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11:44:37
“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
梵高在去世前一年给弟弟提奥写信，感谢他又一次借给自己钱，并大胆地宣称：“我敢对天发誓，我的那幅《向日葵》值500法郎。”当时的500法郎，也就相当于现在的500美元，今天的艺术投资家一定会对梵高的“大胆”嗤之以鼻，谁都知道那幅《向日葵》在1987年由佳士得拍出了3950万美元。
按照艺术史学家兼鉴赏家罗伯特・休斯的说法，20世纪以前，人们没有想过把收藏当作一种投资方式，那时候的人们买下一幅画，只是因为喜欢，或者夸张一点说，是为了用它挡住老房子屋顶上的一个破洞。而现在，投资已经成为艺术品买卖的核心，艺术成了一门生意，于是，围绕着这门生意，从艺术家到艺术收藏家、艺术掮客，再到美术馆、拍卖行，为着争名夺利演出了一场场好戏。同时，由于供求关系被严重扭曲，铤而走险的黑帮分子、小偷、盗墓贼，各色人等也加入到这场金钱游戏中来。
20世纪以前的艺术史，主要是由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构成的艺术史，是由艺术史学者写就的；20世纪以后的艺术史，构成因素更加复杂，除了学者，艺术史也成为记者、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领域，因为在艺术领域真正发生的这些事情，远比生活富戏剧性。
那些疯狂的艺术家
2006年，比利时人斯坦・劳里森斯写了一本《达利的骗局》，号称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达利一生75％的画作是伪作。如果他书中所写的是事实，那么达利本人就是一个造假集团的幕后推手，确实正如作者所说，是个惊天大骗局。
斯坦・劳里森斯早年是艺术掮客，专门把达利作品卖给人傻钱多的暴发户。后来，他渐渐了解达利作品制造的产业链：达利先是授权一个法国商人作品复制、印刷自己的作品，要求是每版限印900张，每张批发价不能低于4000美元。上世纪60年代初，达利换了个更快赚钱的办法，那就是对戈雅等绘画大师的作品改头换面，名曰超现实主义的改造，十几分钟就能完成，开价一上来就是50万。70年代以后达利被帕金森症所困扰，连铅笔都握不住，已经不能作画，但署名达利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断出现，直至他1989年去世，靠的就是雇用。劳里森斯在书中爆料说，达利御用比阿称世界重要博物馆收藏的达利画作如《最后的晚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得土安之战》、《大圣人詹姆斯》等，都是他一人所为。
在书中，劳里森斯借自己的老板之口，说出这么一番话：“达利是历史上伪造得最厉害的画家，因为他对大多数的伪造负有责任，而且他从不想掩盖这个事实。恰恰相反，达利一生都在欺骗艺术世界，同时又一直承认自己在这么做，结果他绘画作品的金钱价值反而扶摇直上。”
那些疯狂的“艺术雅贼”
196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付出230万美元把伦勃朗的《亚里士多德望着荷马的头像冥想》买到手，首次为单件绘画作品开出百万美金价码。但很快，百万美金的门槛就被千万美金取代，并在2004年飙升到亿元美金。那一年，毕加索的《拿着烟斗的男孩儿》，一幅“令人愉快的二流作品”，拍出了1.41亿美金。
这些数字无疑会刺激某些人的神经，这也是美国记者爱德华・多米尼克在《是名画总会被偷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随着艺术品价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益飞涨，艺术品犯罪也在这个时期走向猖獗。“从罪犯的立场看来，一幅举世闻名的绘画就是一张装了框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现金支票，毫无防卫地挂在了墙上。”比如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专家对其安全防卫系统的评价是：“窃贼要从三万两千多件藏品中偷走一件简直易如反掌，远比从百货公司里偷走一样货品容易得多。”
所以，窃贼们根本不需要去打银行的主意。1986年5月21日，爱尔兰黑帮头目马丁・卡希尔率领十几个手下洗劫了都柏林的罗素堡，只花了6分钟，就偷走了主人珍藏的18幅世界级名画，其中包括荷兰画家维米尔的《写信的女郎和她的女佣人》。其实马丁・卡希尔对艺术知之甚少，不过他知道维米尔很值钱，这就够了。这起劫案是当时发生的最大宗艺术品失窃案，到了1990年，这一纪录被刷新。1990年3月18日凌晨，两位伪装成警察的男子闯入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仅用一分钟就制服了所有警卫(都是些兼职的艺校学生)，然后在博物馆里转悠了80分钟，就像逛超市一样拿走了总值3亿美元的艺术品。这起迄今最大宗的艺术窃案至今尚未告破。
爱德华・多米尼克说，所有这些失窃的艺术品，可以组建一座与世界上任何一家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的博物馆。它们就这样消失了，可能会被黑帮当成交易的硬通货，可能被某个神秘收藏家买下，藏在小黑屋中里作为禁脔。从此，人们只能通过照片欣赏它，而再也无法一睹本尊。
那些疯狂的收藏家
窃贼之所以容易得手，原因在于美术馆的高层总是认为没有人胆大包天到敢偷一幅任何买家立刻就会知道是赃物的作品，来路不明的赃物谁敢买?但他们根本就想错了，偷来的、盗掘的艺术品一样有人买，买主中甚至包括著名的美术馆及拍卖行。身兼撰稿人及考古研究员的彼得・沃森在《美第奇阴谋》一书中就把花大价钱买下一尊属于赃物的古希腊陶瓶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称为“流氓博物馆”，而保罗・盖蒂博物馆干脆就是“盗墓贼的博物馆”。他引用一位学者的观点，“收藏家才是真正抢劫犯”，正是他们对收藏的渴求，制造了相应的市场需求，而这个需求，事实上鼓励了艺术品的地下流通。
有流氓美术馆，也有流氓拍卖行。彼得・沃森在书中写到，一位前苏富比拍卖行前员工披露，他有证据可以证明，苏富比明知一些拍品是赃物，仍然照拍不误。而意大利文物宪兵队的调查则证实，苏富比、佳士得及宝龙拍卖行都参与了文物走私贩的洗钱活动。――由此观之，佳士得拍卖行此次不顾中国人民感情坚持拍出圆明园的鼠首、兔首，其实是有“前科”的。
《美国考古杂志》说，古董界是一个由贪婪和虚荣组成的商业大粪坑。其实这话也可以用来概括整个艺术界，一个看上去光鲜喧嚣，实则欲壑难填的大粪坑。
名画被盗铁律
1 是名画总会被盗，是钱总会被花；
2 不被盗就没有传奇性，比如《蒙娜丽莎》；
3 现在没有被盗，不意味着永远不被盗；
4 雅贼是穷亲戚，总在艺术家富有的时候上门；
5 要画就画大尺寸的，小尺寸的画容易被盗，一卷就卷走了。
延伸阅读：
《艺术的故事》
(英)贡布里希著，三联书店版
《剑桥艺术史》(8册)，
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艺术的历史》
(英)保罗・约翰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