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木雕》中的父母“重财轻义”吗?

最近听了一位老师的公开课，这位老师上的是张之路的短篇小说《羚羊木雕》（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老师的课备得很充分，上得也精彩，但在授课过程中，这位老师认为：小说中的父母逼着自己的女儿要回送给好朋友万芳的礼物——羚羊木雕的行为，是重财轻义。此教师对文中父母这两个人物的解读，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其实，不仅是这位老师这样认为，配套的教学参考似乎也持此观点：

他们这样做，使女儿非常伤心，从开头“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到结尾为反悔而伤心之至，始终被父母逼得难受。

课文又叙述“我”和万芒的友谊是多么真挚深厚，着力渲染童心的美好，父母的威逼有如无情的风雨摧残了娇艳的鲜花。

单凭以上文字，父母不但是重财轻义，简直就是“有如无情的风雨摧残了娇艳的鲜花”的刽子手。

此外，教参“有关资料”里的“课文点拨”（作者宋子江），其中的第一条“全文脉络”中，更有直白的提示：

先写妈妈追查、逼迫，再写爸爸讲出一片理由，批评父母重财轻义的行径怎样伤害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回顾“我”和万芳真挚的友情，含蓄地批评了父母重财轻义的行径会怎样伤害孩子之间的感情。

这篇小说以前我也上过，对这种“重财轻义”的解读也曾认同过，但现在细细琢磨起来，觉得并不妥当。

首先，父母要回的本是自己的东西，不能算是重财轻义。

所谓“重财轻义”是一个贬义词，指看重财利而轻视道义。如果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总是看重他人的钱财，总想占别人的便宜，自己却一毛不拔，那么说他重财轻义是无可厚非的。相反，如果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拿走了自己的财物，自己再把它要回来，使之物归原主，又怎么能称得上重财轻义呢？

显然，文中的万芳只是文中父母女儿的同学和好朋友。与“我”的父母并没有什么瓜葛，而“我”送给她的羚羊木雕是父亲从非洲带回来的，只不过是父母送给“我”的，但它仍然属于“我”家的物品。“我”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把它送人，本来就欠妥，现在父母知道后，让“我”把它要回来，怎么就成了重财轻义呢？

何况，小说中的父母并不反对“我”送东西给好朋友。如爸爸“听妈妈讲完事情的经过……慢慢地对我说：‘小朋友之间不是不可以送东西，但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贵重的东西不像一块点心一盒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父亲的这几句话有两个含义：一是小朋友之间可以送东西；二是贵重的东西也可以送，但不能自作主张。

难道为了友谊，把自己家里贵重的东西自作主张地送给他人，才不算重财轻义吗？

其次，父母要回本属自己的东西，一方面既有不舍的成分，另一方面也是想给孩子一个教训，所以也不能算是重财轻义。

文中的父母是逼着“我”去要回名贵的羚羊木雕，但父母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尽管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充满了责怪。这说明，这对儿父母还是有一定修养的。再说，“我”在这件事中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错，既然有错，就应该勇于承担。再说，要回羚羊木雕，“我”和万芳之间的友情就一定会受到影响吗？小说在结尾部分，借万芳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拿着（指万芳送给“我”的小藏刀），咱俩还是好朋友……”

再者，经过这件事的教训后，“我”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自作主张地把父母送给“我”的名贵物品送人了。应该说，这件事对孩子的成长和为人，利大于弊。

最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没有父母轻财重义一说。

作家张之路在《关于〈羚羊木雕〉》一文中，曾这样说道：

至于是不是告诉孩子要讲信用？是不是表现家长不理解孩子？以至于是不是批评家长重财轻义？说实话，在写作的时候还来不及想，要想的就是写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以及他们的矛盾心理！争取做到每个人的行为和语言站在他的角度上似乎都是合理的。文章写得有意思了，意义可能就在其中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同情孩子一方的！

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时根本就没有“批评家长重财轻义”的意图，只是“站在同情孩子一方的”立场。进一步说，就是同情孩子的无奈和伤心。当然，这种无奈和伤心，有父母的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孩子自己有错在先。

这样看来，小说《羚羊木雕》中的父母只是一对儿不顾孩子感受，既急躁又不能静下心来与孩子平等沟通的人，说得再严重点，就是不尊重孩子的意愿，又有点自私的人。

那种指责父母是“重财轻义”的观点，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课文进行的不符合原文思想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