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玉:相信时间的力量

“最近有关气候环境的会议、考察、合作事项特别多，2月中还要赴英国商讨环境合作的项目，很忙、很累。”2012年1月17日下午，在新挂牌的北京环境交易所大楼外，北京冬日和煦的阳光里，马忠玉一脸疲惫。身为宁夏发改委主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副主任，马忠玉此次赴京是来参加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召开的“德班‘中国角’系列边会总结会”的，他感叹近来已经很少有休息日。

环境，全球热点

2011年12月1日，马忠玉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中国角”边会做了关于《宁夏适应气候变化与减贫》的演讲，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演讲完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和热情的追捧，各国电视台、报纸、网络纷纷采访他，一些与会的外国专家代表更是团团围住他热切地与他交流；更让他兴奋的是，3天后，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与日本国际合作局（JICA）共同组织的非洲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讨论，宁夏居然作为中国唯一受邀省份参与了合作框架文本的讨论。“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又高速发展，与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形成尖锐的矛盾，生态系统丰富而脆弱，因而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格外受到国际社会关注。”马忠玉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德班，马忠玉的演讲进一步引发了全球气候环境专家对宁夏应对气候变化的兴趣，非洲的代表希望就防沙治沙、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一些方面与宁夏展开合作。正如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所说：“宁夏的经验不仅对中国西部和其他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有借鉴意义，就全球而言，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气候变化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和讨论的话题。”马忠玉颇为感慨。

刚从德班回来，他就听说了去年12月雾霾天气导致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引发公众对PM2.5的关注。“PM2.5是个专业术语，瞬间变得家喻户晓，速度真是惊人！”马忠玉感叹，“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看成全民环保意识的觉醒。”此次北京PM2.5事件最终的结果――山东、天津、广东、北京4省市，2012年把PM2.5浓度值纳入监测，而2016年，中国将实施PM2.5国家限值标准。

据马忠玉介绍，欧盟也仅在2008年才开始采用PM2.5的标准，即便是美国，也刚刚使用6年，“中国现行的空气质量标准实际上是1996年制定的，当时PM10的日均标准规定相当严格，但却没有提及超标后怎么办？北京目前的超标天数大约占全年天数的20%-30%，如果考虑PM2.5，超标天数将超过50%。可见没有法定约束力的标准，尤其是缺乏严格的实施措施的标准只能让事倍功半。”

马忠玉认为施政的成功不仅需要严格的法规，更需要政府的重视、公众意识，及对公民环保意识的培育。他认为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人们也会越来越关注环境的变化，加上媒体的监督，也促使政府更加积极应对环境与气候问题，像近年来爆发的食品安全、水污染等一系列事件，“有的时候，可以让政府许多悬而未决的政策出台更迅速。”马忠玉微笑着说。

20年，从冷到热

当1992年马忠玉获得生态经济与资源管理博士学 位时，除了业内人士，很少有人懂得“资源需要管理”，很多人也不明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所学的专业还是一门边缘学科。

然而对于全球环境与气候来说，199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了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大会被誉为“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与会。会议提出了气候变化直接涉及经济发展方式及能源利用的结构与数量，并正在成为深刻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

也就在1992年，中国对气候环境显现出不同以往的热忱和积极，不仅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并加入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编制了著名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与里约大会宗旨相呼应，马忠玉成为这一重要文件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马忠玉的专业转瞬间变成具有前瞻性的学科。“整个90年代，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人发式增长、资源短缺、生态退化日益严重，同时加剧了边缘地区的贫困与环境退化。发达国家在过去两个世纪遇到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被压缩至过去30年中密集出现。”马忠玉说。

这些现象令马忠玉开始探寻解决之道。1993年，他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后，在人类生态学研究室工作学习，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系统模拟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学习，他熟练掌握了这门被当时科学家称为“战略实验室”的新型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模拟技术不仅可以研究发现最好的发展战略方案，同时可以开发全新的政策方案。

1996年，带着全新的科研视角和技术方法，马忠玉回国，密集接手了来自政府大部委的一系列调研课题：国家科委“九五”重点攻关项目“中国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生产力预测研究”；国家计委的项目“中国荒地资源异地开发现状与政策对策研究”；国家“九五”攻关项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等。到了2000年以后，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的需求开始增多。2000年的上海崇明岛现代农业与观光发展规划，九寨沟生态旅游规划更是让马忠玉蜚声海外，“人与自然和谐”、“生态旅游”、“零排放”等一系列国际先进理念的运用，严谨的规划、超前的思路，令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开始与他合作。

2009年，他应邀负责天津中新生态城的产业发展规划工作。中新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战略性合作项目。生态城内的建筑全部按绿色标准建筑，“这个项目应用了总计21项绿色技术，还借鉴了美国LEED标准，建筑节能率达到75%以上。”马忠玉说。不仅如此，生态城形成由湖泊、河流、湿地、绿地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绿化覆盖率达50%，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达到20%以上，入住生态城的居民打开水龙头就有能饮用的直饮水。绿色、低碳的交通体系建设也全面在生态城展开，如今中新生态城已经成为中国低碳环保的典范，未来城市的样板。

“作为环境学者，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人们怎么样利用环境才可以更长久，更有效、更经济。”马忠玉说。

转变，从发展方式上做起

宁夏一直被列为“能耗强度大户”，2005年宁夏万元GDP能耗为4.14吨标煤，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4倍，居全国之首。

然而到了2011年主要大宗高耗能产品的能耗强度均已显著下降，火电供电煤耗已经下降到337克标煤/千瓦时，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到1810千克标煤/吨，电石综合能耗下降到1100千克标煤/吨。“能耗基本达到国内行业先进水平，”马忠玉说，“这些改变对于宁夏尤为难得。”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产物，宁夏工业一直以煤炭资源的开采和生产为主，按照国家生产力布局需要发展高耗能产业，为其他省份发展提供强大的能源保障，由此也形成了宁夏原始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 资源类产品是宁夏经济的主导产品，但由于资源本身价格低、国家又对资源类产品（如电力）价格实施调控，更导致了宁夏高能耗和较低GDP规模之间的严重不均衡，因而万元GDP能耗水平较高。“目前宁夏的产业发展困境，最主要就在于产业结构高度依赖本地资源，是一种资源型的产业体系。在工业领域宁夏依赖资源的产业比重高达84.5%以上，而装备制造业占4.8%，包括纺织、羊绒在内的轻工业占10%左右。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服务业发展速度，逐步降低资源依赖型产业的比重，同时加快合理资源价格形成的长效机制。这是宁夏万元GDP能耗强度下降的主要路径之一。”马忠玉说。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目前成为宁夏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宁夏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为此，自治区发改委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组成循环经济研究与规划团队，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为目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和低碳化为原则，规划了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及再生资源等6个重点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打造9大循环经济基地和16大生态工业园区，构建30条循环经济主导产业链，经过严密讨论、论证，同时充分考虑循环经济发展原则和未来经济发展空间提出5大类150个重点循环经济项目，总投资1800亿元。

据马忠玉介绍，项目实施完成后每年将创造利税150亿元，节约能源600万吨标煤/年，节水18000吨/年。预计到2020年万元GDP能耗将下降到2.35吨标煤，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80%，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5%。

与此同时，宁夏也在努力地保护着脆弱的环境，它是中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最为积极的省区。“我们的生态移民、水资源优化配置都是30年前就开始做了，在这些方面很有经验，也很有成效。目前，国际社会在适应方面大多数还是停留在研究层面，真正实践层面的还很少。德班会议期间，一些国家的环境专家对宁夏的沙漠化治理、生态移民、生态环境的恢复，新能源的开发技术等方面都很感兴趣。”马忠玉说。

“然而我们依然面临很多的难题，必须在环境与发展的平衡中科学地取舍。”马忠玉神情凝重地说，“中国在德班会议上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我非常赞同，事实上，我希望在国内也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尤其是对于减排指标来说。”据马忠玉介绍，中国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差异大，北京、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西部很多省份却仍处于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现阶段的排放量对他们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显然很不合理。按照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宁夏单位GDP能耗五年要下降到15%，单位GDP产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下降16%。“对于西部而言，一方面国家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该地区加快发展，以期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而另一方面又用带有显著‘一刀切’特征的减排目标限制他们的发展，政策之间明显不协调。”马忠玉说。

马忠玉认为国家发改委应该在制定节能指标时应考虑到各省的发展实际，并对中西部省份适度倾斜，以利于中西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有效地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马忠玉说：“一切都还要待机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