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倾销实践中正常价值的认定看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摘要：对正常价值的认定和运用是判断出口国商品是否存在倾销以及裁定倾销幅度大小的重要环节。而WTO《反倾销协定》有关正常价值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原则性和指导性，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美国和欧盟在正常价值认定和运用过程中在第三国的选择、结构价格的规定、基本价格制度的使用、替代国的选取以及加权―――交易计算法的设定等方面的具体做法进行剖析，指出了美欧形式上维护贸易公允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同时对其做法上的灵活性和相关条款与协定原则上的非冲突性的把握却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反倾销正常价值贸易保护主义

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1款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而作为其前身的GATT第6条第1款则规定：“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引入另一国的商业，如因此对一违约方领土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产业的新建”，则构成倾销。可见无论新旧两个条款如何具体表述，在倾销的认定中，“正常价值”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正常价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被诉产品的倾销是否成立以及倾销幅度的大小并继而决定被控产品将要面临的反倾销税的多少，因此，研究正常价值的认定原则及其具体作法，对我们理解和判定一国的反倾销实践是否公允合理提供了重要的尺度。

一、欧美反倾销实践中通过正常价值认定实施贸易保护的透析

由于反倾销协定中有关正常价值条款的原则性和由此而导致的执行上的相对自由性，美国和欧盟在法律上和实践上尽其所能的利用条款的不足，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名而大行贸易保护之实，从而使反倾销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这里仅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第三国选择上的趋利性

当因出口国国内市场无同类产品销售或销售额极少而无法比较时，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2款规定可采用出口到任何一个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该价格须有代表性，而欧盟第2423/88号条例第2条第3款则对此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规定，认为该第三国可比价格可以是此类出口价格的最高价格，但应具有代表性。可以设想如果某出口国的产品在欧盟之外还在其他国家市场销售，若其中的两个进口国甲国的价格为100，乙国为115，且在该二国的销量均超过销往欧盟数量的5%。甚至甲国的该比重更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欧盟规定，将选择乙国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因为两种价格都具有代表性，而乙国价格更高，这很显然极大地增加了出口国产品被判定为倾销的机率，而WTO反倾销协议对该问题的原则精神却更应该被理解为最具代表性的价格而非一般的“具有代表性”。

(二)结构价格规定的绝对性

当国内销售价格和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都不能被用来确定正常价值时，根据反倾销协定，将使用结构价格来确定。美国在采用结构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时，规定价格由以下几部分构成：① 产品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料、劳动力及固定生产成本等；②销售和管理费用(SGA)和利润，该部分以受调查者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实际发生的销售和管理费用和利润来计算；③所有集装箱和不管何种性质的包盖物以及所有其他为将有关产品置于出运美国时包装条件下的费用等。其中对于销售和管理费用以及利润水平的核定，美国商务部长期采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如果出口国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行政管理费用和利润，分别高于10%和8%(其中前一个数字以总成本为基数，后一个数字以管理费和成本之和为基数)，则商务部直接采用企业的数据；而如果该两项数据小于10%和8%，则商务部直接裁定以10%和8%为标准确定，如果说前一种情况还算合理的话，那么商务部对后一种情况的武断处理就直接体现了其无视各国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差异、人为抬高出口国商品正常价值从而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意图。事实上，许多出口国应诉企业的管理费和利润的比率根本达不到这两个数值，也不知道这两个比例的确定依据是什么，但在应诉过程当中就被美国商务部单方面强行的以该二比例所裁定，从而被动的接受就此抬高的正常价值。

(三)欧美国家利用基本价格制度保护本国产业

基本价格制度是欧美一些国家在被控倾销产品来源于一个以上出口商时而于该诸多出口商所在国中选取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国家的正常价值，作为价格比较对象的作法。在这一制度下，若某一出口商出口价格低于该认定正常价格，则被视为倾销。

欧盟和美国出于对其钢铁产业的保护，长期坚持推行这一制度，尽管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基本价格是依据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来计算出来，从而给人一种公平合理的感觉，但该制度下将出口国的产品强行与同类被控产品的其他出口国价格进行比较，忽略了不同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以及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发展的动态性。

(四)替代国制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取向

欧美国家在反倾销实践中对来自所谓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或非市场经济国家被控倾销商品的正常价值确定，往往采用替代国价格制度。即对这些国家的被诉产品选择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产品的成本或销售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欧美国家虽然在替代国的选择中都原则性的要求遵循市场的竞争性、产品质量的相似性，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性等要求，但却对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不做考虑，而这又偏偏是导致不同国家同类商品生产成本和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

根据美国现行做法，商务部在确定源自某一非市场经济国家被控倾销商品的正常价值时，是以该国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素的数量分别乘以替代国相应要素的市场价格并加上10%管理费和上述诸项总和8%的利润后得到的，可以想像，在资源禀赋差异被排除在考虑视野之外的情况下，非市场经济国家客观上具有的生产成本优势将被替代国选择上的不公允性完全抹杀，因为被选取的市场经济替代国基于要素禀赋的差别，其生产成本往往要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这样，倾销的认定概率将明显增加。

非但如此，根据欧美国家现行做法，在替代国价格、结构价格和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产品价格都不能适用时，反倾销发起国将可以使用本国该同类产品价格作为进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这无疑更加增加了被控产品的倾销认定可能。

笔者认为，替代国制度作为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备择方案即使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在决定替代国时，也不能仅仅将考虑停留在诸如产品质量类似性、经济发展程度的可比性等表面因素上，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备择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纳入分析视野，这样才能在根本上体现公平，而欧美国家在反倾销实践中却往往对此不加考虑，实质性的通过不公平的规则保护了其本国产业的利益。另外，替代国制度下欧美国家违背公平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当被控倾销的国内厂商申请到个案待遇，同时又有部分国内厂商获得市场经济待遇时，那些没有得到市场经济待遇的厂商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完全可以根据这些已获市场经济待遇的国内厂商确定，因为两者在除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外，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一致性，但欧美国家却依然不去参照出口国国内企业来确定正常价值而去选择第三国，其经常的结果是高估了正常价值。

(五)欧美国家通过所谓归零法（也称加权―――交易法）计算正常价值，人为增加倾销可能和提高倾销幅度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和营销过程中，企业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如销售时间、消费区域、消费偏好等)做出不同的价格安排，以尽可能的根据市场环境的差别和动态变化，追求最大的利润，这本无可厚非，但欧美国家却往往对此大做文章并最大程度地设计计算方法来人为增加被控产品的倾销概率和倾销幅度。归零法的设计和运用最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六）欧美国家人为拓展反倾销认定内涵，引入低于成本销售概念并在实践中据其所需肆意压缩成本回收合理期限，无视国民待遇原则实施贸易保护

美国1974年贸易保护法规定若某出口国出口至美国的某商品的同类品或类似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或第三国市场的销售价格低于该产品的所谓“充分分摊成本”，同时该销售在长期内大量进行且该价格不能够在合理期限内基于正常贸易过程而收回成本，则美方在认定正常价值时将对该销售价格不作考虑，包括欧共体在内的西方其它国家和地区后来也都接受并认可了这一做法。不难发现，在低于成本销售前提下内销价格在正常价值认定中能否被用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是否在长期内大量进行和是否在合理期限内收回全部成本，对于第一个因素的判断，美国商务部长期采取“10-90-10”法，既低于成本销售量若小于总销量10%时，这部分销售将和其它销售一起被作为正常价值计算基础，根据平均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而若低于成本销售部分大于全部销量90%，那么所有国内或第三国销售均不予考虑，若低于成本销售部分大于10%而小于90%，则采取排除低于成本部分而选用高于成本销售部分的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欧盟也采用类似的“20/90”规则来确定，如果说对于第一个因素的这两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尚且合理的话，那么对于第二个因素的判断就凸显了美欧的保护主义做法，众所周知，在商业实践中，有些产品的价格是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来定价的，就是说在产品生命周期之内的不同阶段，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是不同的，经常是早期阶段边际成本较高，而作为生命周期主要构成部分的稳定和成熟期其成本一般要低，甚至低很多，因此作为厂商的价格策略，产品的售价完全有可能在早期低于成本，但是若是将该价格和因边际成本的降低而导致的较低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平均成本相比，依然是比较高的，是能够收回全部成本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些成长性商品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若为了倾销认定的原因而要将商品的销售价格与生产成本进行比较的话，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将这种售价与整个生命周期内（即所谓合理的期限）的平均成本进行比较，而不只是将比较对象偏狭地锁定在某个较高的成本段，而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通常做法是将合理期限压缩到一个财政年度，甚至调查期本身，这样往往导致不利于出口商的裁定，而且就这一问题有时对国内外厂商采取不同的口径，这种双重标准在推行贸易保护的同时也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欧盟则规定在满足低于成本的销售持续时间不低于6个月的条件下，即使产品生命周期比1年长，欧盟委员会也不会根据产品的自然周期对是否低于成本进行销售做出判断，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侧重针对销售本身而割裂生产和销售内在联系的思想，而支撑这一思想的内在动机却无法让人不把它和保护主义相联系。

二、欧美正常价值认定和运用的做法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首先，作为当今世界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我国各涉案企业、行业和相关职能部门不仅要充分认识到案前防范和案中积极应诉的必要性，同时也要认识和理解应诉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对规则的透彻理解和灵活掌握。没有哪部法律法规的细腻和可操作程度能够量体裁衣似的具体到个案，我们不能苛求反倾销协议和相关法规能够自动澄清事实为我们说话，而应该在不违背协议精神的前提下根据事实对现有规则进行有效运用。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办法同时产生，既然西方国家能够利用规则在两可之间甚或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做出对我们不利的反倾销判罚，我们当然也应该能够利用协议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这样说，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作为国际贸易纠纷中的不同利益体，谁能够最有效地掌握和有效运用规则，谁就将赢得市场，赢得主动，因此对尚须完善和规范的WTO反倾销协议和各国反倾销立法的熟练掌握和有效运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应诉过程中。对于不公正的判决，我国企业在熟悉作为美欧诸国反倾销实体法载体的各条款完整内容的同时，还必须熟悉其相关的司法程序，比如在美国对于不服的初裁，可以依次上诉至国际贸易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乃至美国最高法院，上述机构均有权对前级裁决进行审查以至更正，类似的欧盟的初裁也可上诉至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如果对于美欧的终裁仍有不满，我们还可通过WTO争端协调机制来解决。总之，应该利用并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对西方国家贸易歧视保护主义做法的一种回击和威慑。

其次，作为可能的越来越多进口产品的倾销受害国，我国也应该从西方国家在包括与正常价值认定和运用有关的反倾销实践活动中吸取可资借鉴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反倾销立法和实践。近年来，我国诸多产业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外产品的倾销危害，有些倾销行为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反倾销协议为指导，参照国外做法，在正常价值的认定、倾销行为的甄别认定、倾销幅度的计算等环节上能最大限度地利用WTO反倾销协议规则，在维护贸易公平的基础上维护我国产业的利益。

此外，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国际贸易摩擦往往不是单纯的经贸领域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因此该类问题的有效解决有时也需要做出政治上的努力。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15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七，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三位，并且还在继续稳步前进，可以说，我国已经并将继续稳步的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资本产品、中间产品和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根据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规范和完善这一不争的事实为依托，以持续稳健增长的经济贸易实力和巨大诱人的市场空间以及中欧中美业已存在并不断强化的互补关系为武器，与美国和欧盟国家展开带有一定政治助推力的双边谈判，理示并引导西方国家在包括诸如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带有歧视和保护色彩的法规和作法方面进行重新考虑乃至修改，逐步改变针对我国的一些不公正做法，为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开展公平的国际贸易营造一个公允、顺畅的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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