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大佬 第3期

对于千里迢迢赶来参会的中国企业家而言，递名片或者打招呼，相逢一笑，都在情理之中。他们奔着资源和机会而来，热衷结交那些政要和资本权贵。那些性格高调能说流利英语的人，俨然是会场明星，享受着被媒体和潜在合作者围追的荣耀。

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在巴黎举行。本次论坛是博鳌亚洲论坛第三次在欧洲举办。近400位来自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的工商业领袖围绕“合作、创新与发展”的主题深入讨论。

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赶至巴黎。参会之前，他特意花了3天的时间游走在法国的中部，住在古堡里，体味法国农村的宁静。这段时间或许正好调节了刘晓光平日紧张忙碌的生活，“我一直说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人生，一天当成两天过，我做了很多事情，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都是想利用短暂的人生创造更大的价值，把价值最大化。”这趟巴黎之行看似闲适，其实刘晓光已经把行程排得满满的：“这次见一些投资者，看看市场和项目。”

刘晓光所说的见投资者，就是作为论坛的主讲嘉宾之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的国际资本会议，地点是法国财政部。

巴黎寒意渐浓

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盛会。记者远赴法国巴黎，近距离目击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召开的盛况。在我们从宾馆前往法国财政部的途中，会路过一条看上去正在修缮的路轨。虽然来来回回经过很多次，却从未见到过一个工人，它冷冷清清地呆在那里无人问津。对于在国内看惯了热火朝天机器轰鸣施工场面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留意到的场景。相比之下巴黎街头林立着的大小咖啡馆倒是生意兴隆，11月的巴黎寒意渐浓，但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坐在咖啡馆外面，面朝街面，聊天或者看风景。

这种典型的欧洲休闲情怀，在欧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普通民众还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欧洲的政客乃至工商界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寒意，或者已经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忙得焦头烂额。欧洲的政商界当然希望能够在欧洲之外寻求一些“援助”，特别是那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无法被忽视的新兴经济体，当然也包括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会议在巴黎召开，而开幕当天就吸引了大量媒体，不仅拥有巴黎驻站的国内媒体悉数到场，也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一路追到法国的。而“博螯亚洲论坛走出国门”，正是大多数记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由于这是博鳌亚洲论坛第一次转战法国，在别人地盘上组织一次横跨政界工商界学界且事务冗杂的国际会议，在筹办和组织阶段据说经历了种种不易，而参会记者收到的会程表和出席人员名单也几度更迭，但最后的结果还算圆满。

一位跑惯了欧盟大小论坛和会议的记者告诉我们，此次博鳌论坛组织的有序出乎他的意料。而对于此次国际资本会议拥有的高关注度，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一次吹风会上也坦言“意外”，而这样的意外显然很大程度源于来势汹汹的欧债危机。

事实上国际资本会议在2008、2009年在英国伦敦已经举办过两届，2011年已是第三次在欧洲本土举办，但前两次在国内公众中间甚至鲜有人知。

危局中的欧洲把多一些的关注投向了这个亚洲区域性组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中国救欧洲是个伪命题”，但欧洲政商界的确有摆脱危机的急切心情，他们也希望通过博鳌这个在亚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坛，获得一些机会传递一些声音。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爱丽舍宫举办了欢迎晚宴，法国财长巴法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而到场的还包括以对中国友好著称的前政要――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也出现在开幕式的主席台上。

这些名字无疑为这次会议大大增加了看点，因为谁都知道，一次论坛是否具有吸引力，取决于有多少“重量级人物”出席。2011年11月23号萨科齐的欢迎晚宴，用刘晓光的话说，就是“大家等了一小时，讲了二十多分钟。”当天凌晨两点，刘晓光在微博上发了一段萨科齐的演讲内容，“有些信息要快”，这是刘晓光夜里发这条微博的说明。对于刘晓光而言，尽管本身已是多次参与论坛，多次担任发言嘉宾，然而，他认为一场论坛或者一场活动的价值，在于有没有信息量――“活动要有内容”，因此，他除了演讲、参与讨论，他还在听，在观察。“在国际资本会议上，我参加了‘CEO视角’分主题讨论，就‘面临不确定性的全球商业’话题，与施耐德、标致雪铁龙、印度ICICI银行(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等企业负责人其同交流，讨论，信息量大，更加清楚了全球商业的不确定性。”

那些领舞者的荣耀

我们了解到，此次以代表身份出席国际资本会议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几十位。他们前来参会需缴的费用是21万元人民币，其中不包括机票和住宿。他们为什么愿意自掏腰包飞赴法国参加这样一次会议?而逐渐开始有机会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企业家，在国际场合会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在会场，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中国企业家被追逐的状况。每一场讨论会下来，当发完言的中国企业家走下台时，总会有很多人围拢上去，递名片或者打招呼寒喧，以至于我们对企业家的采访不得不以见缝插针的形式进行。

与政客不同，对于很多来参会的工商界人士来说，寻找实实在在的投资与合作机会是他们更为看重的，所以很多时候茶歇或者会场外的非正式交流反倒更有价值。在这样的场合，那些性格高调能说流利英语的人，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机会。浩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刘扬声是两场讨论会的发言嘉宾，纯正英语和鲜明观点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他说自己绝不会选择购买欧洲的债券，而这样的说法很快通过媒体报道以及微博等各种方式传回国内，相信会为他赢得很多“爱国”的粉丝。

而在场下刘扬声也一直被人“簇拥”，不断有熟络的外国朋友和他打招呼，也有各种入主动上前递上名片，这位台湾出生美国长大却选择了中国国籍的商人，在这样的场合已经显得如鱼得水。他告诉我们，自己是英国BBC的常客，会议结束后他还将接受BBC的专访。

当我们问到递上名片的都是什么人时，他笑言其实很大部分是希望帮助中国公司到海外收购的中介公司、风投机构等。这种表面的热闹没有带给他们真正想要的投资机会，我们也不想将其牵强地解读为“中国企业家在法国被追逐”，但的确能看到经济的此消彼长中中国企业家身上渐有的底气，也许是最近几年这样的阵势他们已经见过不少。

然而，有趣的是，刘扬声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面前，就成了追逐的人。那是在爱丽舍宫举办的萨科齐招待晚宴上，刘扬生以他一贯神色飞扬的语气向福田康夫介绍他在日本的一个收购项目。中小企业主追逐大型企业主，而大型企业主则追逐国际政要，这种情景在论坛上并不鲜见。而另外一位来自四川的房地产商则更加直白地表示，来，就是为了听听大佬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在关注些什么。2008年，他第一次参加博鳌论坛。当年的中国楼市深度

调控，之后没多久又遇到了金融危机，整个2009年政府都在刺激经济，地产行业躲过一劫，但他自己很关心下一步的局势。博鳌的人气越来越旺，他最终决定来听听大家都在说什么。

博鳌上的中国表情

我们碰到了中坤投资集团副总裁谢勇，他们公司的大老板就是前段时间因为在冰岛买地而被公众热议的中国商人黄怒波。谢勇谈到之所以在冰岛买地，并非公司刻意而为的经营战略，其实是因为黄怒波和冰岛外交部部长的丈夫是北大同学，机缘促成了双方合作意向。但谢勇也坦言，这笔“送上门”的生意给了他们很多启发，他们希望在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寻找到类似的机会，在他看来危机中的欧洲正处于一个价值的洼地，他们也想借这个时机在海外买地发展旅游地产。

当然，真正提上日程的项目还很少，中坤集团曾在英国看中一处价值2亿的房产虽然现在以几千万的价格贱卖，他们却因为在当地缺乏人脉而不敢贸然收购。由于对当地的法律和劳工政策缺乏了解，他们的海外扩张之路多了很多的犹豫和障碍。和他们一样，中国企业还普遍比较谨慎，一些企业家手里不缺资金也看到了机会，却选择暂时观望，真正出击的并不多而中坤集团现在也不过刚刚开始在海外探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年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人组团到美国买房，但真正实地考察之后，才知道还有昂贵的房产税、债务问题等，什么“一元别墅”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相比于简单的买房置业，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更是千头万绪，面临的法律问题、政策阻碍、人文环境都是复杂而陌生的，因此，“中国并购时代到来”还言之尚早且过于乐观。

我们在现场还采访了一位来自香港的企业家，马达加斯加共和国驻香港名誉领事许智明，虽然弄了好半天我们也没搞明白哪个头衔更适合他，但和他的谈话让我们获得一些不同的信息。他谈到香港企业到海外投资时面临的政策掣肘要小很多，因为内地民营企业走向国际时，要进行项目的报批以及外汇管理方面的批准，而相对来说香港企业的注册权、界定权和经营的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就在2011年11月中旬国际资本会议召开前夕，第一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刚刚在香港举办，在法律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化人才的香港，也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定位，希望为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中转站。

我们也好奇，在香港经营企业拥有更多先机的许智明为什么会选择来参加博鳌论坛举办的资本会议，而许博士的回答是，因为香港行业性的会议较多，却鲜有这样多领域和提供国际平台的论坛，而这次法国政府高规格的安排，以及高层政府之间对接，也是他们所看重的。

虽然说“中国并购”听起来还有点远，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毕竟“中国制造”的模式迟早是要到头的。看到了机会的中国企业，虽然还在现实的障碍前踯躅不前，但占得先机者也许就是未来的赢家。很难说两天的论坛能真正地改变什么，却是一个观察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如何打交道的窗口。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的一句话来总结也许会比较准确，当我们问到这次会议中方和法方的诉求有何不同时，他的回答是“他们是摆脱危机，而我们是寻找机会”。

论坛结束的次日，会场上云集的各位大佬们换了一个地点，再次“聚首”。在戴高乐机场当天只有国泰航空公司的一趟航班从巴黎飞赴香港，我们在机场看到的大佬们，或独自闲逛在免税店，或三三两两在国泰的贵宾室里轻松闲聊，想必回到国内他们又重新投入紧张的商业世界中，机场和航班，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短暂放松的中转站。大“PARTY”的尴尬

在历届博鳌亚洲论坛上，大腕级名人，俯拾即是。你会在电梯口遇到退休了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一个不大的会场里，听着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演讲，然后你突然发现，坐在左边是一个央企领导，右边是一个副部级的国内政要。甚至你在上洗手间的时候，也会发现排在你后面等着的是以前你递了多少次采访提纲都石沉大海的某民企老板。而且，晚上你要是出来溜达，会发现会场附近的树林里，很多的军车和军用帐篷，那是安保武装力量的驻扎地。

时光退后10年。此前的博鳌不过是中国千百座小镇中默默无名的一个。从上空俯瞰，清晰地看到博鳌被水环绕着，与世隔绝的样子。

10年过去，博鳌还是那个小镇，那里的宾馆几乎每年就赚一个礼拜左右的钱，除了会务需求，平时几乎没有人来入住。从2001年起，小镇热闹了起来，接到邀请的宾客们都遵循着统一的路线，先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然后转乘汽车，耗上2个小时最终来到会场。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或是资产不过百万的小企业家，他们都循着这条路线，乘坐接驳海陆空的交通工具，去参加一场以沟通为主的论坛。这个论坛给自己设定的使命是有好几百字的文字。通俗地讲就是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政界，商界和学界的高层对话平台。

在博鳌亚洲论坛巴黎国际资本会议会场，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参会的企业家拥有国企背景的更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家则多来自于房地产业、风投机构。当我们问刘晓光对这样的论坛是否真的有兴趣时，他的回答是有兴趣，但信息量还得加大，而不是开完会一解散就都走了，因为企业需要听到的是更微观的信息，具体的需求和供给如何，市场和资金状况怎样，希望论坛能够提供给中方和法方企业更多交流和碰撞的机会。

他还说，“这次是因为在法国有别的生意，顺便过来参加这个会议”。当然也不是每个中国企业家都有这样的豪气和一副见惯大场面的样子我们在会场也看到了一些名牌穿戴尚显拘谨的中国企业主，以及背着相机四处瞎拍逢人便递名片的参会代表，对于他们来说，之所以花钱参会，更多是为了出国长长见识，结识一些“厉害”的人物，或者是了解一些国际上的动态。

不过，这些动态对他们而言，显得有点空洞。我们了解到来自广西的投资集团董事唐先生就属于自费前来的企业主中的一员，谈起此次会议是否满足了他的期待，他表示有收获，但是还不太满意。“因为它谈的范围比较泛，不具体，一些运作的细节和实质步骤，就没有提到。只是聊了一些宏观政策。概念就是大道理，很多大道理大家都了解，实质性的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光鲜热闹，来者非富则贵，是高端“PARTY”的魅力。能对资源的配置、机会的利用产生实质效果，这才是“PARTY”的魅力所在。博鳌亚洲论坛，这个国内规格最高的论坛组织，在迅猛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会遇到如此的期许。这是发展中的中国与亚洲，无法回避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