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之发明系旧石器后期之重大突变

读《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金岷彬（B.Jinmin）、陈明远两位先生关于史前“陶器时代”之论证文章 [1] 后，敝人慨然同意陈、金两位提出之学术观点――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划出一个“陶器时代”。本文试做若干补充，即：以往历史文献中所谓“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论断并不成立。

考古证明之确切史实为：陶器之出现早于以往所谓“新石器时期”，中国大陆各地之一部分先民，早于中石器时期甚至旧石器晚期，即开始进入陶器时代，以此故，陶器出现与磨制石器（新石器）之间并不相干。下文引用若干现代考古发掘之成果，以证明之。

近来，敝人根据在美国东部几所大学和图书馆所能查阅之考古发掘报告，分析并比较中国大陆已发现之九处拥有最古老陶器之史前文化遗址（因敝人所能查阅之资讯有限，实际恐不只于此九处），其年代皆距今万年左右。此九处遗址，其共同特点乃为年代皆相当于石器时代之中石器时期，远早于新石器，但具有最古老之农业。

本文试阐明：陶器时代之产生，与之直接相关者为定居生活及农业生产，但与新石器（磨制石器）之间并无共生相关性。

A.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约公元前8500年至前7700年）[2][3]

B.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约公元前9700年至前8000年）[4]

C.北京怀柔转年遗址（约公元前7800年至前7200年）[5]

D.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约公元前12000年至前9000年）[6][7][8]

E.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约公元前8000年）[9]

F.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公元前8000年以前）[10]

G.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约公元前9300年）[11][12]

H.广西南宁顶蛳山文化豹子头遗址（约公元前8700年至前7000年）[13][14]

J.广西柳州鲤鱼嘴贝丘遗址（约公元前10000年至前9000年）[15][16]

以上九处皆为距今万年以上之陶器时代遗址。此外，尚有若干相当于所谓“中石器时期”之陶器遗存，如湖南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6200年至前5800年）遗址、河南贾湖文化（公元前7000至前5800年）遗址、房山镇江营文化（约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遗址、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6200年至前5600年）遗址等。

为行文方便计，首先解释以往“史前史三分法”对于“新石器时期”之定义。考古学之“史前史三分法”规定，新石器时期（Neolithic Period）乃为石器时代之最后一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旧石器则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各地新石器时代情况很不一致。由考古发掘结果得知，中国大陆出现磨制石器之史迹距今约八千年，亦即大陆新石器时期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中国主流学者持如下看法：“中国的新石器时期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因而，新石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17]

既然为“新起点”，则应赋予新名称即“陶器时代”，何必拘泥于“石器”？既然为“新起点”，则应成为“最新阶段”，何必勉强谓之“石器时代之最后一阶段”乎？

金岷彬、陈明远之论文阐述：约一万年多以前，亦即所谓新石器时期以前，发生一件意义重大之突变，即出现了原始陶器。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不断发现远古原始陶器遗迹。本文补充若干珍贵考古资讯，乃陈、金论文中所未曾提及者。即列：北京怀柔转年遗址；河北南庄头陶器遗址；兴隆洼陶器遗址；仙人洞及吊桶环陶器遗址；广西桂林南宁及柳州之陶器遗址；河南贾湖陶器遗址；湖南彭头山陶器遗址。以上皆为旧石器或中石器时期之遗址。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约公元前7800年至前7200年）[18]，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成之考古队在1992年北京地区史前考古调查中发现并试掘之一处重要陶器时代早期遗址，该遗址位于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西岸第二阶地上，阶地高出河面约十米。

怀柔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之细石器、打制石器。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些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断面观察，可看出片状贴塑之痕迹，有些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放射性碳素测定之两个数据，一为距今九千二百年，一为距今九千八百年。

位于北京左近之几个早期陶器时代遗址，以河北于家沟最早，其次系河北南庄头，再次系北京转年。除南庄头可能系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皆系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之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之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之盂形器等，表现出进化过程。

近年，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文化层下部，揭露出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之陶器时代早期遗存，被称之为“镇江营一期类型”。遗存发现若干素面陶器，如红陶双耳壶。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而成，亦属旧石器时代。

河北南庄头陶器遗址

南庄头遗址位于河北徐水南庄头村东北两公里处，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九千七百年至一万零五百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晚期[19][20]。

南庄头遗址发现陶片五十多片，烧制火候低，皆为质地疏松之夹砂灰陶及夹砂黄褐陶。

南庄头先民之文化遗留直接迭压于马兰黄土之上。黄土具结构疏松、纹理垂直等特性，既便于使用原始工具木棒、石器、角器挖掘浅种直播，又易于形成毛细现象便于将下层肥力、水分带至地表，以便供水及保持湿度，此皆有利于植物生长及原始农耕之发明，特为旱地农业之产生提供了地质条件。

南庄头先民已进入相对稳定之定居生活。洼坑西南面有片直径约一米范围之炭灰、红烧土构成之火烧痕迹，周围散布有猪髋骨、猪牙、鹿下颌骨、木炭、烧土块等物。于邻近相应层位也发现炊煮食物之陶罐残片。此应系先民燃篝火使用陶罐烧烤食物之场所。

生活于平原湖沼边缘之南庄头先民缺乏洞穴条件，虽以采集、狩猎经营为主，但已发明制陶及原始家畜饲养，原始农业可能业已发生，此必然与定居生活相联系，虽则其居址尚十分简陋。

早期农业之特点为“火耕农业”，先烧荒，既开发了土地，又积累草木灰肥料（无意识之积肥），以木、角器挖穴点播，不耕地、不锄草，所以此时尚无锄草、翻土工具。南庄头遗址不见石锄、石铲等农具，此外还存有许多鹿角，推测应有尖木棒。鹿角之角根部或分叉部多有一周切割痕，切割之目的可能为利用其做挖坑点播之工具。由此情况看，南庄头人尚处于“火耕农业”之初级阶段。

南庄头遗址早期已发现万年前陶片，说明其已迈入有陶阶段。而南庄头早期陶片已有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之分，掺和料也有差别，器形有罐、钵，器表除素面外，还有饰附加堆纹，火候也有高低之分，陶胎也有松软与较硬之别，如此迹象充分说明南庄头制陶术早已迈过萌芽期、发生期，经历了一段发展期。陶器一般因人类需要炊煮谷物类食物而产生，故亦为定居生活与原始农耕到来之象征。

江西仙人洞及吊桶环陶器遗址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大源镇附近之小荷山脚和吊桶环山顶。皆为洞穴遗址，坐落于小而湿润之大源盆地内，相距约八百米[21][22][23]。

仙人洞遗址之洞口朝向东南，前有一小河流过，先后共经历五次发掘。吊桶环遗址位于一座六十米高之石灰岩小丘顶部之洞穴内，1995年始进行发掘。两处遗址之文化堆积丰富，出土遗物包括夹砂褐色陶器，其中最特别者为年代超过万年之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此不仅为东亚地区，亦为世界范围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陶器标本之一。

此外还有各种打制石器（旧石器）、骨器、穿孔蚌器、人骨和大量动物骨骼。遗址附近尚发现有种植水稻之遗迹，即一万二千年前之野生稻植硅石，及一万年前之栽培稻植硅石，此乃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栽培稻遗存之一。

此类发掘，证实了仙人洞及吊桶环均属旧石器时代末期之遗址，并表明二者曾同时存在，属于同一聚落而功用有别之两地点。两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得有十多个数据，充分证明该地旧石器时代末期之年代，不出距今两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之范围，约为公元前12000年至前9000年。而包含陶片之文化层年代，可溯至公元前12000年前。

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所发现陶片或陶器之数量较少，器皿中普遍掺杂较大石英砂粒，使用原始模制技术及泥片贴塑方法、捏塑成型，工艺粗糙、器类简单，无刻意装饰。

广西桂林南宁及柳州之陶器早期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区南面独山之西南麓[24][25]；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位于南宁邕宁区距蒲庙镇西南三公里之顶蛳山[26]，柳州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部大龙潭公园内大龙潭东北、龙山南麓之岩厦下，北距柳江河约三公里。

2001年对桂林甑皮岩进行二次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一万二千年之素面夹砂陶器，烧制温度不超过250℃；此概为大陆目前所发现最原始之陶器。遗址第五期文化层陶片更出现刻划纹、戳印纹、水波纹、曲折纹等纹饰，器型包括陶罐、陶釜、陶钵、圈足陶盘、陶豆等（距今七千年以前）此外在桂林庙岩遗址、大岩遗址皆发现了距今超过一万年以上之陶器[27][28]。

南宁顶蛳山遗址出土之陶器具完整，且多达二十多件，其数量在广西史前考古史上为空前，文化层位明确，序列清楚无混乱，第一期出土陶器与江西万年仙人洞所发现之早期陶器特征相似，其年代也大体一致，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29][30]。

柳州鲤鱼嘴遗址第二期出土陶器均为残片，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部分为灰褐陶，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器形以敞口、束颈之圜底陶釜（罐）类器物为主，器表多饰粗绳纹或中绳纹，以印痕较浅、较凌乱之粗绳纹为主，部分器物之口沿上压印一周花边，口沿下施一周附加堆纹，附加堆纹贴附不牢，极易脱落。陶器制作方法基本为泥片贴筑法。其中饰粗绳纹或中绳纹、敞口、束颈、圜底之陶釜（罐）类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文化及南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文化之同类器物具有相似性，其年代也大致相同，约在距今九千年前后。出土大量打制石器，及大量燧石质细小石器，但无磨制石器，可见仍属中石器阶段[31][32]。

从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之蚌螺壳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11310±180年，南宁豹子头遗址出土之蚌螺壳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10720±260年，而此二遗址之出土物，以今日眼光看，确可认为属于早期陶器者。此后，又采集较多标本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平均年代值为距今一万零六百年。豹子头之四个螺壳标本，所测年代在距今9985±200至10735±200年之间。上海博物馆热释光实验室对甑皮岩之陶片进行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0370±870年及9240±620年。据上述结果，已证明此二处遗址之陶器确实早到一万年前左右。

1980年，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遗址始得发掘。该遗址下层之石器几乎全为打制旧石器，却存留八块陶片。仅从石器面貌看，要比此前发现之甑皮岩及豹子头之石器更为原始，属旧石器时代，而放射性碳素测年也反映出该遗址之下层确属较早。

但不知何故，中国大陆考古学界对于广西三处旧石器时代之陶器遗址，却未有充分关注及整理，也许敝人所见之资讯不够。

河南贾湖陶器遗址

河南贾湖文化（约公元前7000至前5800年）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二十二公里、北舞渡镇西南两公里之贾湖村东，属于淮河上游沙河水系，面积约五万五千平方米。1983年到1987年进行了六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两千三百多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四十五座，陶窑九座，灰坑三百七十座，墓葬三百四十九座，瓮棺葬三十二座。贾湖遗址出土之陶片品种丰富，有泥质陶、夹碳陶、夹砂陶、夹蚌陶和夹云母滑石陶等，几乎能见到我国古代陶器之所有种类。贾湖人随葬品以陶器、骨器为主要组合，石器很少。

湖南彭头山陶器遗址

湖南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6200年至前5800年）遗址位于湖南澧阳平原中部。乃为长江流域最早延续之陶器时代文化[33]。出土陶器较原始，器坯系用泥片粘贴而成，胎厚而不匀。大部分陶器之胎泥中夹有炭屑，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器类不多，主要为深腹罐与钵，普遍装饰粗乱之绳纹。胎泥所夹之炭屑中，明显含稻谷与稻壳之痕迹。制陶方法为原始堆烧法，考古发现大片红烧土及厚达数十厘米之草木灰，即为堆烧制陶之明显痕迹。

兴隆洼陶器遗址

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6200年至前5600年），因首次发现于内蒙敖汉旗兴隆洼村而得名。兴隆洼遗址中，出土大量陶器均系夹砂陶，多罐、钵类陶器，深筒直腹罐为其典型器物，多数陶器质地疏松、胎厚重，烧制火候较低，外表多呈灰褐色和黄褐色，内壁多呈黑灰色。陶器外表纹饰以压印为主，以装饰压印网格纹及“之”字形纹为特征。纹饰并有横人字纹、席状纹等。所有陶器均为手制。住房系半地穴式之方形或长方形建筑，排列有序。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石制工具多系打制，尚处于旧石器类型。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之年代为距今八千二百年至七千四百年[34][35]。

由上述例证，吾人足可获得如下结论：以往旧说“在新石器时期产生了陶器”不符合历史真实；许多地域，历史真实乃系陶器之发明在先（距今约一万二千年左右），然后才出现磨制新石器（最早距今约八千年，许多地域新石器距今约七千年），两者间隔上下几千年。亦即，一般说来磨制石器乃为人类进入陶器时代以后之产物。以往被颠倒之历史，必须颠倒回来，还其本来面目。缘此之故，敝人欣然同意陈明远先生提出之学术观点――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划出一个“陶器时代”。

[附记：本文定稿后，接到友人告知：除文中所述九处陶器时代遗址以外，至少尚有六处――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甘肃省庆阳县教子川十里坡遗址、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广东翁源青塘遗址（中石器时期）、封开黄岩洞遗址、广西桂林大岩遗址，亦为早就出现陶器而无磨制新石器之例证。但敝人尚未查阅到该六处考古发掘报告及有关文献。录此备考]

注释：

[1]金岷彬、陈明远：《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2][19]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92年第11期。

[3][20] 郭瑞海：《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载严文明等主编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4]李 、谢 飞、周 云：《河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的发掘》，载《考古》2001年第2期。

[5][18] 于德源：《北京转年遗址的农业考古意义》，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6][21] 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载《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4期。

[7][22]张 驰、刘诗中：《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载《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号。

[8][23] 孙其刚：《仙人洞陶罐与仙人洞遗址――兼谈对其年代的认识过程》，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 。

[9]葛治功：《溧水神仙洞一万年前陶片的发现及其意义》，载《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10]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载《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6月号。

[11][24][2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76年第3期。

[12][25][2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3][26][2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年第5期。

[14][30] 李 淀：《南宁顶蛳山贝丘遗址》，载《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5期。

[15][31] 张 龙：《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报告》，载《考古》2003年第10期。

[16][32] 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83年第9期。

[17]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文物出版1982年版。

[3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彭头山与八十》，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34]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35] 吕昕娱：《兴隆洼文化陶器初论》，载《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