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难饮放心水

我们普遍关心的水质，都是特指水的好坏。其实，在人类生存的早期，水质主要取决于容器。

在没有玻璃杯、瓷杯、青铜杯、陶罐之前的石器时代，即使人们身处毫无污染的天然泉水旁边，如果想喝一口热水，也不见得比现在营养卫生。那时候没得选择，只有纯天然的盛水工具，比如葫芦之类的植物容器或者蛋壳类的动物容器，但这些根本耐不住高温，不可能放在火上面烧。先民们渴急了想出办法，把小石子烧得滚烫放入水中，终于喝到热水。

好不容易熬到人类的智慧和能力足以把容器搞得十足多样化，又轮到水不安全。

白居易在长安做官的时候，早先住在常乐坊，几经周折，将近20年后搬到新昌坊。诗人姚合在《新昌里》中云：“旧客常乐坊，井泉浊而咸。新屋新昌里，井泉清而甘。”老白为什么搬家呢？显然是追求居住品质，饮水质量是重要指标。可以看出，20年的奋斗，让白居易从咸水坑里跳出来，喝到了甘洌的清泉。

如果住在大杂院，共饮一井水，水质一般不敢保证。还是姚合，在《街西居三首》中感叹：“浅浅一井泉，数家共汲之。独我恶水浊，凿井庭之陲。自凿还自饮，亦为众所非。”即使对共用的井水质量不满意，自己出钱凿井，也会引来邻居的非议。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舒服，能享用免费特供水的皇室成员就潇洒得多，不用看他人脸色。《太平广记》记载，开元年间，长安宫廷用几十头骆驼来运输善和坊旧御井水入宫，供皇家饮用。

古时没有化验的能力，饮水行家们全凭口鼻鉴定。宋代《杨公笔录》对水进行了分类，称酿酒的极品水是黄河水，黄河水中的顶级水是河源水，一般人肉眼凡胎，辨识不出来。有个人叫魏贾将，家中有个老仆人善于鉴别水质，只需驾小船一条出没风波里，便能从黄河中“抓接河源水”。但是河源水稀罕得很，冒死穿梭黄河，苦干一整天也只能取水七八升。这么金贵的水，当然舍不得饮用做饭，而是用于酿造天价酒――昆仑觞。

大诗人苏轼喜欢喝雨水，认为有益身体。他说，“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如果坚持不懈地喝下去“可以长生”。

苏先生敢这么做，说明那时的雨水还算干净，至少比地表水靠谱。南宋的时候，就有太监借着西湖水洗马挣钱，根本不顾湖水污染。日后更是日甚一日，清代乾隆年间，苏州染坊污水向河里直排，搞得河水“青红黑紫”，百姓大受其害，很多茶馆破产倒闭。道光年间的杭州，河水里“尸浮支港虫”，百姓不敢饮用，仰仗从远处挑水来喝，以至于价格高涨，“担水直百钱”。还有南京的百姓为了避开日渐污染的河水，纷纷在城内凿井，把希望寄托在深藏地下的水。

这个时候，想在河边湖畔捡颗石子，烧一壶让人敞开心扉放胆下咽的水，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摘自“孙雅彬新浪博客” 图/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