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水利思想初探

摘要：魏晋著名人物杜预在水利方面的成就非凡，形成了丰富的水利思想，尤其是其“决陂宣泻”的水利思维，首次综合考虑了农田水利工程的蓄水与排涝问题，对于古代农学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今不揣浅陋，试就杜预的水利思想作一梳理，以利于世人对杜预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杜预；水利工程；水利思想；救灾思想；水利贡献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杜预（222-284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魏晋时期著名“春秋学”学者，也是魏晋两朝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农田水利专家。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杜预基本上是作为一位经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面目为世人所瞩目的，而他“农田水利专家”的身份一直不为研究者所充分重视。笔者感于此，试从杜预的水利工程兴修、杜预的治理水灾思想以及杜预的水利贡献等方面入手，挖掘其水利思想的精髓，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略补研究之缺。

一、杜预的水利工程兴修

公元280年，晋灭吴，统一了全国，杜预一方面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1]（卷34《杜预传》），另一方面积极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其在任荆州刺史期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率领民众整修了召信臣所修的钳卢陂、六门堰等水利工程。

据《水经注・湍水》载，汉元帝时南阳太守邵信臣兴办水利，在穰县（今河南邓县）西筑石坝于湍水，开三石门引水灌田。“起水门提阔凡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 [2]（卷89《召信臣传》）并制订了“均水约束”，即灌溉用水制度。其中以六门堰、钳庐陂最为著名。六门堰位于今邓县之西的湍水上，始建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元始五年（公元5年）再次扩建，共有六座灌溉闸门，因此而得名，灌溉穰县、新野三县地五千余顷。后来到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对本区水利又有重要贡献，与召信臣并称为“召父杜母”。后来这些工程都被淹没。为了恢复这些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杜预兴工扩修，“曷六门之水，下结二十九陂，诸陂流散，咸入朝水（今河南刁河）”，因水源不足，又“激用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 [1]（卷34《杜预传》）；杜预还把所灌溉的耕地分给百姓，并加强管理，“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 [1]（卷34《杜预传》），另外还刊石立碑，约束用水。

另外，在荆州中部，杜预还设法沟通了长江南北的漕运，开凿了两条重要的水道。一是开杨口。江陵是荆州的首府，原来，由汉水到江陵一千数百里，北无水运可通，而必须走汉水进入长江，再逆江西行至洞庭湖，南折才能进入湘水等河流。而汉水下游及长江相当险要，于是杜预从江陵城东起凿运河，引江水西流达竟陵县凿杨口入汉水。这条运河直接沟通江汉，由江陵直接进入长江，避开了险要航道和逆水行船，同时也大大缩短了自江陵至汉水流域的水道，大大改善了航行条件。二是疏通古夏水。古夏水是长江的分流，它自江陵城东南三十五里的豫章口（亦称夏口，在今沙市东南）分江水东南流，至监利县南折向西北，至今污阳县东的储口入汉水。《晋书・杜预传》载：“预乃开杨口①，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遭。”按《太平御览・人事部》引《王隐晋书》的记载作“开杨口，起夏口②，水道洪洞（相通）达巴陵，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 [1]（卷34《杜预传》），其中巴陵即今之岳阳，零桂则指今湖南广西。就是在汉水的扬口与长江岸的江陵间修一运河。由于古夏水本来流量不足，致使冬枯夏流。杜预除凿杨口外，又疏凿夏水出江的夏口以增多其流量。夏水的疏凿，不但是沟通了“湘沅之会”的一系列河、湖，还沟通了荆州南部零陵、桂阳诸郡的漕运，对荆州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3]

二、杜预的治理水灾思想

自春秋战国以来，统治者便重视在东南地区兴建水利工程，到魏晋时期，达到鼎盛。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在淮泗流域诸水系上建有陂塘工程二三十个，可见，当时两淮地区农田水利建设之盛。三国时，魏国在此地大兴屯田，兴建陂塘工程。这些为一时的屯田而兴建的水利工程，一般情况下，质量低劣，容易溃决。到西晋时，统治者仍旧在淮泗地区“广田积谷，为兼并之计”[1]（卷26《食货志》），结果使淮河流域陂塘建设达到了泛滥的地步。[4]同时，在陂塘化过程中，由于兴建风气过热而造成陂塘过多，蓄水过量，一旦暴雨成灾，或洪水激动溃，反成水灾。

晋武帝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史载：咸宁三年（公元277 年），“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1]（卷3《武帝纪》）咸宁四年（公元 278 年）秋，“大霖雨，蝗虫起。”[1]（卷34《杜预传》）兖、豫诸州郡连遭暴雨，农业歉收，民无居所。于是，晋武帝下诏求计。就在这时，杜预上了《陈农要疏》，对当时水灾频发的原因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杜预上疏曰：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高地皆多硗，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1]（卷26《食货志》）

“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亩收数钟。至春大种五谷，五谷必丰，此又明年益也。”[1]（卷26《食货志》）

经过对当时灾情的仔细调查，杜预认为陂的众多和年久失修是造成洪涝灾害、农业歉收的根本原因。当时，经刘馥、邓艾等长达五、六十年的陂塘兴建，淮河流域陂塘之多已超过限度，蓄水过多，以致“霖雨过差”，便成水灾，十分危险。杜预认为如此的结果就是：“下田所在停，高地皆多硗瘠，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所以他主张决水泻溃陂塘中的一部分，“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他的理由有三：“第一，目前饥困贫民无食，反对决陂者则认为正好利用鱼虾螺蛤为食，殊不知洪波泛滥，贫弱者反不能得；但若将陂塘决之，水流尽之后就可尽得水产之饶了，而不必出境逃荒，转成流民。第二，水去之后，淤泥极厚的塘田湖田最为肥沃，用为耕地，收获量最高，又是长久得益之计。第三，过去户口较少，所需耕地也少，所以习惯于火耕水耨的耕作方法；现在户口增多，耕地不足，况且水灾决坏陂，又淹没大量耕地，良田变成荒滩，“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1]（卷26《食货志》）。这是杜预建议决坏陂塘的最重要理由。”[5]（P742页）

杜预还指出了水涝原因和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施：

“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1]（卷26《食货志》）

他认为渍涝原因是：“一是降雨太多，二是蓄水太多，三是陂堰质量不好，四是人口的增多。”[6]（P258-259页）

基于上述原因，杜预又指出：

“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于今者水涝湓溢，大为灾害。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亲劝功，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豫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写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1]（卷26《食货志》）

从以上引文中可得出杜预的具体意见是：汉代的旧陂旧堰和山谷私家小陂，做得较坚固，应当保留蓄水。质量较差的曹魏以后创立的陂堰及雨水决溢自然形成的苇塘和“马肠陂”（可能指弯曲无头无尾的水道，如月形湖之类）等一律废弃排干。保留的陂堰修缮管理要采取汉代办法，预先列出项目，冬天戍兵换防时，多留一个月协助施工。总之“川渎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民众多，犹以无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显然，可坐论而得。”因此，他主张决坏一些多余的陂塘，改造成为耕地。为了提高和保证水利工程整治的效益，杜预还对有关官吏的职责和劳动者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规定。

此外，作为一名地方官，杜预也十分重视水灾之后的农业生产的救治与经营管理：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复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1]（卷26《食货志》）

这里，杜预指出应该卖掉那些因费用超支而不能利用的典牧的所有种牛，以增加谷物。但是，晋武帝没有听取，“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针对这一诏令，杜预想到了替代之法：

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主，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费，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又数年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将来公私之饶乃不可计。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典牧都尉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勤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1]（卷26《食货志》）

这里，杜预论述了水灾之后的安民对策，那就是把那些没用上的典虞、右典牧等的种牛配给兖、豫二州的将吏士庶，让他们耕种利用，代之以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如此，国家每年便可得到谷物七百万斛。这样一来，农民不仅有牛可耕，农业生产也得以正常进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三、杜预的水利贡献

杜预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水利专家，其兴修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以及制定的一系列相关管理政策对于当时的水利和农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特殊的贡献。

例如，在荆州北部，杜预修复邵信臣遗迹，“激用诸水以浸原田”，从而使这一地区的老百姓农田灌溉有所保障，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杜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南士美而谣日：“后世无叛由杜翁，孰（通熟）识智名与勇功。”[1]（卷34《杜预传》）。在荆州中部，杜预修建了两条重要水道――杨口和古夏水，大大提高了长江航运的利用率。

荆州地区经过孙吴多年的经营，自晋以后，大多地区已摆脱了“火耕水褥”③ 的原始耕作方法，进入牛耕的深耕细作阶段。杜预在此兴修农田水利，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同时，他开凿长江南北水道，大大改善了水路交通，对荆州地区的农业以至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有的学者认为荆州在经过刘弘、陶侃相继的经营之后，之所以很快就超越江、扬而成为南朝举足轻重的雄镇，其奠基者应该说是杜预。[3]

杜预对于水利和农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贡献还表现在其“决陂宣泄”的水利思想和“以民为本”的农业生产救治思想上，面对晋武帝咸宁年间的水灾，杜预对它的分析和提出的应对策略极为准确，他认识到水利工程的兴建并非越多越好，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一个地区的农田水利工程有自己的极限度，兴建水利工程时不能只考虑当地的局部利益，只顾灌溉而不顾排洪，否则往往会适得其反。杜预的这种认识，是具有开创性的，这意味着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建水利工程时，人们已着手从利弊两个角度进行统筹规划。杜预提出以决陂来解决水灾和农业生产的思想，是我国农业史上第一次综合考虑农田水利工程的蓄水和排涝问题。这一思想是他对农田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这两者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意识到自然灾害并非仅仅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行为对自然的破坏所造成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杜预在农业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

综括全文，可以看出，杜预是一位相当务实的水利专家。在水利兴修方面，认识到一个地区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并非多多益善，而是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否则的话，可能会给当地带来灾害；在地方任职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造福于民，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可以说，杜预对西晋水利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在整个中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上占据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郑达析.西晋的兴造之臣――杜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7，（4）.

[4]李秋芳.试论杜预的农业贡献[J]，农业考古，2006，（1）.

[5]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注解

①“ 杨口” 应为“ 扬口”，在今湖北潜江县北汉水上。

②“起夏口”，《晋书》改为“起夏水”，应误。

③有关“火耕水耨”这一耕作方式，学界多有关注，比较重要的研究有：杨振红：《论两汉的“火耕水耨”》，《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1期；刘馨修：《两汉六朝“ 火耕水耨”的再认识》，《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李根蟠：《对“火耕水耨”的再认识》，《平准学刊》1986年第2期；陈国灿：《“火耕水耨”新探兼谈六朝以前江南地区的水稻耕作技术》，《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等，故，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