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网络求助的道德冲突

摘要：网络世界影响着现实世界，网络求助要实现网络世界与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必然存在诸多的冲突。因为，在网络求助的过程中，尽管求助者于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同一的，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互动，但这未必就是良性的互动。因此，求助者于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和保证求助与救助之间的互动必定是良性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虚实之间的良性互动，所要避免的是虚实之间的恶性互动。

关键词：网络；救助；道德；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3-0168-03

网络世界中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找到源头，也就是说，脱离现实基础的网络乱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使那些看起来完全不同于现实存在的虚拟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够找到其原型和影子。纵观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网络求助个案，都来源于现实社会，而发酵于网络社会。由此，可以确定地说，现实生活中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直接导致了网络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而对于网络求助的道德冲突，则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加以审视。

一、网络求助诚实信用原则难以体现

在大量的网络求助事件中，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救助方都面临着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随时都潜伏着，一旦有恰当的途径和通道，就会如病毒般迅速扩散，消解救助效果，导致救助失灵。究其原因，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

从文化发展脉络来看，尽管我国有着诚信为本的文化血脉和传统，但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伦关系。在现代社会，人们逐步形成了规则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等市场经济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尽管这些观念对市场经济的发育及其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我们依然缺少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从文化嬗变的视角而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仍然是以关系基础和人际关系的亲疏与厚薄来确定是否对交往对象给予信任及信任程度{但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或关系不是很近的人也并非一概冷面一副或不相往来”。同时，现代社会的复杂化，也使信任已不能仅仅通过熟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来维系。在现实生活当中，当遇有某些自己及亲朋都难以化解的困难时，我们则必须信赖并求助于那些不属于同一部落或等级的人，而网络技术手段则是扩展交流交际圈的有效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会伴随着网络的延伸和拓展而不断地被稀释。对于信任，“我们可以肯定，朋友和家属常最受信赖。那些同我们处于类似的状况的人次之，而那些处于这个圈之外的人则最不受信赖。如果我们把这一假说运用到商业中去，它会显示出，在一个诸如性别、文化和种族等差别最多的工作环境中，信任的水平时是最低的。或许最大的例外就是我们谨慎地信任那些过去曾同我们有过可靠交往的人”。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借助网络，使其活动空间和半径被无限扩大，因此，与陌生人交往交流的机会会陡增。同时，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信任在处于快速转型期的社会里逐渐被打破。然而，在网络求助的过程中，求助者与救助者之间难以产生彼此之间的信任。况且，诸多求助行为也是短时间的，求助者与救助者之间更难以形成一种十分稳定的信任关系。因此，尽管我们有诚信的社会文化背景，但网络信任的根基仍然极其脆弱。

二、网络求助特质挑战社会公德

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性世界，网络求助所体现的求助者与广大救助者之间的交往也是间接的、虚拟的和符号化的：其求助交往的范围和领域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突破了以往面对面交往的局限，实现了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的求助与救助形式。求助者与救助者在线求助或救助的选择性与自由度增大。网络求助的特质对社会公共道德构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网络求助与救助的过程，实际上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置于虚拟社会中的互动过程。在网络求助中，每个求助者的身份、行为方式、行为目标等都可能被充分隐匿或篡改，而我们需要对虚拟“真实”与客观事实是什么关系做进一步认识。同时，虚拟社会具体的运行机制与当今社会运行机制之间有什么差异也不明确。无论网络道德规则制订得再完备，其可操作性也是令人难以掌控的。在网络求助中，求助与救助之间的联系比较间接、虚化和不稳定。“社会和国家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要求个人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即正当行为规则的建立与遵守正在进入道德建设的操作领域”，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求助与救助的互动关系却显得十分脆弱。因此，纵然有需要求助的客观事实，网络求助的行为还是会受到诸多的挑战和质疑：

第二，网络求助是求助者与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消费，而这种消费理应遵循一种交往准则和行为规范。尽管网络求助的最终效果是在现实社会中显示出来的，但网络求助的发生、发酵，并成为热点事件，备受网民关注却更多的是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正是因为这种时空转换，使得网络伦理的适用范围和对象明晰起来，即只对网络消费者具有道德约束力。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和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提供了难得机遇，这就使得人们在网络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一种信息关系。因而，网络伦理的最终形成及运行机制都是围绕着怎样规整人们的这种信息关系而展开的”，但无论是求助还是救助都需要追求信息的对等，尽管这并不是其全部，但强化对求助信息对等的追问，自然会弱化恪守网络公共道德的旨义。

第三，通常，网络求助易沦为技术强者独享权利的借口，即在熟练掌握和控制信息的网络求助者和对网络技术比较陌生的求助者这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前者是网络中的技术强者，他们的网络求助更可能产生好的效果，而后者则反之。比如，网络求助信息的可以采用文字、图片，甚至视频资料等形式，不同类型的信息需要相关主体掌握不同的技术，只有熟悉这些技术的求助者才能够更好地达成他们的目的。如此一来，不同的求助者得到的救助效果就是各有差别的。另一方面，“现有网络道德中崇尚的尊重知识产权、保守秘密、通信自由等原则，也有陷入矛盾和循环论争中的危险。这些原则在给予保证通信自由的同时，又给某些人恣意传播失真的、不负责的甚至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的信息提供了方便”。求助者为了寻求最大的救助效果，就需要释放更多的信息，甚至包括自己的隐私。既然是隐私就更加需要保守秘密，但为了最佳救助效果，求助者却又往往不得已而为之。无疑，尊重并严守隐私与扩散放大隐私之间在网络求助上构成了一个道德悖论。

三、网络求助的动机与效果难以统一

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网络求助的动机是什么。如果网络求助的动机，即逻辑起点就出现了偏差，那么救助的效果又怎么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求助者所处的困境，究竟是面临客观的需要，还是表达自己的主观需求？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区分好两个概念：一是求助者需要什么，二是求助者想要得到些什么。对于需要来说，是绝对的、必然的和不可少的；而想要来则是相对的、充满偶然性的和具有松散性的。例如，“我需要一只汉堡包和我想要一只汉堡包所揭示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我需要一只汉堡包是因为我饥饿。没有汉堡包我只能忍受饥饿的煎熬（假如在一定环境里汉堡包是人们充饥的主要食品）。相反，我想要一只汉堡包，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它的质地、味道或者其他原因等等，而这样的理由无法建立起我与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需要是根本性、底限性的，而想要的扩张力，与网络刺激人的欲望一样，可以呈现出异乎寻常地提升与放大。由此可见，只有当每个人的需要是作为每个人都相关的利益而不是特殊的利益时，他们的需要才是真实的客观的需要，这种需要才能获得道德力量的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网络求助者的需要与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统一的壁障。如果网络求助者的需要和想要之间没有保持一致，出现了偏差，可以肯定，其求助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求助失灵的现象。“当然，想要和需要有可能恰巧吻合。一些想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需要的满足物，另一些则不是。因此，你可以需要你想要的东西，想要或者不想要你需要的东西。你不能始终不需要避免严重伤害所必需的东西——无论你可能想要什么。”

另一方面，在网络求助过程中，有好的动机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例如，施救者可能会以施救为条件，向求助者牟取非分利益。那么，对于这类不良的救助行为应该怎么办？网络求助具有单向的性质。助人者是资源的占有者，是决定助人活动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或决定性因素。求助的过程所暗含的基本假设是：受助者对改变自己的状态是乏力的，他们按照助人者所设计的方案去活动，才有从困难中解脱出来的希望。不可否认的是，当求助方需要帮扶的时候，一些救助行为虽然其表象是温情脉脉的，但实质上却对求助者另有企图，这无疑会给求助方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把他们推向另一个深渊。

四、网络求助滥情行为拷问求助底线

网络求助中的救助行为是基于网民对求助者所处困境油然而生的侧隐之心，同情怜悯的道德情感充溢了施救者的心胸，促使他们做出救助的行动。救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去同情他人的不幸和苦难，而同样的程度地去欣赏他们的成就和快乐却要困难得多。心灵在苦难中比在享乐中更容易相互寻求，相互接近。人们集合在一起，更多地不是因为要谋求快乐与享乐，而是因为有共同的困难要克服”。求助者的困境和苦痛，对于救助者来说，是感同身受的。任何救助行为都必须基于施救者的恻隐和同情心，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梳理众多的网络求助案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成功的求助必定基于广泛的恻隐同情之心，依赖于人性的舒张，“因为当情感，如爱和同情进入社会情境之后，它们将对自我兴趣和自我满足行为给予调整，培育助人行为。久而久之，当助人行为称为互惠性的时候，一个对社会承诺而不是一群自我个人的群体形成了”。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社会的良性互动，这无疑对社会风气的弘扬有积极推动作用。

问题是，怎样的求助事件才能够打动广大网民的心扉呢？“知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曾用情感、、情绪来概括三种最容易走红的网络话题。在各大网络论坛中，只要跟这三个词有关的帖子，往往能赢得最高的点击率。”在西南大学发生的“卖身救母”网络求助事件中，主人公采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给公众演绎了一个最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真情故事：“我多么希望有好心人能救我妈妈！我宁愿卖掉自己！可以以任何形式或甘愿毕业后无条件地为他/她打工……”姑且不提求助者是否有扩大事实、信息作假的嫌疑，仅就实际救助效果来看，网络对资源的整合是便捷而高效的，使得求助者能够更快、更广泛地获得公众的同情和援助。

遇到困境的人向陌生人的世界寻求帮助本身并不为过，但求助者为何一定要打出“以身相许”的幌子来吸引人眼球？应该如何看待其隐含的挑动社会道德底线的情感因素？“多种情感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推动人们对他人和情境作出反应。例如，愤怒可导致个体对他人作出攻击行为，而高兴可导致个体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因为它们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念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网友们素昧平生，远隔千山万水，彼此通过网络建立的信任和情感迅速却不牢靠。比如说网友仅能通过帖子了解陈某母女的不幸遭遇，又出于同情而慷慨解囊。然而，求助的煽情一旦被质疑，这种情绪就会迅速蔓延，憎恨甚至比同情来得还要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