，可能要抢劫商店。其间，第三个人来和他们交头接耳，然后又匆匆离去。麦克珐敦声称，他盯住这两人是因为他作为警察有责任对此作进一步的调查。不久，那第三个人又回来了。这时，麦克珐敦走上前去，亮出警察身份，问讯了几个问题。这几个人吞吞吐吐，语 焉不详。警察抓住一个让他背过身去，从上拍到下，感到左胸口袋有东西，取出一看，是一把38口径的左轮手枪。他又拍查另一个人的外衣，也找到一把手枪。这些人因非法携带隐蔽武器而被逮捕、被控告。

在法庭上，这些人的律师申称警察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搜查他们。因此，搜查是非法的，枪支不能作为指控他们的证据。地方法院仍然判了他们的罪。泰瑞和他的律师不服，把案件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审议后，于1968年6月正式驳回了泰瑞的上诉。最高法院同意，警察没有搜查的理由，但是，非法携带隐蔽枪支的指控成立。

最高法院指出，“滞留”(stop)与“逮捕”(arrest)之间，“搜拍”(frisk)与“搜查”(search)之间是有区别的。逮捕是指行使政府对公民的控制权而拘留嫌疑犯。滞留是指很短暂的问讯调查。“搜拍”只局限于拍打外衣，而“搜查”更具探索性质。搜拍是警察调查的责任范围，因此由搜拍而取获的枪支可以在法院作为证据。

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没有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cause)，如果警察相信这个人已经了犯罪，警察有权短暂地滞留并审问他。搜拍局限于搜查对警察、公众构成威胁的武器，警察发现不寻常的行为使他们认为有犯罪活动而且嫌疑犯既有武器又危险，那么警察有权执行只局限于拍打外衣、寻找武器的搜查。这样的拍查在第四条修正案看来是合理的，查到的武器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泰瑞诉俄亥俄州后，警察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即可以搜拍公民的外衣，寻找武器。“合理的怀疑”指的是警察有理由相信犯罪活动已经发生或就要发生。这即可让警察对嫌疑犯做短期的调查。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suspicion)的法律要求低于第四条修正案中所规定的“可能成立的理由”(probablecause)。可能成立的理由指能使任何讲理的人都能相信嫌疑犯犯了法，这适用于逮捕的情况。

二、佘祥林“杀妻”案

【案情】

1994年4月11日上午11时，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在吕冲村附近一堰塘里发现一具女尸浮在水面上，报案的为该村九组组长罗东官和村民程爱平，女尸是程爱平送孩子上学返家的路上发现的。保存在京山县法院的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卷宗记载，当天下午2时45分，雁门口镇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

此前，1994年1月20日晚上，佘祥林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张在玉的表姐在1月22日报案，但一直未能找到。

1994年4月11日晚上，当时在马店派出所当治安巡逻员的他被带至一家宾馆。在这家宾馆里，时任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卢定成告诉佘祥林，“你的妻子已经找到，是属他杀，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

佘祥林的哥哥佘锁林介绍，当时他们并未看到尸体，在问派出所凭什么认定时，警察的回答是，这个不由你说了算，政府肯定没错。在辨认无名女尸是否为张在玉的过程中，佘祥林及其哥哥并未见到尸体。

当日张在玉的哥哥张在生被警方叫去认尸，看到死者面貌已浮肿难辨，并看到死者身高、胖瘦、头发扎法和妹妹很像，认为死者是张在玉。

张在生曾提及，当时他们提出进一步确认尸体，当地警方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让张家出两万元做亲子鉴定，“不出钱，我们也就相信了。”

根据案卷记载，下午5时，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指导员任朝斌、刑警毕超以及技术员李甫泽等赶赴现场。与此同时，佘祥林已经被警方确定为嫌疑人，当晚即将其带至一宾馆进行审查。

文件记载，当时京山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佘祥林突审，时任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的韩友华任专案组组长，刑警大队大队长卢定成为副组长，成员包括任朝斌、何泽亮、毕超、曾忠、唐开斯、吴中华、李义忠、潘余均等人。

11天后，由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鉴定书显示，死者系佘祥林妻子张在玉，1993年1月20日晚上从家出走，系被钝器击伤后沉入水中溺水窒息而亡，并从腹内提取有硅藻之类。

4月22日，佘祥林被刑事拘留，4月28日，被逮捕。

从佘祥林案的卷宗中可以看到，1994年4月11日至4月22日，11天的审讯之中，佘祥林供出了四种作案方式。这在后来的审判中曾被当作疑点提出。

第一种作案方式简述为：1993年腊月初九（1994年1月20日）晚上，佘祥林将张在玉带出门，顺手在大门边拿出一根板车撬棒，将张带至雁门口镇红旗碎石厂山坡，将张打死埋入水沟。

第二种作案方式简述为：腊月初九，佘祥林看到魏太平（佘的好友，当时在雁门口镇交通管理站上班）在雁门口镇兽医站门口对面打桌球，佘便将张在玉交给魏太平让其带走，魏将张带至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腊月十二，佘祥林和魏太平用石头将张打死，沉入水中。

第三种方式简述为：1993年腊月初九，佘祥林在雁门口镇兽医站碰到魏太平，让魏太平晚上11点到家里说点事情，当晚，佘和魏将张在玉带到长岗村二组抽水机房外，给张换好衣服，再带至吕冲九组窑凹坝山用石头将张打死，然后用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将张沉入水中。

警方认为第一种是假口供，因为张的尸体不在水沟，是佘祥林试探性地看警方能否找到尸体。第二、三种作案方式随后也被否定。证据是，长岗村二组胡明德（男，65岁）讲述，这几天晚上他都在抽水机房睡觉，没有间隔一天，且机房白天上锁，另外，张在玉也不可能和魏单独出走。此后，当地医院也出具证明，张在玉失踪那几天，魏太平正在医院打针吃药，不具备作案时间。

这样，佘祥林供述的第四种情况，被警方认定“符合案件客观事实”：1994年1月20日晚10时许，佘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带到一处瓜棚里关起来。

第二天凌晨两点半，佘将六岁的女儿抱到父母房内，谎称妻子出走了，然后以外出寻找妻子为由，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在玉的毛裤，推着自行车出门，来到瓜棚内，给妻子换了一身衣服。然后他把妻子带到吕冲村九组那处池塘边，趁张不备，用石头猛击张的头、面部至张不能动弹，将张拖到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沉入水中。次日下午将从张身上换下的衣服全部放在自家灶里烧毁。

此供述的时间为1994年4月20日。

佘祥林的说法是，这些供述是在警方的诱供和刑讯逼供下被迫做出的。

“我敢说那10天11夜的痛苦滋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我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长期蹲马步，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脚骨。”这是佘祥林申诉材料中的一段文字。对这11天的审讯，他多次在申诉材料中提及。

“你把尸体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你把尸体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把水抽干。”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写到，“从那位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地‘把水抽干’及‘那个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的问话中，我已经猜到了在关桥水库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的经过。”

案卷显示，1994年4月21日晚，佘祥林曾被警方带去指认作案现场。这被认为是佘祥林案件的关键环 节之一。

案卷中京山县公安局的一份材料描述了当日辨认现场的经过：“在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的组织下，由检察院批捕科科长彭涛、公安局预审科科长邓年高、预审员马文祥等12人组成的专班，由佘祥林引着沿其作案的路线行走。晚上八点从何场村九组出发，佘祥林把我们引到一件放过蛇皮袋关过张在玉的瓜棚，门朝东，门上无锁，内有木床，和佘祥林交待的一样。

经过雁门口镇街上，沿着汉宜公路向东走500米，沿一土路往吕冲九组走到一叉路口，继续走了1里，佘发现错了，返回岔路口，又往东走看到一座山，走完这座山又顺路走上另一山，然后到一池塘，佘说在离堰（池塘边）30米处将张打死的，然后沉尸。”

京山县公安局材料证明，此段路程共11公里，且经过两个山顶，当日下着小雨，佘祥林能找到现场，并附有一份行走路线图，因此认定佘祥林作案真实可信。

但对此段经过，佘祥林回忆说，在1994年4月15日刑警大队民警对他审讯时，刑警队指导员见他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他拉到写字台旁，边讲解如何走边给他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佘说当时另有两名侦查员在场。

佘祥林说，之后，该指导员还叫他仿画了一张给刑警大队长卢定成看。

“尽管他们曾给我画了行走路线图，我还是无法带他们去，因我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被带到关桥下车，他们就将双腿被毒打的高度浮肿根本无法行走且处于昏睡状态的我架下车。”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记录了指认现场的经过。在两次走错了方向之后，一名刑警给了佘祥林一个手电筒，“并再三叮嘱我往回走注意左边的路口……实在找不到路口时，天下起了雨，刑警队的曾忠和雁门口镇派出所一民警直接架着我朝山上走，在我的前面50米左右还有两个人带路，一个是何泽亮，一个记不清名字了。”

按照佘祥林的叙述，两名民警架着佘祥林翻过了两座小山，来到一池塘边。

在此后对佘祥林的审讯笔录中也曾提到过相似情节，但并未引起司法机关的注意。在1995年10月京山县公安局对佘祥林的一次突审中，佘的笔录显示，对杀人现场和沉尸点的指认，他是“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但现场并没有石头”，之后有人抬着他的胳膊指着池塘一个方向照的相。

1994年9月22日，原湖北省荆州检察院以“荆刑起第129号”向荆州地区中级法院提起公诉，佘祥林故意杀人，时年10月13日，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佘提出上诉。

在此期间，一份“良心证明”出现，说明有人:请记住我站域名曾见过一个与张在玉相貌特征相像的疯女子。这一情节对于佘祥林案来说相当关键，但这份证明并未获得司法机关的查实。

这份证明的出具者倪乐平，当时的身份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党支部副书记。今年4月7日，他回忆说，佘祥林的母亲杨五香听说村子里曾有一个30来岁的女子，跟张在玉非常相像，便和儿子佘锁林跑来询问。“她拿着儿媳的照片给我们看，确实跟村里出现的神经病女子很像。”

在此情况下，倪乐平出具了这份证明，并盖上了“中共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支部委员会”的印章。具体内容为：“我村八组倪新海、倪柏青、李青枝、聂孝仁等人于10月中旬在本组发现一精神病妇女，年龄30岁左右，京山口音，身高1.5米左右，油黑脸，她本人说她姓张，家里有一六岁女孩，因走亲戚而迷失方向，其神情状况与（杨）五香反映的基本一样，关在该组倪新海家中二天一夜，而后去向不明，特此证明，请查证。”

1995年初开始，一封落款日期为1994年12月29日的申诉状和上述的“良心证明”被寄送到湖北省高院、湖北省检察院等诸多部门。

“出了那个证明后，我以为公安局会来村里调查核实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来。”倪乐平说。

相反，与这份证明相关的四人后来均以涉嫌“包庇”等罪名被羁押和监视居住。

今年4月5日，记者在荆门市政法委一份关于佘祥林案的内部材料上看到，京山县公安局在办理佘祥林案时，曾以涉嫌共同犯罪和包庇对杨五香、聂麦青、佘锁林、倪新海等人采取监视居住、羁押等措施。

1996年2月7日，湖北荆沙市人民检察院还以“鄂荆检刑（1996）第17号”公诉书向荆州中级人员法院公诉佘祥林的故意杀人罪、杨五香的包庇罪。

荆沙市人民检察院书指控，“被告人杨五香为使其子逃避司法机关的严惩，指使天门市农民聂麦青和倪新海为其出具虚假证明，捏造了张在玉尚活在人世的事实，为其子佘祥林开脱罪责，违犯司法公正，犯包庇罪。”

1996年6月，杨五香被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三个多月后，在家中病逝。杨去世后两年，1998年4月3日，京山县公安局才对她撤案。

在良心证明出现的同时，湖北省高院于1995年1月6日对佘祥林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在这份“（1995）鄂刑一函字第2号”的裁定书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列举了五方面的主要问题。事后看来，这些问题均切中要害。

除供述内容反复、证据锁链无法形成及无法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的可能外，省高院特别提出了两个疑点，即凶器的去向和蛇皮袋提取笔录的证明力的问题。

省高院指出，在荆州地区中院的定案量刑中最重要依据是，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但从卷内材料看，被告人佘祥林供述这一情节是在警方提取蛇皮袋等物证之后。

湖北省高院指出，1994年4月16日佘仅供述在三轮车上捡一蛇皮袋，并未供述用蛇皮袋和石头沉尸；4月20日佘祥林才交待是自己用蛇皮袋装四块石头沉尸。

但提取笔录却记载：根据佘的交待，4月16日抽堰塘水，4月17日提取蛇皮袋。

湖北省高院载明，曾就此疑问在二审时调查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毕超，毕回忆，当时的情况是一边在审讯佘，一边在组织人员抽干堰塘，抽堰塘是因为发现尸体腹部有索痕且无青苔，故推断水中可能有沉尸物。

因此，实际情况与提取笔录所记载的不符。

对此，湖北省高院最后下的结论是：“这一证据的证明力值得研究。”

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则陈述了供述蛇皮袋“作案”的过程：当时，那位指导员问“那个袋子是麻袋吗？”佘便猜到肯定是用袋子装着沉尸，最后说到蛇皮袋时，民警便不再发问。

对蛇皮袋子如何装尸，佘祥林又猜测了多种说法。

佘在申诉材料中写到，他供述袋子中装了一块石头，两块，三块，“在我说到第四块石头时，他们才停止了对我的折磨”。

关于用于沉尸的蛇皮袋，另一疑点是，对佘祥林所交待的蛇皮袋的来源，司法机关一直无法查证。

在佘祥林一审判决时，荆州检察院的中认定蛇皮袋的来源为，1994年1月17日， 被告人佘祥林从马店镇乘坐三轮出租车回雁门口镇何场村下车，见车上有一蛇皮袋，袋内装有几件衣物，便将袋子提下车放到白湾一瓜棚内回家。

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后，1995年5月8日，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原荆州地区检察院补充侦查。

1995年5月15日，原荆州地区检察院将此案退回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其中专门提出，要求其查清被告人佘祥林所捡蛇皮袋及衣物的来源。

其后，京山县检察院要求京山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对于蛇皮袋失主的查找，京山县公安局在补充侦查材料中表示，“1994年4月20日到4月22日，我们专门安排专人调查雁门口跑熊店的三轮客运车共计45辆，逐一走访，无人发现坐车旅客在1993年腊月初丢失过衣服鞋子和蛇皮袋，同一时间，又安排专人对雁门口和何场九组公路沿线涉及的三个村庄调查走访，也没有人反映在此期间丢失过装衣鞋的蛇皮袋。”

而佘祥林在1998年的申诉材料中写到，当时他实在无法供出蛇皮袋来源及杀人情况，就说“我确实没有杀人，确实说不清楚，你们干脆把我打死算了。”佘祥林所述审讯人员的答复是“打死你了还不是个畏罪自杀，再说成你想抢我们的枪拒捕，将你就地正法。”

佘祥林说在此情况下他才作了“违心供述”，并编造了在车上捡到蛇皮袋的情况。

在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凶器的去向也成为重要的疑问之一。在退回补充侦查时，原荆州地区检察院也专门要求京山县检察院补充杀人现场和杀人凶器的有关材料。

事实上，在佘祥林被刑拘之前接受审查的11天中，即供述了三种作案工具，一种是用棍棒将张打死，一种是用绳子将张勒死，最后一种是用石头将张砸死。

最后，京山县公安局采信用石头砸死的说法。

佘祥林解释，他曾供述用木棒杀人，但因为警方非要他交待木棒来源和去向，无法交待便改称用石头行凶，他联想到池塘边应该到处都是石头。

但此后，佘祥林指认现场时，发现现场并无石头。

此后，这块被用来行凶的石头，一直未能找到。

在补充侦查的材料中，京山县公安局的解释是，被告人佘祥林多次交待使用的是石头，根据法医鉴定死者张在玉头部有六处创缘不规则的伤口，佘祥林用石头作案符合案件客观实际，故认为凶器为石头。

对于始终未能找到用于行凶的石头，京山县公安局提出，“作案在深夜，遍山都是石头，就地取材，佘祥林现在也不能确认，交待的作案时间和发案时间已有三月之久，所以无法寻找凶器。”

经过约1年的补充侦查，1996年2月7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送原荆沙市检察院，同年5月8日，原荆沙市中院以“退查后均无解决实际问题，疑点无法排除”为由，将此案再次退查。

案卷显示，1996年10月，京山县公安局组成以副局长韩友华挂帅的11人调查小组，在10月7日将佘祥林带到“温泉山庄”进行审讯。

1996年10月14日由京山县公安局作出的“补充侦查报告”对为期一周的审讯定为“没有结果”。

1996年12月29日，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案发地京山县划归荆门，原湖北荆沙市人民检察院将卷宗邮寄到京山县政法委，约半年之后，京山县政法委报请荆门市政法委协调。据一位知情法官介绍，这个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办不下去，也销不了案，最后才由政法委协调。

1997年10月8日下午，关于佘祥林案的协调会在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五楼会议室召开。组织者为荆门市政法委，荆门市中院、荆门市检察院以及京山县政法委、京山县法院和京山县检察院的负责人均到席参加。

这次高规格的协调会本应成为佘祥林洗清冤屈的一个契机，但结果却是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

4月5日，荆门市中院出具的《关于发现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判决错误以及依法纠错的有关情况》一文指出，此次协调会决定对佘祥林故意杀人一案降格处理，由京山县检察院向京山县法院提起公诉，对佘祥林判处有期徒刑。

会后约半年，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诉至京山县法院，指控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

在诉讼材料中，佘祥林写到：1998年6月9日审判长朱源英和审判员段洪兵提审他时，发现两位法官并没有按照佘所说的话去记录，便拒绝签字，这时朱源英审判长就说：“你签不签字都一样，这都是和‘上面’商量好了的。我不清楚他们所说的“上面”是指什么？为了尊重法官，所以签了字。

1998年6月15日，佘祥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佘不服向荆门市中院提起上诉。

在上诉书中，佘强调自己并无作案时间。他提到，在京山县警方对他进行提审时，他反复交代在他妻子出走的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外面寻找妻子，其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汽车，而通过警方的调查，佘祥林搭车的司机证实了佘的说法。

但此后的判决中，没有提到当晚见过佘的两名司机的证词。

1998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法院驳回佘祥林上诉，维持原判。此时，佘本人已被剥夺自由4年5个月；从这一天开始，到佘祥林前妻张在玉3月28日回到京山县家乡，其间相隔6年6个月零6天。

【评析】

本案由于“被害人”的突然出现成为冤案，对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而言，“错案”的定性也就成为必然。但就因果而言，冤案之形成，无不根源于错案。错案的认定，核心在于违反刑事办案程序，乃执法监督之重点。本案侦查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确认死者身源错误

侦破无名尸体案，首要一环是查明身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揭示因果关系，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佘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死者身源开始的。此案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此后不久，4月11日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由此，警方推测死者可能就是张在玉。但这仅仅是一种侦查假说，其确切与否，尚需通过侦查活动加以验证。验证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组织知情人辨认，二是进行指纹、血型、dna等物证技术鉴定。此案中，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条件非常不好。因而，辨认时须注意核对尸体细微特征，必要时必须进行dna鉴定。

但遗憾的是，侦查人员未经深追细查，就草率认定死者系张在玉。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完全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在这种疑漏百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本应进一步予以核查，如：扩大排查范围，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尸体进行dna、血型检验等，以寻求更多确认依据。但侦查人员既未做dna检测，也未再开展调查，即在女尸出现后仅6个小时就草率作出结论。由此，一步错、步步错，其恶果不仅仅是冤枉了佘祥林，还贻误了另一种正义——那无名女尸案至今谜团未解。

（二）认定嫌疑人错误

在确认死者系张在玉之后，查找和认定作案人，就成了侦查的中心任务。根据因果链条，案件主角佘祥林开始进入警方的侦查视线。据张在玉亲属反映，佘祥林曾有外遇，二人夫妻关系紧张，时有斗嘴、吵架之事发生。据此，公安机关将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于1994年4月11日将其拘留审查。

我们知道，张在玉并没有死，所谓“杀妻”纯系子虚乌有。但在当时情境下，对侦查人员而言，佘妻被害却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也是开展侦查的前提。但即便如此，要认定佘祥林系命案疑凶，至少亦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杀人动机；二是有作案时间；三是具备作案工具条件和现场遗留物品条件；四是具备犯罪、痕迹物证条件。

但对佘而言，由于他既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上述条件应完全不具备。比如作案时间，在警方提审时，佘曾反复交代在张在玉出走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外面寻找妻子，其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汽 车。而且通过警方调查，佘搭车的司机也证实了佘的说法。那么，警方认定佘系疑犯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一点，就是佘曾有外遇、夫妻关系不和，可能有杀人动机。但仅凭此点，最多只能引发心理上的怀疑，连提出“作案人假说”都不够。警方却据此实施抓人、拘留，实在是粗疏、草率。

（三）侦查取证错误

嫌疑人确定之后，侦查进入深入阶段，收集证据成为核心任务。上面已说过，佘并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按常理，他既不可能作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亦不可能遗留任何痕迹、物证。因而，只要侦查人员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就可以消除其嫌疑，避免错案发生。但由于取证错误，不仅没有解脱佘祥林，而且几乎把冤案办成了“铁案”。

凡冤案必有刑讯，佘案也不例外。佘被拘留后，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如此“车轮战”，最终迫使佘祥林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招供。但佘毕竟未作案，因而依然说不清埋尸地点、作案工具等现场情况。此时，冤案另一元凶——指供、诱供便粉墨登场。在侦查人员不停地体罚“提示”下，佘祥林最终作出了与现场基本一致的虚假供述。

除口供外，侦查人员还弄虚作假，炮制了其他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上面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还有所谓“行走路线图”及“指认现场记录”，无不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提示下形成的，是典型的虚假证据。

（四）运用证据错误

侦查的最后阶段，是要审查、判断证据，并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最终形成侦查结论，以决定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审查、判断证据任务有二：一是对单个证据逐一审查判断，鉴别证据真伪，排除非法证据；二是对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以判明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这是侦查的最后关口，将最终决定案件质量。

从佘案看，虚假证据、非法证据比比皆是，而且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存有明显矛盾。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也就是说，在证据上，佘案是“疑案”，根本未达到法定的“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侦查终结标准。

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的正确做法有二：一是继续开展侦查，直至查明全部案情；二是坚持“疑罪从无”，及时对佘祥林解除羁押。遗憾的是，由于有罪推定作崇，再加上外部破案压力，侦查机关已失去了反思、纠错能力。

三、灵宝市王帅诽谤案

【案情】

5月28日，河南灵宝市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租”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约3万余农民将失去土地。市政府书面公告了地上附着物数量及补偿金额并最终将租价提高到1年1200元／亩与农民达成协议。王帅的老家在大王镇南阳村，得知此事后，感觉政府所为明显违法，就上三门峡土地局、河南省国土厅网站查批文并通过网络在线多次向河南省国土厅递交举报信，但一直未果。

2月12日，在多次求助无果的情况下，王帅将照片到网上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2月23日，灵宝市公安局接到市抗旱工作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报案，称在很多网上看到灵宝500万抗旱资金被贪污的帖子和网民的辱骂，灵宝市公安局经过初步调查后认为王帅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嫌“诽谤罪”，决定立案侦查。

3月6日下午两时左右，王帅正在上班，忽然有两名着便装的男子来到他们公司。其中一位对他掏出证件，证件显示对方是上海刑侦5队的警员。他们要求王帅“跟我到公安局走一趟，我们有点事要问你。”

“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租房的地方有什么事了，就跟他下了楼。”容不得王帅多想，两名便衣将王帅带进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在车里，王帅见到了两名灵宝的老乡，没有亲切的招呼，只有一副冰冷的手铐。后来王帅得知，他们是灵宝市刑警大队的何艳伟和网警大队的李平。

此时王帅明白了，肯定是自己在网上发帖披露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引来了祸端。

王帅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刑警何艳伟问。

“不就是我举报市政府违法征地的事么。”王帅说。

“那就对了，看把你本事大的。你还干过什么？”

“没有。”

“没有？那些照片怎么跑到网上去的？”

王帅在上海被灵宝市刑警大队和网警大队的警员带走并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呆了3天。

3月9日下午，王帅被带回河南灵宝并在灵宝看守所关押了5天。

3月10日，在公安局，王帅第一次做笔录。“还是那两个警察，他们想让我写悔过书，想让我承认因为征地补偿不满意，诽谤灵宝市政府不抗旱。”

“地都征了，还抗什么旱？”王帅反驳说，他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事实，更没有诽谤。

警察又让他承认照片是移花接木的，王帅拒绝。

做完笔录，警察给王帅发了拘留证，罪名是“诽谤”，“这时，警方容许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我刚说了一句，‘我现在回来了，在灵宝市公安局’，警察就让我挂掉了。”

3月13日，警方将王帅作了取保候审，理由是“证据不足”。后来王帅才知道，原来是他家人和政府达成的协议，把果树砍了，警方才答应放人。4月10日下午，灵宝党政机关公众网出现关于《一篇帖子换来被囚八日》一稿有关情况的回复，文章称，报道给灵宝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并强调王帅诽谤案正在办理中。

4月15日，经灵宝市公安局执法监督委员会研究，王帅发帖“诽谤”案被定为错案，并以罪名不成立将案件撤销并解除取保候审将王帅释放，并给王帅国家赔偿783．93元。

灵宝市公安局本着实事求是、知错必改，违法必究的态度，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第三章第六条第三款和《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对相关办案人员和责任领导予以责任追究。

一、灵宝市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分管网警大队工作，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二、灵宝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黄立忠，对错案的发生负有审核定性不准 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

三、灵宝市公安局网警大队民警李平，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四、灵宝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贺彦伟，因办案业务知识不精，对错案的发生负有直接的责任，予以停止执行职务，离岗培训。

五、灵宝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宋中奎向上级党委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评析】

本案定性为错案，侦查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本案初查和立案工作有关领导审核定性不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如果一个网民对政府通过网络的方式发些帖子，那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反映一些事情，尽管出现了不实，那么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也不构成诽谤罪。

（二）管辖错误。

即使本案构成诽谤罪，由于不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当属自诉案件，不应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讯问违反法律规定。

（四）强制措施适用不当。

1．无拘留手续擅自将王帅羁押至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程序失当。如果事先办理了拘留手续，则应在24小时内进行讯问，且通知家属；如果是办理的传唤或拘传手续，则应在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即进行讯问且不得超过12小时。

2．从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羁押到释放，羁押时间为8天，且没有办理延长手续，属超期羁押。

3．警方变更为取保候审，证据不足的理由失当。

四、本案中暂扣车辆是否合法?

【案情】

12月初，叶华(化名，)驾驶李明(化名)的轿车，乘载四人运往重庆。当车辆行驶至万盛区高速路口时，被运重庆市万盛区输管理部门以从事非法营运暂扣，并依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向叶华送达了《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叶华罚款3万元。李明知道自己车辆被扣后，要求返还车辆未果。3月11日，李明以暂扣车辆行为违法为由将万盛区运输管理部门告上法庭。

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具有对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并对无证经营的营运车辆进行暂扣的法定职责。原告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受到被告检查时，不能提供车辆营运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和《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以及在期限内拒不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可以暂扣车辆或者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限期到指定机构接受调查处理”的规定，被告当场对原告的运输车辆采取暂扣措施是合法的。遂依据《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三款、《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是行政法规授权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事业单位法人，有职权对其辖区范围内违反道路运输管理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本案中，叶华驾驶李明所有的车辆，从事旅客运输，在接受检查时无法提供车辆营运证，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对该车辆暂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此外，《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故重庆市万盛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在叶华未缴纳罚款之前继续暂扣车辆并无不当。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项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暂扣期限形成较大分歧，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应暂扣至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时为止。暂扣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其目的就是要保障案件事实调查清楚，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的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行政机关下达处罚决定书说明暂扣车辆的目的已经达到，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解除。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七日。行政机关对非法营运车辆采取暂扣强制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证据保全措施，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暂扣车辆应当为七日。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法营运车辆暂扣期限为处罚决定书送达后三个月。理由为《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明确规定。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授权的组织，为了预防或者防止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违法行为、危险状态以及不利后果，或者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查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相对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予以强制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暂扣车辆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仅具有保障行政处罚事实调查清楚的目的，更有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的作用。《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在三个月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拍卖暂扣车辆，所得价款除扣除拍卖费用、应缴规费、滞纳金和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从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看，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不仅是为了确保案件事实调查清楚，更是为了保障行政处罚得到执行。所以，运输管理部门在违法行为人叶某未缴纳三万元罚款前，可继续暂扣车辆直至采取拍卖措施前。当然，拍卖措施应当在处罚下达后三个月内实施。

第二，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了保全证据的目的。非法营运车辆作为认定非法营运行为的一项重要证据，行政机关通常采用扣押措施防止其逃逸，拒绝现场检查。从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概念来看，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目的通常就是为了保全证据，确保案件的取证工作顺利进行。但从《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看，暂扣非法营运车辆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已超出保全证据的常用目的，现行立法规定暂扣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充分说明了国家打击违法营运的决心。这也是现行立法赋予暂扣车辆行政强制措施更深法律意义上的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暂扣非法营运车辆的期限为行政处罚后三个月更符合现行立法的精神。

五、本案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有哪些违法情形?

【案情】

某公安局交警大队在执法中发现一外地货车违章行驶，遂拦截并扣缴驾驶员的驾驶证。驾驶员请求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拿出执法证件，并 申辩自己没有违反交通法规，要求执法人员说明扣缴理由。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200元，并限其当日去银行缴纳，否则从次日起按日加处5％的罚款。

【评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不主动告知，并在当事人请求告知的情况下仍不告知，违反行政处罚程序。

(2)《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以当事人无理狡辩为由加处罚款是违法的。

(3)《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仅限于对个人处于50元以下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必须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所以，本案处以200元罚款必须适用普通程序，不能当场处罚当场执行。

(4)《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所以，本案的执法人员限令当事人当日缴纳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每日按罚款数额加处5％罚款也于法无据。

六、赵某故意杀人案

【案情】

3月15号下午2点多钟，上海铁路公安处某派出所民警倪某接到了保安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在京沪铁路线江苏苏州至昆山段1391＋300处，绿化带边上发现了一个东西，像是人头又像是狗头。倪某迅速赶到了事发地段，同时将案情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一个由刑事技术专家组成的现场勘查小组迅速从上海出发，其中包括刑侦专家张欣——我国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当天下午5点多钟，刑事技术人员赶到了事发路段，刑事技术人员首先确认灌木丛中发现的是一颗人

的头颅，有头发没有五官，毁容比较严重。

刑事技术人员发现，现场铁路两侧有1米多高的隔离网，下行线外侧是一片鱼塘、上行线外侧则是一片茂密的树丛。通过对现场周边的痕迹分析，警方首先排除了铁路交通事故的可能性，确认这是一起

凶杀案。

刑事技术人员仔细研究现场周边的每一处细节，而张欣也在一旁仔细地观察，并不时用随身携带的数码照相机进行拍照。此时，天色开始渐渐昏暗下来，刑事技术人员开始扩大搜索范围，他们借助现场勘查灯继续在铁道线两侧搜索，很快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

料袋：30厘米宽，50厘米长，质地较好，距中心现场五六米。

警方结束了第一天的现场勘查，回到了昆山火车站派出所，案情分析会连夜召开。会议一直进行到次日天明，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沙某带领刑事技术人员继续对现场周边进行更加细致的勘查，另一路带着相关检材返回上海进行化验。经化验，黑色塑料袋与被害

人没有任何关联。张欣则开始着手对被害人的容貌进行复原。

就在张欣着手准备进行容貌复原的同时，刑事技术人员已经开始第二次对现场进行勘查，力争发现更多的痕迹物证来解开疑惑：这个头颅是以何种方法进入到这个铁路线里面来的？从防护网的高度以及发现头颅的位置判断，首先排除了从防护网外侧抛进来的可能性。头颅的来源只有一种可能，很可能是从飞驰的列车上抛下来的。而京沪线是一条复线铁路，分为开往北京方向的上行线和开往相反方向的下

行线，头颅究竟是从那条铁路线上被抛下来的呢？

刑事技术人员仔细地寻找痕迹物证，他们把搜寻的重点放在了下行线的铁轨上。以发现头颅的位置为中心，他们沿着下行线向两侧进行仔细搜索，十几分钟后在距离中心现场20多米远的地方发现了异常。在下行线两根钢轨之间，发现了脑组织。如果这个头颅是在下行火车的窗户扔下去的话，它不可能扔到两根钢轨之间。不过，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这样的结论却遭到了质疑。刑事技术人员决定进行模拟试验。经过试验，最后确定头颅是从上行火车的窗户扔下去的。于是警方把排点放在了3月14日晚上到15日凌晨途径这个路段的所有45趟上行线列车上。与此同时，邻近的上海、杭州、昆山

等车站也成为了警方重点调查的目标。

远在上海的张欣已经开始为被害人进行画像复原，3月17日模拟画像迅速被制成了寻人启事广泛张贴。几天过后，从安徽省蚌埠市传来消息，受害人的弟弟在市区里头看到照片以后，就认为是他哥哥，到派出所报案，说画像上的男子就是自己的哥哥，已经失踪了7天，随后的dna比对最终证实了他的证言。被害人王某某，安徽省蚌埠市人，48岁，无业。，王某某和他爱人赵某某感情不合离婚。离婚以后，王某某和他的前妻还经常同居。同时赵某某还有另外一个叫王某的男人，40岁，也是蚌埠人，现在上海从事摩托车拉客生意。赵某某和王某迅速被警方确定为重点嫌疑目标。也就在此时，警方对上海火车站监控录像的排查也获得了重大发现。警方发现，3月14号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有一个长相极似王某的男子，拎着一个马夹带，穿着像运动服的衣服，下面穿的牛仔裤，从北区出口处进入了车站。3月14号晚上11点多钟，这名男子再次出现在上海站南出口的通道内，从监控录像上可以清楚看到他就是警方的重点嫌疑目标王某，令警方更加惊奇地是几个小时前拎在他手中的那个塑料袋不见了踪迹。警方认

为王某有作案重大嫌疑，及时将王某抓获。

经过讯问，王某最终不得不承认了因爱生恨，伙同被害人的前妻赵某某将王某某诱骗杀害后分尸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王某供述：“我脑子一糊涂，就同意做了，现在我真的是很后悔。”犯罪嫌疑人赵某某供述：“他（被害人）是有罪，对我来讲他对不起我十几年，折磨我不像人，但是最终他的性命不在于我去决定，但他死了，是我造成

的这种因果。”

问：（1）本案中警方收集了哪些证据，从证据种类看各属于哪类

证据？

（2）警方在本案中采取了哪些侦查行为？

【评析】

（1）本案中警方收集的证据有头颅、脑组织、车站监控录像、王宾与赵苏云的供述、对黑色塑料带的检测意见、对现场的勘查记录及拍照、受害人的弟弟提供的证言。

根据证据种类的划分，头颅属于物证，脑组织属于物证；车站监控录像属于视听资料；王宾、赵苏云的供述属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对黑色塑料带的检测意见属于鉴定结论；对现场的勘查记录、拍照属于勘验检查笔录；受害人的弟弟提供的证言属于证人证言。

（2）警方采取了以下几种侦查行为：对案发现场的勘验检查；侦查实验；鉴定；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

七、黄某驾车撞人致人死亡案

【案情】

黄某驾车撞人致杨某死亡，但甲区公安分局一直没有立案。经过被害人杨某的妻子的强烈要求以及检察院的监督，甲区公安分局予以立案，并以检察院和甲区公安分局的共同名义在全国范围内了通缉令。后在甘肃境内将躲藏的黄某抓获，甲区公安分局对其办理了逮捕手续。侦查人员李某在逮捕后第3天在看守所对黄某进行了讯问。

“黄某，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

“我们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老实交代你的罪行只会对你有好处。如果你不坦白，抗拒政府的话，我会记录下来，法院在审判的时候将把它作为加重你刑罚的证据。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情况，即使你现在不说，也难保你的小命。”

“我要请律师。”

“请律师也帮不了你，况且检察院已经打招呼说，由于本案案情重大，未经他们批准是不允许你请律师的。就算你请了律师，我们也可以不让他会见你。”

“我有话要对律师说，你们既然不允许我请律师，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黄某，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否则，你就甭想吃饭、睡觉，也甭想见你的律师。”

经过半天讯问，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口供，于是就对黄某进行人身搜 查。结果除了500元现金、一支手表和一部手机外，别无他物。随后，李某声称可能要上缴国库，对上述物品和现金予以扣押，由他进行保管。

问：在对黄某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哪些侦查行为是非法的？为什么？

【评析】

（1）通缉令只能由公安机关。本案中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共同通缉令的做法是错误的。公安机关要想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令，必须请示公安部，由公安部决定。

（2）公安机关在黄某被捕后的第3天才对他进行讯问，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4小时。

（3）侦查人员不应当一开始就问黄某犯了什么罪，而是应当首先问他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作无罪辩解，然后向他提问。同时李某1人进行讯问是违法的。

（4）侦查员李某拒绝黄某聘请律师的行为侵犯了黄某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权。《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5）侦查员李某采取威胁不让黄某吃饭、睡觉的讯问方法是法律禁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6）侦查员李某的搜查与扣押行为违法，没有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在搜查的时候，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上注明。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应当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不得扣押。对于扣押的物品、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对于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

八、警察不作为案

【案情】

某日零点50分，某派出所接公安局110转群众报警称“在某农贸市场门口有人打架”，该所民警随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发现一中年男子躺在农贸市场门口的公路边，而且身上有伤痕，遂与120急救中心联系，至当日凌晨1时许，120急救车赶到现场，经医生检查，初步诊断为：1，急性酒精中毒（轻度）；2，双眼周软组织挫伤；故认为伤者伤情无大碍，即将伤者交民警处理。民警就将伤者抬上警车拉回派出所。之后，派出所民警为落实伤者身份和联系其家属及查找致害人线索，进行了调查，但均无结果。当日上午9时30分许，伤者的妻子因丈夫一夜未归，遂到该派出所报案，才看到其丈夫李某某躺在派出所天井花台旁，大便失禁，处于昏迷状态，即电话与120急救中心联系，急救中心于9时28分接报后派医护人员于9时33分到达现场。经对伤者李某某检查后，诊断为：脑挫裂伤，脑出血。于9时45分将其送往医院医治，同日，该医院对其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诊断为：“重型闭合性颅脑外伤、脑室系统出血、蛛网膜腔出血。”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该派出所委托法医对死者李某某尸体进行检验，结论为：1，死者体表软组织损伤和颅内损伤为外界钝性暴力多次打击所致；2，死因系颅脑严重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事情发生后，伤者的妻子以其丈夫李某某在东城派出所被民警殴打提出申诉，经人民检察院调查，否认了民警殴打其丈夫的说法。伤者的妻子又以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发后，该所所长被调离公安机关，有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问题：

1、派出所是否有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不作为行为？

2、该公安局是否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案的派出所有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该公安局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公安行政行为依行为的方式可以分为作为的行政行为与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又称公安行政作为与公安行政不作为。作为的行政行为是指具有积积极动作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检查、行政处罚；不作为的行为是指具有消极动作的行政行为，如本案中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对于李某某没有及时救助，即是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从理论上可以分为：(1)迟延的不作为。（2）基于危险管理义务而产生的不作为。本案中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对于李某某没有及时救助的行政不作为即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的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负有立即救助的职责义务。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在接警后，及时出警查处，在发现受害人受伤后，立即联系急救中心救治，均是积极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但是，民警在将受害人抬到派出所后，忽视了受害人被他人殴打致伤的事实，在特定的环境内，对受害人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和看护。受害人在派出所长达八个小时期间，伤情表象逐步显现，而公安机关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应当予以而没有予以及时救助，违背了《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的职责和义务，该行为属于不全面、不完整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故公安机关应承担一定的行政赔偿责任。案发后，该所所长被调离公安机关，有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是根据《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的规定内部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合法的。

九、张某、边某徇私枉法案

【案情】

8月11日上午，甘肃省某县公安局缉毒队在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时，拦截了一辆兰州市的出租车，在该车的后排座位上发现了一包可疑物品。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该物品很可能是海洛因。于是缉毒队马上将这包物品和该车司机荆某带回公安局进一步审查。很快，技术部门检验并得出结论：包里重达3669克的9块物品中均检出海洛因成分。

司机荆某说这是当天坐他车的一个男乘客托他运的一批“货”，那个乘客说运费5000元，货到付款。但荆某没想到他的车还没开出20公里，就被抓住。很快，这起案件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定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认定了荆某的犯罪事实。法院认定，荆某的行为已构成运输罪，而且运输的数量特别巨大，判处荆某死刑，。在法院判决后，某县公安局马上准备为缉毒队请功。该案最主要的立功人员是主抓缉毒工作的副局长张某和缉毒队队长边某。

荆某的家人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就提出了上诉。他们认为，法院仅凭借荆某在公安机 关的供述和称量的鉴定报告就认定荆某有罪，证据不够充分。同时，荆某的律师认为把交给荆某的那个“乘客”一直没有抓到，的来源还没有搞清楚，只有荆某一个人的供述和公安局查扣的笔录，这样的证据太单薄了。就在荆某家人上诉期间，兰州市公安局又破获了一起贩毒案，抓获了一名叫马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对马某某进行讯问时，马某某说他以前在临洮帮助过公安机关立过功，希望因此能减轻惩罚。在马某某的具体叙述下，公安人员才明白，原来在他的帮助下破获的案子竟然就是一直备受关注的“8.11”特大运输案，接受马某某帮助的人就是这两位缉毒英雄。马某某叙述：张局和边队让我把买来的一点儿海洛因加工成3公斤，我再想办法找个人把东西送走，公安局的人就在路上抓，这样人赃并获。案子破了，马某某就是那个把交给司机荆某的“乘客”。

省公安厅技术人员在对“8.11”运毒案缴获的进行再次检验时也发现了问题。公安人员从这9块中取出1块进行鉴定，从它的外角和外层鉴定出来的海洛因的含量只有0.1%和0.19%，即重达3669克的物品真正的海洛因成分最多不到7克。得知这一情况后，法院马上重新对荆某涉嫌运输一案进行了审理。

“8.11”运毒案的主要经办人张某某、边某某因涉嫌制造假案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制造假案的张某某、边某某接受调查的同时，荆某涉嫌运输一案也有了终审判决。二审法院认定荆某无罪。该县公安局表示不服，他们认为即便荆某是中了圈套，但是荆某明知道是还要运，就从这一点上来讲也不能认定他无罪。荆某马上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说当时他就是给“乘客”运货，他根本不知道“货”是什么。然而该县警方又指出荆某当时交待过乘客给他的运费是5000元，运一包几公斤的东西，路又不远，怎么会给他如此高的运费？荆某对包里到底是什么东西肯定心知肚明。另外马某某说过，当时他找的就是敢运的司机，荆某某甚至告诉过他和枪都敢运。然而法院认为，从《刑法》对犯罪的定义看，荆某不存在对社会的危害，也不会危及国家管理的制度。

底，法院以徇私枉法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5年，边某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问：（1）刑事立案的条件是什么？

（2）公安机关认为即使是假案仍然需要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是否正确，试结合立案条件进行分析。

【评析】

（1）刑事立案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责；属于本部门管辖。

（2）不正确。从形式上看该案件符合立案条件，但是由于荆某某运输行为一直在公安人员的全程控制之中，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注定会在半路中被查扣抓获，他的行为也就不会产生任何社会危害。而我国的《刑法》认定一个行为是犯罪行为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行为一定要有社会危害性，因此法院认为荆某某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十、刘某被取保候审案

【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28岁，无业，因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拘留后公安机关发现其患有严重肺结核，并经医院检查属实，需要隔离。公安机关遂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要求刘某提供保证人。刘某向公安机关提出其弟担任保证人。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刘某之弟有一定资财，但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住处较多，行踪极不稳定，因此没有同意刘某之弟作保证人。

问：（1）本案中可否对刘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理由是什么？

（2）公安机关不同意刘某的弟弟担任保证人的做法是否正确？理由是什么？

（3）若刘某无法提供别的保证人，他还可通过什么途径被取保候审？

【评析】

（1）公安机关可以对刘某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本案中，刘某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理应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2）公安机关不同意刘某之弟做保证人是正确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保证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本案中，刘某之弟无固定的住处，不符合第（二）、（四）项规定，公安机关不同意其做保证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3）刘某若无法提供别的保证人，可通过交纳保证金而被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据此，我国的取保候审分人保和财产保两种，若刘某无法提供保证人，可选择财产保，交纳保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