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缺陷及实务瓶颈的完善建议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因不接“地气”，影响了该项制度应有功能的实现，使得雪中送炭的附带性诉讼有变化为诉讼负累的倾向。今后立法应该在限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限、重新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制定适应附带民事诉讼特征的诉讼程序降低当事人盲目的较高期待、适当的分案处理以克服专业化带来的审判经验瓶颈等方面加以改进。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立法；缺陷；实务；完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至102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对象、提请人、保全措施、赔偿内容均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本意在为刑事被害人提供更便捷的诉讼救济，更好的恢复因犯罪行为而破损的社会关系。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这些立法规定因不接“地气”，在立法与司法上均有不少漏洞，使得雪中送炭的附带性诉讼有变化为诉讼负累的倾向。为了更好地实现该制度的预期诉讼价值，笔者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缺陷入手，再关注立法粗糙给审判实务中带来的操作困难等问题，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修改建议。

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一）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限不科学

依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被害人都可以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之所以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规定得这么宽松，笔者认为可能是基于这样两个考虑：一是保障被害人等能够切实地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二是尽量把由犯罪行为引起的赔偿问题交给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但是，无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诉讼实践反馈的信息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期间都存在着缺陷。比如，被害人到了审限届满前10天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必须得重新安排开庭并且要当庭宣判才能不超审限；如果到最后一天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意味着法院要在法定审限外的时间里“违法”审理其提起的民事诉求。这样，为了合法地完成审判，导致法院为了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而从刑事诉讼中“借”时间的现象，即本来刑事诉讼可以很快审结，但为了能够在审限内审结民事诉讼，而暂时不审结刑事案件，可能致使被告人未决羁押期限被拖长，也可能致使本来出于便捷的立法考虑反而误伤了诉讼效率。

（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混乱

目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规定并不明确。有的地方只受理人身伤害附带民事案件，其他性质案件当事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律不予受理。而实质上，只要程序意义上的条件具备，当事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可依法成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和前述《解释》的有关条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不仅包括人身损害赔偿，还包括物质财产受到损害的案件。但《规定》第1条，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限制在“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和“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狭窄范围内。这误解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本质，不仅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相矛盾，而且与民法中“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并应当赔偿经济损失”的规定相冲突[1]。

（三）排斥精神损害赔偿之不合理性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位置可否。一直以来，这一缺陷规定就广受诟病。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对当事人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做出规定。因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规定仍然有效。其规定了“刑事被害人由于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刑事被害人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精神损害是否可以提起赔偿诉讼并无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做法不一。从世界范围的总体上来看，被害人应有权就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如下：首先，如果受害人要想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惟一的办法只能在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就难以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时对诉讼效率的价值追求。

其次，刑事制裁与民事诉讼旨向不同，二者并非非此即彼关系，应当允许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刑事制裁是对犯罪人侵害国家公权的惩罚，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民事责任强调的则是犯罪人对被害人人身、物质等权益损害的赔偿。二者目的旨向并非一致，对社会利益的过分关注，完全可能导致对被害人利益的淡漠。因此，不能以被告人已受到刑罚处罚为理由而否认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

再次，对被害人精神损失置之不理，显然违反了法律公平原则。很多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造成的损害程度要高，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在社会评价性质较强的、侮辱、猥亵、、嫖宿等名誉侵害等带来的人格贬损；再如暴力行为造成的不可治疗的身体缺陷。只赔偿物质损失，而对被害人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显然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

则。[2]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实务瓶颈

（一）当事人对公权机关期望过高带来的证据瓶颈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实务中，很多当事人希望在刑事诉讼中彻底解决其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如希望在法院追究被告人罪责的同时，对被告人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便较容易取得赔偿；不少被害人与被告人案发前并不认识，故可藉被告人未送监狱之时，通过法院有效地找到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免交诉讼费等。最为常见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在诉讼中地位相对与被羁押的被告人来说相对优越，通常都有盲目乐观倾向，期望值较高而证据准备不足。因为刑事诉讼大部分罪名实行的是国家垄断主义，有国家“包办”诉讼，被害人天然的将自己置于需国家保护自己的地位，而忽视自己的诉讼位置。比如在暴力案件中，被害人会将所有的伤害鉴定托付给公权机关，而忽视自己固证。在案件中，被害人会为洗涮羞辱感而将证据价值的衣物、皮肤、精斑迅速处理掉，致使后期证据不足而难以成案。最终对司法公权部门形成了依赖心理，不少案件中往往易导致难以出现其所期待的判决结果。

（二）知识专业化及法院内部分工带来的审判瓶颈

对于刑事法官而言，由于法院内部分工的不同，民事实体和程序业务往往是其弱项。从法院系统内部看，中级法院的民事审判的分工也趋于日益精细，目前民事审判业务，已分为人身继承非合同债务、合同、知识产权、房地产、涉外等五个民事业务庭来审理。相当多的民事法官对另一领域的民事业务都未必精通，而一线刑事法官面对日益庞杂的民事关系类型纠纷就更会感到力不从心了。再加上审理一宗刑事案件同时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仍按一件案报送统计，对可用的法定时间数倍减少，而工作付出成倍增多才可完成的这项工作的一线办案法官而言，在工作计量减半制度上激励机制长期缺失情况下，以至具体实际操作承担着事倍功半而负担不小的压力。

实施的效果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未普遍取得提高诉讼效率的预想效果；诉讼中在押的被告人由于失去自由缺乏社会资讯，基本没有反举证能力；法院通过调解使被害人先行得到部分赔付，并将赔付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容易使人感到钱可换刑的味道；而调解过程中法院不可避免的主动干预，积极“主持正义”，又容易失去居中角色和公正形象。诉讼后被告人大多无充分的赔偿能力，难以真正体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诉讼经济的优越性。

（三）执行不力带来的制度弱化瓶颈

执行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是刑事被告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关系到其现实的生活问题。“想百姓之所想”无疑应当是司法机关的座右铭，但实践中司法机关重视审前及审判相关环节，而相对忽视执行环节是不争事实。

首先，财产刑执行部门不明。从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涉及财产的案件执行工作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执行的，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并无明确具体的执行部门和执行的操作规范及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样一来，在一审法院的执行中就难免出现执行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另外，由于缺乏配套的机制，即便地方法院根据自己的习惯确认了负责执行的部门，也由于缺乏配套的执行机制，而使得执行的方式、遵循的程序、执行的效力等问题悬而未决[3]。这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普通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毕竟还有着一个执行习惯的问题，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种刑民交叉的现象，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部门产生了管辖冲突的问题，因而司法实践中极易导致执行机构之间相互推诿，造成执行不力的现象。

其次，财产执行冲突。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而言，在执行环节还会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刑的执行发生冲突。因为被告人完全可能既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之类的财产刑，同时又被判处对于被害人承担一定的损失赔偿。虽然修改后的刑法在保障私权的方面迈出了较大的一步，规定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在实际执行中，二者可供执行的标的是同一的，即都是被告人的财产。这样一来，在犯罪分子隐匿或转移财产的情况下，法院查找罪犯的财产线索难度极大；如果罪犯家属再不予配合，执行更是困难重重，从而使得财产刑的执行和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极大地依赖于对扣押在案赃款赃物的处理。但是由于犯罪分子被扣押冻结在案的财产是被掌控在司法机关手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对于此部分财产的数额大小，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执行需要根本无从知晓，因而实际的执行只能依靠司法机关的分配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另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效率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实践表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多发生于暴力性犯罪中，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这种传统型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犯罪人多为低收入、低素质的人群，并且从司法统计来看以流动人口犯罪为多。这样一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一般很难得到满足，因为一来是被告人根本无力赔偿，二来是由于被告人的流动性，使得其缺乏可供执行财产及财产线索。

三、立法缺陷及实务瓶颈的完善建议

纵观立法缺陷与司法操作障碍，可以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立法的缺陷和冲突，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只有认识和尊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生俱来的特有规律，克服“附而难带，带而难动”的怪圈，才能明确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从而整合与重塑该制度。

（一）限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限

如前文所述，为了避免实务中出现在刑事案件一审宣告前被害人才提起附带诉讼带来的审判紧张，建议立法应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最迟的提起时限。比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应至迟在法院通知开庭后3天内提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应至迟在法院通知开庭后10天内提起。在此时间之外，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财产损失的人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

（二）重新设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

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规定凡是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均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并未分清案件的种类，而是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限制于两类基本情况：一是因人身受到伤害导致损失的；二是因财产受到毁坏导致损失的。这样看来，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件都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害，因此也都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样理解的话，未免显得过于片面，过分地扩大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亦不利于实务操作，增加司法负担。

因此，建议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进行区别对待，重点强调和突出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性”特点。对案情简单的，事实和证据较为清楚，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关系较为明确的，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内；如果案情复杂，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不能获得较好的诉讼效果的案件，则应对被害人的选择权进行限制，并告知其可将案件转交给民庭进行处理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一般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须依附于刑事诉讼而成立，没有主观过错的民事赔偿，是不可能发生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所适用的损害赔偿原则一般认为只能是过错责任原则。因此，适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的案件都可以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基于此，在刑事诉讼中一并解决的民事赔偿必须同时满足以下的几个条件[4]：（1）事实清楚、案情简单；（2）可适用的法律依据应该是明确的；（3）刑事被告人与民事赔偿责任人是同一的；（4）赔偿数额较小，且双方当事人基本无争议。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

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中不仅应明确直接物质损失，还应纳入间接物质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将精神损失的赔偿纳入诉讼请求范围，实行全面赔偿原则。只有使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民法及其司法解释统一起来，才能保持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完整与统一，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要求，才能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5]。

按照我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解，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所遭受的精神上的痛苦，主要表现为对被害人人格尊严的贬低，使其精神上产生痛苦、不安、绝望以及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损害[6]。而精神损害赔偿则是指被害人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要求侵害人通过经济赔偿等方式予以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责任。允许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并以此牵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问题，公民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7]：（1）侵犯生命健康权的犯罪行为。（2）侵犯公民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犯罪行为。（3）侵犯公民性自的犯罪行为，如罪和猥亵罪等。（4）侵犯公民自由权的犯罪行为。另外，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间接受害人限于近亲属范围内，且应有顺序的限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和赔偿项目问题上，应通过法律予以规定相应的幅度，以利于审判实务中的操作和掌握。但同时应赋予法官相对的自由裁量权，允许其根据侵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害后果，侵权人引起侵害行为获利的情况，侵权人的经济承担能力等综合因素实事求是地来进行衡量判断，确定最终的具体的赔偿数额。

（四）制定适应附带民事诉讼特征的诉讼程序降低当事人盲目的较高期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它必须以刑事诉讼程序为前提。但是，刑事审判的审限较短，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不能完全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但建议可根据该规定的精神，结合刑事审判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来从立法上明确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具体要求为：（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讼后，不得变更诉讼请求。这样便于审判人员在开庭前依照有关规定，计算赔偿的数额，有利于进行庭审上的调解工作。（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在提讼时，应一并提交证据材料，被告人应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这样有利于缩短庭审质证时间，提高庭审效率。（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对法医鉴定，价格鉴定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应当在提起公诉前提出，但该鉴定结论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除外。这样，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

（五）适当的分案处理以克服专业化带来的审判经验瓶颈

新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本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为原则，分开审理为例外，体现了立法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追求，确并未考虑到知识专业化及法院内部分工带来的审判经验不足的瓶颈。相当多的民事法官对另一领域的民事业务都未必精通，如何能期待一线刑事法官能对复杂的民事赔偿关系在短期内做出合适、准确的裁判呢？今后的刑诉法修改可以改变目前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为原则、分开审理为例外的现状，尊重司法规律，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更注重赔偿的审判质量，以分开审理为原则、一并审理为例外，甚至在法律中不规定审判模式，只规定，让地方法院有审判便宜上的自。

最后，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问题，其与民事诉讼的执行难问题“本是同根生”，只要民事执行难问题解决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本文便不再多述。

注释：

[1]秦瑞基，吴多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改造[J]，政法论坛.2002（3）：156。

[2]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M].法律出版社.2005：550。

[3]刘亚娜.青少年犯罪预防视阈下的网络游戏监管制度研究 [J].社会科学战线.2012（8）：253。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78-83。

[5]刘亚娜，王大洋. 论刑事和解在重罪案件中的适用.求索.2012（3）：160。

[6]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M].法律出版社.2005：548-549。

[7]樊崇义. 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05-109。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 奉贤区 201400；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 巴中 63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