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吗?

摘 要：本文采用1999―2014年FDI、国际贸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等5个变量的季度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和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会对我国三次产业造成冲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变化的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会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产生负效应，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造成正效应，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会对产业结构优化造成负效应，从长期看来则为正效应。

关键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业结构；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2-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2.01

一、引言

2005年6月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贸易和外商投资的规模逐年扩大。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195.6亿美元，而2005年汇改时这两个数据仅为1.4万亿美元和603.3亿美元。同时，作为重要对外经济指标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则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从我国2005年汇改至2014年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涨了38.7个单位，平均每年上涨3.9个单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越发明显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一指标来把握新常态时期我国的经济政策，助推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研究实际有效汇率是通过何种渠道对三次产业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对我国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计量分析的角度出发，考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看，直接研究汇率波动对产业影响的较少，但研究汇率与FDI、国际贸易，FDI、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颇多。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Sercu和Vanhulle（1992）从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会使得贸易量增加[1]；Gagnon（1993）指出汇率波动是工业化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 Chowdhry（1993）和Boyd（2001）等学者分别选取了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发现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3]；Baron（1976）认为分别使用本外币作为结算货币时的贸易收入有所不同，且使用外币结算时会影响贸易的真实收入[4]；Chou（2000）认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并且要视不同产业、行业而定[5]；Koray和Lastrapes（l989）运用GARCH模型，证明了汇率波动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6]。就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言，赤松要（1956）的“雁行产业发展”理论，以及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均指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从而调整本国产业结构的路径是存在的[7-8]；Myint（1958）认为国际贸易能为一国的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从而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最终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9]；钱纳里等（1995）通过观察以色列、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得出一国的贸易与工业化进程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关性[10]；索洛（1956）提出国际贸易可以使得一国在短时间内积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获得技术外溢效应，最终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11]。

从FDI的角度看，Kawai和Urat（1998）通过观察日本对东南亚的FDI，得出汇率贬值会使得FDI增加的结论[12]；Kiyota和Urata（2004）通过研究一国各行业FDI的流入情况，得出FDI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明显作用，且东道国货币的贬值会吸引更多的FDI[13]；Cushman（1985）认为，一国货币贬值将降低投资国在其境内的生产成本，提高投资国FDI的资本收益率，从而使得东道国的FDI流入增加等[14]。就FDI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关系而言，赤松要（1956）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FDI流入、贸易等路径，并结合自身廉价劳动力优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可实现产业升级；Vernon（1966）指出，发达国家可通过FDI转移本国的落后产品从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并同时使发展中国家获取新的技术和产品，从而促进其产业的升级；Chenery和Strout（1966）认为一国通过FDI可弥补储蓄和外汇的缺口，缓解国内经济发展受资源限制的矛盾，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等[15]。

（二）国内文献

国内相关文献的思路与国外基本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直接考察了汇率波动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如黄先军、曹家和（2010）观察我国1994―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汇率波动通过影响生产要素、贸易品等资源的价格水平，引起劳动力、技术等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并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16]；谭小芬、姜bb（2012）指出，汇率的波动通过贸易和FDI两种渠道对产业结构产生调整效应[17]；陈瑞刚（2008）指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助于改善FDI的投资结构，促进技术以及资本流向第三产业[18]；李广众和Voon（2004）考察了汇率波动对一国制造业的影响，并指出汇率波动对制造业的各行业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19]；高峰（2002）和李飞（2010）提出FDI的引入会使得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20-21]；巴曙松和王群（2009）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会使得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升，但同时会对第二产业的就业造成负面影响[22]；卢万青和袁申国（2009）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不利于非工业产业的发展，并导致了我国过度工业化的现象出现等[23]。

结合上述研究，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汇率的波动可通过两个渠道的传导实现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一是国际贸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贸易，而汇率的波动通过影响我国贸易从而影响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以及各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吸收，最终影响到我国的产业结构。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都是FDI的净流入大国，FDI的流入为我国的经济部门带来资金的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经济部门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率，吸引更多的资源，如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从而增加产出，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成果基础上，从国际贸易和FDI的两种传导途径，考察汇率波动对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情况，并从中寻求经验启示。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三次产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1999―2014年的季度数据，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FDI增速和进出口总额增速（Trade）、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产业结构优化指数5种变量，通过VAR模型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来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产业的影响情况。其中，FDI、进出口总额增速、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用R表示，并采用BIS所统计的以2010年为基期的指数数据。虽然其他机构如中国国家统计局、IMF等机构均对其有所统计，但BIS对有效汇率采取出口“双权重”的统计方法，更加精确的反映了在进出口总量差别较大的情况下有效汇率的波动情况[24]。此外，在统计有效汇率时，BIS针对我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贸易量较大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内地通过香港与第三方经济体做转口贸易的部分，分别计入内地与第三方经济体的贸易总额内，不再计入香港的贸易总额；这一调整提高了我国贸易在实际汇率篮子中的权重，更能准确的反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水平。考虑到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较大以及长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应采用BIS的统计数据。

在反映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方面，本文借鉴徐伟呈和范爱军（2012）的方法，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这一指数越低，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25]。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增速依次分别用P、S和T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用Percent来表示。由于变量Percent的季节趋势较为明显，故采用X11季节调整法进行调整后得到变量Percent_sa后再进行相关的检验。

图2为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结构优化指数的发展趋势图，可以从中观察到，虽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过短暂的大幅度下滑，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在观测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呈现交替上升态势，但在2012―2014年底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同时，产业结构优化指数呈加速下降趋势。这表明近年来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的同时，我国产业结构正不断的优化。

（二）模型建立

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和异方差现象出现，首先对各变量做ADF检验，结果表明P、FDI、Trade为平稳变量，其余变量均不平稳。对不平稳的变量做一阶差分处理后再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其均为平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确定模型滞后阶数

按照AIC、SC值越小越好的原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模型A为FDI、trade、dR、P的1阶VAR模型；模型B为FDI、trade、dR、dS的5阶VAR模型；模型C为FDI、trade、R、dT的1阶VAR模型；模型D为FDI、trade、dR、dPercent_sa的1阶VAR模型。

3.VAR模型

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建立的模型均为稳定的。表2至表5分别为模型A、B、C、D的VAR模型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4. Granger因果检验

分别对A、B，C和D四个模型中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之间并无Granger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第一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所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的Granger因，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却不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Granger因，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垂直分工中处于较低地位，长期以低附加值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所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互为Granger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深，同时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对外经济规模正逐步扩大所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结构优化指数的Granger因，这说明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会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从而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

5. 脉冲响应分析

在上述模型稳定的基础上，对有Granger因果关系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观察变量受到冲击时其他变量的反映程度，结果如图3至图6所示。

图3显示，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受到一个冲击时，从第1期至第5期会对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增速产生明显的负效应，从第7期开始，负效应逐渐减小并趋于0。

图4显示，当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受到冲击时，其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在大约第1期末会出现负效应，并在第2期达到-0.5个百分点峰值；负效应持续至第5期后逐渐趋向于0。图5显示，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受到冲击时，其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影响在第2期达到1个百分点峰值，并在第3期后逐渐趋向于0。

图6显示，当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受到一个冲击时，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系数的影响在1期时为负效应，从2期开始至5期为明显的正效应，随后逐渐趋于0。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实际汇率有效的波动会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机构转型升级背景下，需要高度重视实际汇率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缓解汇率波动对我国三次产业带来的冲击，同时发挥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一）坚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适度渐进原则

通过观察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当一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时，其货币也将逐渐升值。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已成必然趋势。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成负相关关系，如果汇率大幅上升，将对我国产业带来较大的冲击，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应坚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适度渐进的原则，并充分利用其升值带来的“正效应”，如通过FDI和国际贸易途径引进的国外高新技术等，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二）更加关注FDI和国际贸易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

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趋势下，应重视FDI和国际贸易对我国三次产业影响，尤其应加强对“热钱”通过FDI渠道流入我国的监测工作。虽然“热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产业优化升级，但其倾向于投资高利润、高回报产业的特点，可能导致我国其他产业投资相对滞后。因此，在引入外资的政策方面，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我国的产业发展状况，结合现有的产业政策，制定符合我国产业发展需求的政策。另外，应鼓励对外投资和进口，改善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同时继续在国际上稳步推进跨境人民币的使用，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影响力，缓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预期。

（三）培育企业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

一是鼓励企业加大其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在企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应努力为企业打造技术创新的环境，如制定人才引进计划等，促进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从而降低企业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二是培养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我国大部分涉外企业对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均无一定的认识，企业潜在的遭遇汇率风险的概率较大。我国央行应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宣传或培训的方式，使得企业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存在，让其知晓如何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以增强其在汇率波动中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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