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有免于被救济的权利

不久前，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随之而来的一篇关于大兴安岭杀人案的特稿报道刷屏朋友圈，报道吸引我的不仅是作者呈现出的大兴安岭生活的孤独色彩及充满戏剧张力的案情，我更是从中了解到了有关鄂温克驯鹿族人的现状。

我对鄂温克鹿族的初步了解来自于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那是她2005年的作品，因为作家对这一古老族群温暖又苍凉交织的表达，使我对这个“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有了很多诗意的想象。一个月前，我去参加了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十年纪录片回顾活动，并在现场观看了顾桃拍摄十多年的有关鄂温克民族的纪录片，纪录片真实直接，却打破了我很多关于鄂温克的幻想。

20世纪50年代以前，鄂温克人在茫茫如海的大兴安岭地区狩猎，他们靠打猎为生，饲养驯鹿，以“撮罗子”为家，过着与世隔绝的淳朴生活，被称为“森林之舟”的驯鹿是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鄂温克猎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为扶持他们，1961年开始收购驯鹿鹿茸，鹿茸的收入成为鄂温克人主要经济来源。1965年之后的两次移民搬迁，几乎撼动了鄂温克族的原始根基，尤其在2003年，当地政府禁猎和生态搬迁政策的实施，使得鄂温克族彻底走向了衰落。一部分鹿族人因为无法适应现代文明生活，选择牵着驯鹿又返回到山林里。

也许是历史境遇让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陷入“天问般的思考”，鄂温克族人艺术家的比例很大，他们是诗人、画家、作家或歌手。然而巨大生活变动之后，酗酒成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酒精是这个难以为继的猎民点的气息，是鹿族人填补精神空虚的麻醉剂。喝了酒就会有酒后失言和酒后暴力，有研究显示，以鄂温克以南的养马族鄂伦春为参照，在1980年到1986年，非正常死亡的112人中，有90人是酒后行为。

报道中一直在铺陈大兴安岭地区的生活现状，这也是杀人案发生无法忽视的背景，除了鄂温克人的绝望，包括与他们的生活交织的那些伐木工人、运输工人，也处在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困境之中。酗酒、打架以及毫无约束的放纵背后，是无所依傍的恐惧和整个群体的悲伤。

我有时会想，如果当初政策没有替他们做出选择，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是否就能如我所想，继续信奉着萨满，崇拜着大自然，遵守着大自然休养生息的规律，过着寂寞神秘的生活呢。谁都知道，有时被给予的幸福不一定是好的，哪怕对方出于善心，“人也有免于被救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