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天使”

摘 要： 有“东方巴黎”之称的旧上海可谓是中国租界的缩影，基本折射出了租界里的小世界。历来，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鸦片贸易的研究。然而，租界里弥漫的不仅仅是“浓烟”。本文主要通过阐述上海租界里盛行之赌风，进一步放大租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 上海租界 “堕落天使”

“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文明的窗口，罪恶的渊薮；红色摇篮，黑色染缸；冒险家的乐园，流浪汉的家园；帝国主义侵略的桥头堡，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万国建筑博览会，现代中国的钥匙，所有这些……这就是上海”。①的确，繁荣的上海曾沦为“堕落天使”。这背后的导演又是谁？毫无疑问，面目狰狞的列强导演了这出以上海租界为舞台的独角戏。

一、前奏：“罪恶的渊薮”

自列强打开“天朝上国”大门之日起，不平等条约背后的产物――租界②，便应运而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一直是发展迟滞的中国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不但在政治上侵权，在经济上渔利，而且在社会生活方面起了极坏的纵容教唆作用。由于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租界内中国社会的许多腐朽活动肆虐横行，成了罪恶的渊薮，烟馆、妓院等大量不符合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事物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是一幅社会风气败坏图，显然，画面由烟氛弥漫、林立、娼妓成群三部分组成。“正像人们说的，租界里‘奸淫也、拐骗也、逃也、盗劫也、私盐和私烟也、暗杀明杀也、窃犯赌犯也、赖婚重婚也，无日而无之’”。③这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其中，赌风之盛，实让人无语。

其实，曾是旧中国的社会痼疾之一，绝非什么舶来品。“史书记载，经常有一些‘游闲惰民，纵酒博赛’，他们‘沿街设局，名曰宝场。乡民负担入市，百计诱骗，一经入局，定具藏机，照珠捣面，移红变黑，公然肆夺’。结果，‘开赌者丰衣足食，爱赌者倾家荡产’”。④开埠前夕上海地区的已相当盛行，“据《嘉庆上海县志》载：‘匪人纠合豪棍，设赌局，诱财物。营兵之骰法者，反法连为利薮，且丛盗焉。’”⑤由此可见，的火种已经播下，只要稍微煽动，一触即燃。

二、发展：“堕落的天使”

中国的租界制度是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为蓝本。旧上海正因其繁荣的租界，被时人称为“十里洋场”，并很快成为中国各地租界的代名词。

在以前，用来做赌具的东西形形，最常见的是骰子、马吊、牌九、麻将，用起来很方便。然而，自外国侵略者开辟上海租界起，这些赌具、赌徒比起近代租界里外国的那些江洋大盗使用的洋玩意便相形见绌了，大有小巫见大巫之慨。诸多花样如、跑马、跑狗、回力球、吃角子老虎、赌台、总会、花会等，流毒社会，危害甚烈。这样一来，十里洋场更是浊气弥漫，社会风气更加江河日下。

上海公开的最大场所就是跑马厅。“每逢大跑马之日，上海各洋行封关（休息），把大跑马视为一件大事”。⑥作为靠着武力强行霸占而来的外国人娱乐之所，同时也是洋人发财的工具，跑马场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其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前后包含三次扩建。“‘一个英国人能长期呆在国外而不作设立跑马赛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名叫H.朗的英国人早在1874年就在他的写的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一书中如此断言，并且言之凿凿地引史为证：‘上海租界早期的记录表明这种英国传统消遣早就存在。’”⑦

1850年英租界麟瑞洋行的几个家伙发起组成了跑马会，他们仗着自己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蛮横地强占了河南路、南京东路的一块约80亩的土地，修了一座球房，铺了一条跑马的跑道，开辟了第一个跑马场。当时这个跑马场主要是为了给在上海的外国人提供一个娱乐的场所。它每逢春秋两季举行赛马比赛。

最初，这些赛马比赛是不允许中国人参加的，跑马厅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敌视和侮辱。后来，上海外滩一带尤其是南京路越来越繁华了，这里的地价一个劲儿地看涨，所以在1854年，跑马总会把这块位居南京路的风水宝地给卖掉了，接着又强行以低价购买了中路附近的170亩土地，修成了第二个花园和跑马场。

1860年后，又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跑马场再度西迁，一直迁到现在的上海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带；又开辟了一块占地500亩的第三个跑马场。为了占这块地皮，跑马总会逼着土地的所有者接受每亩40元钱的低地价，当时的土地主人拒不接受这个条件，双方僵持了3年之久。1863年英租界工部局⑧（Municipal Committee的中文译名）竟施，强行霸占了这块土地。据记载，当时一个英国军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从中路路口起程，扬鞭策马，在第三个跑马厅拟定的地盘上大大地兜了一个圈子，在他后面跟着跑马会的职员，手里拿着木桩子，凡马蹄踏过的地方都被圈入跑马厅，并且用木桩打上记号，然后用绳子圈起来，这就是“跑马占圈”。靠着这样野蛮的手段，他们“开辟”了上海跑马总会的500亩产业。从此他们在这里修筑了洋房、马房、办公室、看台和其它辅助设备。逐渐形成了春秋两季赛马，并且乘赛马之际大开赌局，公开进行大规模的。……不管叫什么名字，其坑蒙拐骗、欺世诈钱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初办的跑马场，本具有体育运动性质，每逢跑马仅准西人入内，华人像上海道台、知县等地方官员之属，才有幸被邀观光。以后便蜕变成洋人谋财之道。1909年向中国人开放，年收入激增……相继出现的赛狗、回力球，以及电影场、歌舞院，由中外资本家出资经营遍布城市各区，跳舞厅林立，以伴舞为业的成千上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笙歌夜谱霓裳曲，钢琴声里舞双双，造成上海不夜城之繁华景观，所谓文明娱乐耶哉，实乃资本家获取利润的渊薮”。⑨

三、高潮：“天使的堕落”

租界里的一切场所既是近代城市娱乐消费的摇篮，同时又是闲暇消费滋长的温床。凡人毕竟是凡人，终究抵挡不住那诱人的魅惑。尽管人们知道前面就是深渊，可仍是不能自拔地往里边陷。

打从国人能够进入跑马场所后，上海市民那颗早已“蠢蠢欲动”的心在所谓的好奇、无知的驱使下，踏进了万劫不复之境。“每逢赛马期间，‘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有匠工短衣窄袖者，有方褓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殳老。更有老妪，咸接趾错履，延劲注目，以争一看。并有马车多辆，皆乘巾帼之类、脂粉之艳焉’”，⑩真可谓“老少咸宜”。“租界的赛马活动每有‘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伴看’之景”。{11}

当时一些“精明”的洋人，从这上面看到了做生意的良机。“有一洋行曾登过这样一则广告：‘今有房屋一所，在跑马厅相近，届跑马之期，贵客欲进内观跑马场，按日每人取洋一元。’”{12}

租界当局或者西方社会一向是以怂恿并放任为惯例的。而跑马厅的格外“闻名”，以及对国人嗜赌恶习的推波助澜，恰也在于后来愈演愈烈的公开贩赌，什么“独赢”、“位置”、“连位”、“摇彩”，花样层出不穷。没错，发财的欲望实属人类最本能乃至最强烈的要求，况且当近代文明的一缕缕曙光透进这个传统的国度那一刻起，曾严重束缚国人的枷锁就被打破，人们的欲念如熔岩般爆发。然而，“对绝大多数者来说，输赢面永远各占50%，但对于操控这一切的跑马总会来说，却百分之百地只赢不输”。{13}

面对这个窘境，当权者又该如何体面地收场？“取缔！”这将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呐喊声。然而，此时此地，它似乎显得嘶哑无力。原因？很简单，这意味着强盗们鼓鼓的腰包里将会一下子失去三分之二的收入。对此，他们则冠冕堂皇地找出了这样的借口：“董事会强调指出，我们可以取缔，但是取缔不了赌客；我们这样做不过是取消了一笔六万皮阿斯特的收入，而且必然会产生私设，对它们的监督就更困难了。”{14}毫无疑问，这只会为他们闪烁其词的行为留下罪证。“由于减少了三分之二的收入，公董局就要被迫紧缩巡捕房的开支；安居乐业的居民就要增加捐税的负担以弥补的捐税。‘那些不正派的人有了这六万皮阿斯特，就可以收买许多中国和欧洲巡捕的良心’。其结果必然是欧洲巡捕的道德败坏”。{15}我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认为，如果不谈原则问题，董事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而且不幸的，它显然是个很好的预言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是指责这种既有规章制度和监督控制，又有宽容相结合的办法；法国人在某些问题上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实际上这是比较合乎逻辑，比较合理的办法。若不能很好地把握住那个平衡的尺寸，恐怕，谈及的一切均是没有意义的。的确，“在那个时代，几乎到了皆赌的地步。特别是那些外国赌具传入之后，赌风日盛，尤其是在租界当局的保护下，形形的手段都成了合法的赚钱工具，使得本来就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更无可挽回了”。{16}

四、落幕：追忆后觉醒

“1869年，德萨默赛特公爵访问上海后，在英国上议会发表演讲，其中毫不客气地称：‘上海是罪恶的渊薮。’……有‘鸦片之都’‘中国第一赌城’之称。这些罪恶其来有自，那毒雾弥漫的烟管，形形的，鳞次栉比的秦楼楚馆，共同构筑了晚清上海社会奇特的风景，它们营造了都市的繁华之梦，又加剧了市民生态的畸形化”。{17}租界的魔爪伸进了上海，更伸进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如果定要传承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的话，我只能说，租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旧中国吹来了文明的春风，使之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不过，更确切地说，它带来的更多只是引人堕落的陷阱。

简言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祖国蒙受奇耻大辱、落后挨打的惨痛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列强及其走狗的斗争史。

注释：

①周武，吴桂龙.晚清社会.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见总序.

②是指两个国家议定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在中国是指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借地的简称，多位于港口城市。（维基百科）

③孙燕京.近代租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91.

④孙燕京.近代租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110.

⑤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59.

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105.

⑦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00.

⑧后来成为一个拥有军队、警员、监狱和法庭的租界行政机构，又有征税、审判、管理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力，成为租界事实上的政府。这套制度在上海完善后，被推广到其他口岸。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使之合法化。（维基百科）

⑨汤伟康，杜黎.租界100年.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148.

⑩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11.

{11}马长林.租界里的上海.上海：上海市档案馆，2003：83.

{12}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11.

{13}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15.

{14}［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50.

{15}［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50.

{16}孙燕京.近代租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138.

{17}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54.

参考文献：

［1］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M］.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孙燕京.近代租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3］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列强在中国的租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4］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5］汤伟康，杜黎.租界100年［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

［6］马长林.租界里的上海［M］.上海：上海市档案馆，2003.

［7］［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