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论贫富

编者按：

贫富分化历来是中国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而在当前贫富分化渐趋扩大的情势下，与贫富相关的房地产、土地政策亦成社会热点，但与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反房价高涨、反土地财政不同，一向以不唯权、不媚俗、特立独行闻名于世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却对贫富分化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土地财政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而房价不应该被打压。

本刊对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不予评价，但是他的逻辑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因而本刊希望能搭建一个各方观点智慧交锋的平台，共同探讨中国的未来。

每个人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一方面，某种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以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来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成员的积极行为。

中国的贫富分化还比较乐观

内地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一来，从动态上看，最近十年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7倍；二来，贫富分化没有出现断层，只要维持增长率，分化终将收窄。

动态分化是乐观的

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从动态看，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7倍。也就是说，每年的复合增长率约23%！减除通胀后，实质复合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

上述的农民劳动力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老弱病残没有算进去，只算具备工作年龄的劳动收入。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了，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有些朋友糊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口看农民人数，算进老弱病残。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但农民还有农耕的收入，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此外，农民的吃住比城市的居民相对便宜。3年前我推断，10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今天来看，如果最近几年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6年就可以追上。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且还算得上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度，中国是无从效仿的。

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不比中国便宜。在饮食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远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较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奔波。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的情况下出现。财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没有断层，分化终将收窄

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看待贫富分化的理由，就是不管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

贫富的分化出现断层是件很头疼的事。昔日民国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却朝着断层的方向走。

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大家都会相互帮一把。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世皆然。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

其一是贫富的分化再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就有机会改进；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重要的是维持收入增长率

维护农民劳动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后5年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增长能保持过去10年的复合率，5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民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4000元，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5000元。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动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的。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是的，在贫富分化这个重要话题上，政策制定者要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成熟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国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经济成就拜土地政策所赐

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不仅土地的使用得以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也是经济改革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

歧视土地是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更重要的是源自土地或楼市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分化。在社会大众看来，源自土地或楼市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好处，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

其实往往先要靠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有幸运的因素存在，但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房地产输光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的是，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些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会变动，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是后来对孙中山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

我不想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市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

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我：“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房地产，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价格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了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所说的其实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记不起是1986年底还是1987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他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1986年6月25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后，我开门见山地说：“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中央输血远远不行。”深圳1987年12月1日拍卖土地，今天是14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还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会很麻烦。”中国的青年学得快，1996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气。但没有想到2003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大陆人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还是对：撇开楼市赚钱外，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底层住房政策怎么做

公租房不要考虑，经济适用房则需要政府让出权力，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来供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说说底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房价飞速上升他们无缘分享。我不知道那些市民对房价上升的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房子，还是房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就像房价一样，有风险。

这方面，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采用的形式，像赌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房屋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购买指数合约。虽然有风险，但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内地叫公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得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让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济适用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房可以考虑。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济适用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

廉价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这样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面积较小外，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而下降。换言之，这样处理会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一下，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2011年春运期间，38天除开航空的交通客运量，其余则达28.5亿人次！这比总人口数多一倍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允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某市经济适用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济适用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头而被“锁”住。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市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年多前推出《新劳动法》，数以千万计的打工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济适用房更佳的方法，不要以房为诱想把他们锁住。

把房地产主导权下放

放手让地区政府主导房地产，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打压楼市损害地方利益

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济适用房，除了尽全力避免楼市泡沫之外，还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房地产政策的主导权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中央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其实很能干。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肯定有坏影响。这次中央打压楼市则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如果地区政府可以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市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有利于控制房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抬高地价从而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市的需求弹性系数低于1，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该系数达到1，就不再放出，过些时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一是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因为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很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

二是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房价过高是败局。想想吧，一个县免费提供一块土地给一家名牌工厂，难道会傻到抬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吗？虽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以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么会不考虑住宅楼价？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毕竟还有很多细节要改进。

但我的理论是，放手让地区政府处理楼市，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统一为17%，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4.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