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前财产协议的法律规制

作者简介：马春生（1975-），男，甘肃宁县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从事经济法学教学与研究。

摘要：过去，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故而较少有人去考虑签订婚前财产协议。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拥有的婚前财产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观念更趋理性宽容，因而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就渐渐成为了趋势。仅以此文，为婚姻当事人建立良好、和谐的婚姻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夫妻关系；财产协议；家庭

一、引言

小吴和小张于2002年结婚，然而，由于出现的种种矛盾，两人的生活并不和谐。就在2011年的冬季，两人经过协商，同意离婚，孩子由母亲小张抚养。但问题在于小吴在结婚前拥有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结婚后由两人共同还贷。由于婚前并没有对双方财产进行明显的界定，对于离婚后的房产如何分配，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于是，离婚的焦点就聚集在了房子的问题上。由此观之，夫妻双方对于婚前财产协议的签署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在婚前对彼此的财产有了清楚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规划和利用，那么婚姻生活才会更加稳固，爱情才会一直延续。

二、婚前财产协议的概念以及特点

（一）对婚前财产协议的界定

婚前财产协议的界定对于维持夫妻双方的稳定的婚姻关系，保障彼此之间的幸福生活，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形成一个重要的责任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签署婚前财产协议之前，首先要对我国的《婚姻法》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协议的签订，那么这样的婚姻才会更加有保障，协议的法律效力也会越强。遍查中国的《婚姻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条案是第17、18、和19条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原则上规定夫妻各方婚前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但同时又允许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前个人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

（二）婚前财产协议的其它特点

1.婚前财产协议的法律地位

随着法治的理念不断确立，社会的法治氛围日渐浓厚，人们的法治意识也越来越强，这是依法治国的一种正确的表现形式，其中还体现了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现代社会进步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着许多的民事纠纷，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是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婚姻关系中，对于夫妻双方而言，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对于保障爱情长久，促进婚姻美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往往对于新生的信念抱以极大的热情并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原本也是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应予以肯定；然而，过于激进的、盲目的做法也多因然而生，成为“左”的、“矫枉过正”的行为。问题更多的是夫妻财产制度的划分，法律不同于情理，但是从来都不是不融情理的；不是说法律可以为情理而动，而是法律本身即代表着最大的根本的情理，法理源于情理的升华。婚姻法律法规对文明、和谐、健康的婚姻关系的保护，同时发挥了倡导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与夫妻之间互敬互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作用，婚前财产协议的签订有着同样的效果。

2.婚前财产协议的效力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是指夫妻的书面财产约定对于夫妻双方、夫妻双方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的法律约束力。明确这个问题，对于实现夫妻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合法保护夫妻双方各自的权益、保护与夫妻双方有民事关系的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婚前财产协议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2.1夫妻财产约定在整个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于在婚姻世界里的财产享有共同处理的权利，这个问题在现实世界里的争议并不大。然而，当婚姻关系出现了破绽，双方的婚姻走到尽头时，对于财产的平等权处理，始终是困扰双方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现行的案例中，夫妻双方除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之外，下一个争议最大的就是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显得十分重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到头来却得知离婚的恶果，所以人们不得不在财产的问题上一较高低，以弥补自己在婚姻世界里的悲剧。然而，财产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财产的问题上，对于财产约定和财产赠与的关系，一直处在模糊的边缘，不少人认为，财产的约定和赠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对于维系夫妻关系，保障婚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2夫妻对约定的共同财产享有共同共有权利，但处分时，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我国的《物权法》明确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主要有两种变动形式。一是依照法律行为而进行的物权变动，二是非依法律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两者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必须遵循物权公示的一般原则，否则将不存在法律效力，既然没有法律效率，那么实质的物权是不会发生转移的。所以，在对财产进行处分时，夫妻双方可能都是财产的受益者之一，至于具体是哪一方，那么还需在法庭上解决。若是在婚前对财产进行了一定的协商并且签订了协议，那么在处理财产的问题上就容易得多了，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后者一般不遵循物权公示原则，由法律进行直接的强制性的规定。基于非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的成就而直接生效。在权利取得人办理不动产物权取得登记之前，其所享有的权利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三、关于婚前财产协议是否进行的有效讨论

（一）婚前财产协议是解决今后婚姻、财产纠纷的重要法律依据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夫妻之间的结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婚约并不能据此而成为一种专横的意志，它是依据人性法则而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在突破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之后，人们对于婚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于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工作时要求企事业单位为其办理五险一金，起码是养老金要有保障，这是应用于工作中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对于这一辈的年轻人而言，婚姻是一门学问，需要用心去经营，为了使得自己的婚姻能有个美满的过程和结局，或者在不幸的时候有另一种物质方面作为补偿自己的损失，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既是对婚姻的重视的一种表现，和现代工作一样，又是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的一种正确的处理依据。

（二）签署婚前财产协议的困扰及正确思维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双方在签署婚前协议时总是会有一定的困扰和顾忌。这种困扰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自身的认识，即对于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存在的心理上的顾忌。其二是来自社会的舆论下的压力，即社会上还存在着部分人士对于签署婚前协议表示无法理解。归根结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因素：

1.情感上的困扰。在现代的年轻人看来，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维持双方关系的重要的保障，没有爱情，那么婚姻将无从谈起。而签署婚前财产协议似乎是对纯真爱情的一种亵渎，认为如果签署协议，那么是对爱情的不信任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协议的签署不利于双方关系的稳定，这样的婚姻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个体在婚姻的世界里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基于这样的想法，很多人在维系感情的问题上的考虑，放弃了婚前财产协议的签署。其实这也是放弃婚姻保障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感上的困扰不应该成为签署婚前财产协议的障碍；

2.个人认识上的困扰。在当今时代，由于个人所学的法律知识不够，在问题的认知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人会以为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是为离婚做准备的。在签署协议之前，双方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夫妻关系，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考虑离婚，认为是对爱情不忠的表现。这样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不完全正确。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夫妻的关系尤为特殊，他们从两个陌生人开始，到生活在一起，直到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而彼此奋斗，这期间是有感情的存在的。但是一旦发生变故，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被打破的现象也是十分多的，随着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离婚率越来越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些走到婚姻尽头的人们，在结婚时，往往也是预料不到有现在的结局的，所以人们必须为自己的将来多做考虑；

3.社会压力的困扰。受到当时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认为，夫妻之间的结合必须要以信任为基础，爱是双方共同生活的纽带。历年来，中国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告诉我们，夫妻是一体的关系，只有共享，才是真正的婚姻。所以，在社会看来，在结婚前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和中国几千年积淀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出入的。有了这样的思想，那么签署婚前协议就有了一定的心理障碍。人们无法忍受众人鄙夷的眼神，在社会的舆论下，觉得签署这样的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此外，由于夫妻双方在家庭以及背景上的差异，双方的经济实力也会有很大的悬殊，如果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一方高攀另一方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人还是放弃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其实不然，这种思想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受到现代社会高速进化的熏陶，夫妻关系从母系氏族到男权为主，一直到现在的男女平等，期间的进化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签署婚前财产协议也是跟随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婚前财产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保障婚姻幸福，维持家庭稳定

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家，有一个好的未来，是为了生命的传承和家族的责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也许现在的生活是美好的，是甜蜜的。但是人们无法预测在未来的5年内或者是10年内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处在现代幸福的人们有必要为将来的婚姻计划做进一步的打算。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充分说明了未来的变数较大，如果到时候的变化程度到达了无法让人接受的程度，那么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一旦关系破裂，那么双方各自都需要寻找新的生活，如果旧的婚姻不能给自己预想的幸福生活，那么在下一段生活开始之前必须要有财产方面的保障。只有有了财产的保障，那么生活才会安定的走下去。或者说，在婚姻的世界里得不到保障，于是人们就寻求物质上的追求，来弥补婚姻世界里的不幸，这也是人之常情，是无可厚非的。为了使得在婚姻的世界里有所保障，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是十分有必要的。

婚前财产协议体现了现代人对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钱、财产为筹码的功利性婚姻，而且也是维持双方平等关系的重要保障。夫妻幸福生活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签署婚前协议是对婚姻透明度的另一种阐释，只有将双方的财产进行公开，不隐瞒，不欺诈，在相互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一起生活，那么婚姻才会更加有保障。有了这个保障，那么双方就有了相关的责任，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也会注意到相关的问题，也会更多地为自己的家庭考虑，为夫妻双方的关系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签署婚前财产协议是将夫妻约定财产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表现，其出发点是正确的，注意是为了在私法领域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能够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处理其财产，对于财产的分配和合理利用能够有一定的自。婚前协议的签署是为了保障婚姻幸福，维持家庭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婚前财产协议的签订是婚姻自由的另一种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四、婚前财产协议的法律规制

（一）限制（选择）式的约定财产制

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在民法上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由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作为其相互间实行的财产制，而不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规定之外的夫妻财产制。这相当于是为夫妻双方签订财产协议时提供了几个供参考的模板，不管是对于夫妻而言还是公证处而言，都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夫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财产协议书的模板，选择相应的文件作为自己一生的财产保障。当然不同的财产协议书针对的家庭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具体应该以双方的经济实力和财产份额为主。这样的方式主要有几个好处：

1.免去了重新拟定财产协议的麻烦。财产协议相当于是一份合同，对于婚姻的稳定起着保障的重要作用。若是重新拟定财产协议书，那么夫妻双方由于没有太多的经历，对于财产中应该如何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一个正确的规范。反而会因为达不到一致的意见而产生冲突和纠纷，那样的话就会得不偿失。在现代的很多家庭中，由于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受到财产关系的限制而影响婚姻期限的现象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财产的立场上也是众说纷纭，不仅关系到夫妻的生活，对于两个家庭而言，也会牵扯到很多的因素；

2.这些模板经过合理改善，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有保障。这些财产协议的模板除了具有法律效力外，还有一定的经验在里面。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家庭使用过这些财产协议的模板。对于之后婚姻出现的不幸的问题的解决，有了很好的参考依据。相关立法者在对多数夫妻进行观察和总结后，对这些模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订和整改，已经基本符合现代年轻人的生活标准，所以是有很大的参考意义的。

（二）任意（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

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设置几种典型的夫妻财产制，对约定的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一般规定或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允许当事人自行创造。这样的方式适用于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一般家庭关系也比较复杂。如夫妻中有一方来自单亲家庭，单亲家庭中有继父或继母。再比如说是夫妻双方的经济相差悬殊，涉及到将来的财产的继承权等问题。所以任意式的约定财产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协议模板。任意式的约定财产制也叫做独创式的约定财产制。在夫妻双方拟定财产协议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由于不同的家庭有很大的背景的差异，任意式的约定财产制可以说是为新婚夫妇量身定做的财产保障制度。当然这样的约定制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必须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将视为无效文件。在夫妻双方都认可的条件下，在相关律师公证的前提下，对于协议中已经存在规定，法律允许人们做一些适当的改动。当然改动的本质还是一样的，主要是为了达成更好的协议，以保障双方的婚姻生活更加美满，更加有保障。

2.签订协议时可选的范围更大。由于在任意式的约定财产制中，人们有相对的自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此外，还可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要求去建立一些适合自身婚姻关系的财产协议。所以，这样的财产协议的选择的余地就更加大了。在签订协议时，人们不需要一条条地对准自己的要求去挑选，而是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去制定一些适合自身的协议。对于夫妻双方而言，无疑是提供了极大的选择余地。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西方的浪漫主义靠拢。有些夫妻在拟定财产协议的时候确实会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这在以往的案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只要是和法律的准绳没有冲突的，对于维持幸福婚姻生活有正面的意义的，那么公证处都会给予充分的肯定，给新婚夫妇制定一套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协议书。（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忆南：《婚姻法修改中几个争议问题的探讨》，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2]蒋月：《夫妻财产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现代法学》2000年12月第22卷第6期，第106页

[3]杨大文《婚姻家庭法》第二版 中国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