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七年《公所落成记》碑记考

山西商人来天津经商的历史可溯源至明末清初，《天津县志》及一些历史文献都有记载，但是以碑记形式来记录山西商人落脚津门的情形实属罕见。考证《公所落成记》碑记，目的是以“碑”为鉴来探寻早期山西商人在天津三岔河口经商的足迹。三岔河口在元代开始繁荣兴旺，到了明、清两代逐步成为运河北端的重要商货集散地，《天津近代史》一书对该地域有过这样记述：“天津这个河口都市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地理的变迁，使天津得天独厚，成为河海交通的枢纽；二是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使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发生重大的变化；三是漕运、盐业的发展，促成天津商业贸易的繁荣”[1]。由此吸引了各地谋生者、经商者投足于此。在碑记《重建天津万寿宫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百货辐辏、商务日繁、穰穰劳劳、殆无虚晷”[2]，这些文字真实反映了三岔河口商业中心的地位及商务繁忙的景象。碑中虽然只记述了山西商人利用旧宅房屋改建一处公所建筑，但是从字里行间也透出了他们来津经商，苦无聚集之所的酸楚经历。更鲜为人知的是，该石碑也是天津迄今唯一发现的商业公所碑记，它的发掘对研究天津商业发展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及价值，同时也佐证了清朝中期山西商人来津经商的历史。

该石碑发掘于2003年8月22日，地点为天津大胡同商业街建设工地，经位置考证原为侯家后中街偏西，现大胡同商业中街。石碑为青石材质，高187厘米、宽56厘米、厚为24厘米，立碑时间在嘉庆十七年（1812），名称为“公所落成记”。碑文宋体，镌刻下近532字，现收藏于红桥区文物保管所内。从石碑落款及碑记铭文考证：这是山西介休人恭立的石碑，但在内容上更显示其为纪念工匠的功德事迹碑。下面想结合碑文及资料给予简略的考证。

碑文简录如下：

公所落成记

夫兴事难董事尤难，兴众人而以一人董之其势更难。吾乡戚友贸易于津门者甚多，久欲同立公所一区，为岁时虔祀神明之地，而苦无其基，不惟难其地，实难得其督事之人也。迟至嘉庆十六年，始得城北孙氏旧宅一段。公同置买，然而，墙垣圮屋宇摧颓荒废多年，莫弊风雨。同人相顾咨嗟无有能其事者，锡五温公素以慨爽正直为乡人所推。昌庆王公、尚德曹公深知其能，共同恳之，温公锐然任其事，并择其劳监工者八人，于嘉庆十七年三月兴工起修。或铲而去之，或起而筑之，或崇其址而增新之。务求于精，与监事诸公昼夜勤劳。历六月而工始竣落成。之日，置杯酒招同人而观之，计正广丁三楹，循其旧宇别起群房十间，园墙十丈。朴而不华，坚而持久，同人顾而乐之。温公独一人肩其任，次后，数十百年凡吾乡来游兹至者，行其地怀其人，问曰：何人所缔造耶？何人所增新耶？则温公与监事诸公一片劳瘁苦心不几湮没，爰勒诸石以告后日之游者。

督事：介休温公福成字锡五。监事：汾阳李廷辅、张士文，介休董子智、张麟、封镇吴、黄树诚，灵石梁明远，郑州朱奎扬。

嘉庆壬申年九月十五日

一、漕运联袂商贸的通衢

介休位于山西省的中部，沿海河水系溯河而上，经子牙河、滹沱河、桑干河、沁河直到汾河。介休镇就坐落在汾河的沿岸，绵延约1200余华里。众所周知山西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在汾河的两岸有盛产的山货、药材、小麦及棉花。采煤、冶铁业历史悠久，特别是阳泉的铁锅很早就驰名全国，这些物产的丰盈及漕运的通衢就奠定了该地区商贸的辐射发展。在天津的三岔河口地区，自金朝以后就形成了九河下梢的地形，铺设了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网络。南粮北运各地货物经水路汇集在此，因此该地区就形成了物资的中转站及集散地，经济的发达，各种商贸物资的大宗流通，促使各地的谋生者、商人纷至沓来。

介休人就是沿着这曲曲弯弯的河道，凭借漕运的便利来到三岔河口，沟通了两地的商贸往来。文中的开篇就道出了：“吾乡戚友贸易于津门者甚多”碑中的“贸易”是一种商业活动的标志，也是三岔河口地区出现在石刻中较早的文字，具有一定的历史见证价值。而文中的“甚多”可涵盖成“很多”的寓意，大有一种蜂拥而至的态势。再从碑中摘录的“久欲”与“迟至”词汇分析，介休人来津贸易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可想，距今200年前，山西商人在三岔河口经商的人群数量之多，足见规模。

二、山西会馆建立及公所地理位置考证

“山西会馆位于天津市原锅店街西头接估衣街，大门座北朝南，西至范店胡同、东至近仁里、北至侯家后，是南北长，东西短的长方形，占地约十亩”[3]。但是，在会馆建立的时间上有过不同记载，需要进行文字旁证，在《天津会馆介绍》一书中记载：“道光七年由于天津商业逐渐发达，山西商人来津者日多，便由山西在津的13个势力强大、资本雄厚的大行帮中的巨商李芳林、阎永寿等发起，集资87650两，在锅店街建立了山西会馆”[4]。该文字将建馆时间列为道光七年（1827）。而《总成会馆后段楼院碑记》更加详尽的记录了建会馆的时间“……创自嘉庆十三年口口将前段落成，乃于道光七年购备物料，八年春季兴工，九年八月告岁”[5]。从石碑的记载中印证了道光7年至9年建后段楼的时间过程，后段楼的完工意味着山西会馆整体建成，因此，建馆时间定在道光九年（1829）较为合理。

公所的存在及位置标注，一些史料也给予了记载，如《津门杂记》中记：“山西会馆有二，在河东杂粮店街者，为西客烟行聚义之所。一在锅店街。凡山西盐、当、杂货等商，馆内各有公所”[6]。再如《总成会馆后段楼院碑记》记：“楼前有宫门之西南隅，建公所二处”，[7]。通过综上文字的记载梳理出，山西会馆应该分两段建成，前段建于嘉庆十三年（1808），位置在锅店街顺南，而公所的建立是在4年以后嘉庆十七年（1812），位置在侯家后中街会馆的西南角，这时公所与会馆的建筑应为南北呼应、分别独立，17年后（1829）后段楼兴建才将公所扩充到会馆内，成为建筑中一部分。该会馆于2000年被拆除，拆迁前笔者曾考察过该旧址，其建筑先后被北门东中学、大胡同小学使用。1960会馆建筑大规模进行了改建，并在会馆西南角原公所旧址建起了一个供几百人活动的大礼堂，直到拆迁前该处建筑依然存在。1981年在院内发现了两通石碑《建修春秋大楼捐过布施好名银数碑记》、《总成会馆后段楼院碑记》，该石碑先后被红桥区文物管理所征集并保存。综上，山西会馆经过道光九年（1829）后段楼的修建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格局。前门设在锅店街（现估衣街上还悬挂着祁（ 乃）藻于1862年题写的“山西会馆”石匾额）后门设在侯家后中街，建筑有：“宫门、箭道、游廊、戏楼、春秋大楼及两处公所。

三、公所的功能及修建

公所在字面理解为：“共同的、大家承认的办事场所”，而清朝中叶特别是在北方所形成的公所又具有独特的含义，创建公所的客商们大都是农民或手工业者，为了生存或贸易聚集在一起“由于他们长期在同一地域劳作与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地域观念，特别是身在异乡的客商们在生活和经营方面往往会遇到诸多的不便和困难。如遭受当地商人的排挤和牙行的刁难、欺压，为了保护同籍或同业客居商人的利益，对外抵抗当地商人及同行的欺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共同管理内部事务”[8]。因此，创建公所的目的是便于旅津的同乡们凝聚人脉，发挥互助互利的功能。碑文述出“为岁时，虔祀神明之地”，介休人想在三岔河口落脚并且能够在每年祭祀祖先、神明，是长久以来的向往，建立一处公所。这也是来津者共同的心愿。在当时大的商会、省会，都建立起商馆、会馆以便联络乡里贸易畅达。而小的乡会则均以公所作为“栖息地”。碑中讲道终于在嘉庆十六年选得城北一块旧宅地，“始得城北孙氏旧宅”在修建公所时介休的同乡们又推荐了本乡“温福成”为工程总督事。修建时间从嘉庆十七年三月到九月，历时六个月。碑中既褒奖了监事工匠们昼夜的辛劳，也同时展示了山西的同乡们竣工后，把盏欢庆的喜悦场面。虽距今200年，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

据史料记载，从清代的初期至民国期间，在三岔河口地区相继出现的各类会馆、商会、公所及行业研究机构约有三十余家。其中闽粤、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安徽等地的商人都在该地区广建会馆，形成了沽上云缠的繁茂景象。该石碑立于1812年，距近代史的年代划分相差有28年，在界定上可归属为古代“碑记”。由此可见证三岔河口在古代经商贸易的历史。另外还可以用石碑作为证据，来显示天津城“五方杂处”的人口成分。据《天津人口研究》记载：“天津地处要冲，扼水路之咽喉，握南北之枢纽，天然地理环境不但为天津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促使大量商人移入天津”[9]。在研究考证石碑时，还意外的发现，这是一通褒奖“工匠”的碑记，它既记载了建筑修造的过程，同时也展示了“督事”“监事”严把质量关的细致工作态度，其营建程序颇为严谨，这也是近年发掘石碑中极少出现的内容。

研究考证《公所落成记》碑记，一可为研究早期天津的商业文化提供丰富史料，二在记录三岔河口商贸历程的同时也为历史资源的整合提供了史料佐证。

参考资料：

[1] 《天津近代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第10页

[2] 《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 第119页

[3] 《网络资料》 （我记忆中的山西会馆）

[4] 《天津部分会馆简介》 第158页

[5] 《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 第50页

[6] 《津门杂记》 （卷上） 第11页

[7] 《天津市红桥区碑石铭刻辑录及释文》 天津社会科学院 第5页

[8] 《人文地理》 （明清时期移民经济对会馆、公所兴起及区域市镇化的影响）2007年4期 黄燕 隋福民

[9] 《天津人口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30页

（作者单位：红桥区文物保护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