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说理机制实证研究

摘要：刑事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诉讼尤其是刑事审判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关系到被告人的知情权，更是一国刑事法治运作公开公正的体现。但是，在现有关于刑事判决说理机制的研究中，缺少以实证方法作为指导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六个指导性案例，通过对判决理由部分字数的统计分析，认为判决说理的程度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控辩双方对抗程度有关，而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审级的高低无涉。

关键词：判决说理；实证研究；指导案例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47-05

一、问题的提出

判决说理机制是刑事审判中关键的一个环节，说它关键，是因为“司法判决书的最主要的功能仍然是社会的，是要为纠纷之解决提供一个合理化的证明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后来的类似案件处理提供一种导引”。[1]即，一份良好的判决说理能够平纷止争，让刑事审判中的被告心服口服，增强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如果一份判决书的说理过程过于简单模糊，不但起不到让被告人息诉服判的正面积极作用，反而会使当事人心生疑窦，对法院司法活动的公正性产生不信任，进而还可能使法院做出的判决受到公众的质疑与批评，这无疑是对本来就不强的司法权威性的再次削弱。迪德曾指出，“法院不只是做判决而已，他们还必须解释其判决，解释的目的是在说明判决的正确理由如何……以证明他不是武断的看法，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于法官的权威或威信。因为法官的判决是一个合理的陈述，他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显示出判决理由的相关的或逻辑的结构”。[2]（P350）一份说理详尽、逻辑清晰、论证充分、证据明了的判决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对立双方紧张关系中的张力。

另外，判决说理的充分程度体现出一国司法对于司法公正的态度，如果一份判决书在说理上敷衍了事，对于关键的争议焦点语焉不详，模糊不清，难免会使人对该国的司法公正性产生怀疑。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说理性的司法裁判动摇了司法公正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现代社会里，判决理由的存在起码加强了国家与社会，法院与当事人以及个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通过这种对话形式，极大地消除和减少了彼此间的隔阂和摩擦。”[3]（P56）只有强化判决说理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正如佩雷尔曼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国家程序中，法官不能仅仅满足于以裁决来解决纠纷，而且还应该另外为其做正当化论证，并表明它合乎有效的法律，被宣布的判决并不是在给定的前提集合下由演绎法所推导出来的结论，而是通过举出理由来进行正当化论证的裁决。”[4]（P138）判决的正当化预示了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化，一旦判决理由因为说理不清而备受质疑，那么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有鉴于此，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判决书的说理。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并未对判决说理制度进行立法化的规定，刑事判决具体应当如何说理由司法机关自行规范和决定，这就导致了刑事判决说理的现状混乱无序，刑事判决的公信力饱受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省市级法院出于现实需要也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刑事判决说理制度的实务尝试和探索。但具体效果如何，尚未可知，也缺少相关实证研究的文献资料。

当下关于判决说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论证判决说理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判决说理的方式方法。这类研究随着最高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判决说理的逐渐重视而显得意义不大。（2）指出实践中判决说理机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我国的判决书公式化，判决理由普遍过于简单，缺少甚至没有法律论证和推理[5]。但这类研究没有对具体问题做进一步的详细归类与划分，也没有考察实践中判决说理机制的操作模式。（3）从语言学、逻辑学等法学之外的视角审视当下的判决说理机制。总而言之，上述研究都存在一个同样的弱点，即都没有去收集判决说理的第一手实证资料，没有具体分析当下中国司法中判决说理制度的实践运作模式，没有关注普通个案中判决说理的具体操作并以此提炼出一种判决说理的中国模式。有鉴于此，笔者决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六个刑事指导个案为视角，试图勾勒出刑事判决说理在实践中运行的现状，通过对六个案件判决说理模式的异同点的分析，以期在归纳出一种不太成熟的判决说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而探索论证当今中国使用该种模式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本文首先将对研究的方法进行简要的说明，以界定研究的边界，确定研究的对象。

二、 对象的确定

司法判决按照类型学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民事判决、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基于篇幅的限制与研究范围的限定，本文只探讨刑事判决的说理方式。本文研究所采用的六个刑事判例均出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自2011年起陆续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汇总，代表了现阶段中国法官业务能力的最高水平，对于下级法院的业务工作展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力。最高院至今共了四批案例，每批四个，共十六个案例。在这十六个案例中，刑事案例有六个，分布在第一、三、四批案例中，每批两个，第二批指导案例中没有刑事案例。

正如休厄大法官在国王诉苏赛克斯法官案中所论证的那样，“公平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平必须公开的、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实现判决说理的前提是要实现判决公开，为了获得这六个案件的判决书，笔者根据指导案例中对于这六个案件相关诉讼阶段的记载，进入每个做出裁判的法院官方网站进行了一番查找。

根据查找的结果，可分为下类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实现判决书公开的。如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由于涉及未成年人犯罪，该案的判决书并未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上公布。[6]又如杨延虎等贪污案，由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只保留有2010年之后的刑事判决书，而杨案因审判日期为2008年故未在其中。[7]李飞故意杀人案也因黑龙江法院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有从2012年4月23日至2012年12月28日的判决书，因此无法获得该案的刑事判决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