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摘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关键词：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韩愈；韩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77?06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到①，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下评语369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54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165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

一

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原道》等），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2]（261）刘大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1]（215）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1]（216）评《与孟尚书书》：“此为韩公第一等文字，当与《原道》并读。”[1]（205）尽管曾氏并没有批评《原道》一文，但在家训、书札中屡次提及。况且《原道》是韩愈的代表篇目，历来评韩文者几乎无不涉笔，程颐、范温、王阳明、归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蔡世远、过珙、刘

大、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诗文中亦屡次提及韩愈。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3]（187）并且把韩愈称为“千古大儒”。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作《祭礼部韩公祠文》，其中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 放？”[4]（80）《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 拟。”[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曾国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经世之心转浓，进取之气日长。②曾国藩虽出身于寒门冷籍，但亦是耕读之家，从小奋发攻读，进入翰林院之后，逐渐走上治学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6]（14）。在不断的读书问学中，曾国藩选择了诸葛亮、韩愈、王安石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最终更为钦慕韩愈。 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8]“博士之学”即“专明一义”，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9]（19）。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

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远、刘大、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1]（208）《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3]（1031）沈德潜评曰：“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13]（1031）刘大评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亿斤，则失利无算也……‘凡是和雇，无不皆然’，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国藩的人才观。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凡有艰难之处，使先冒其锋也。‘悉令却牒，归本道’，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

以上所选取的评语反映了曾氏在儒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修养，下面从文学的角度看其批评。

评《伯夷颂》：“举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1]（201）这是文旨的申说。评《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和雅渊懿，东京遗调。”[1]（206）评《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犹，风神绝远。”[1]（207）这是风格点评。评《送齐下第序》：“入题连用三‘乎’字，俗调。”[1]（206）评《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削四邻之交贿，省嬉之大燕’，偶伤句气。”[1]（212）这是句法点评。评《释言》：“仍不减其之气。”[1]（201）评《与孟东野书》：“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1]（202）讲的是文气。评《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古者兄弟之子亦称子，故曰吾儿。称侄，俗 也。”[1]（211）这是字词的阐释与点评。

从以上摘取的评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韩文批评中体现出的丰富性，即其“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他在评《答侯继书》时的一段话恰好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士大夫之学”特色的一个注脚，他说：“‘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所陈数事，皆专家之学，卤莽者多弃置不讲。观韩公此书，然后知儒者须通晓各门，乃可语道。孔氏所谓博学于文，亦此义也。”[1]（203）

三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体现出他对桐城派既有承袭，又有超越。

曾国藩的古文无疑渊源于桐城。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4]（292）《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15]（13442）曾国藩对桐城诸贤非常尊崇，在《欧阳生文集序》的结尾处说：“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也久矣。”[4]（287）但他又不囿于桐城主张，如他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认为“此四者阙一不可”，显示了他的济世情怀。文风也不斤斤于“雅洁”，而是更加宏肆开旷，坚劲雄直。

首先，曾国藩批评群书本身，便是对桐城学术的一种良好继承。虽然说诗文批评在清代已成为一种广泛的风气，但桐城学人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从早期的“桐城三祖”一直到晚期的姚永朴、姚永概、吴生等皆有评点著作。特别是对韩文的批评，桐城学人更为尽力。所以曾国藩的韩文批评具有浓厚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他又并不囿于桐城规矩，在批评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这是曾国藩批评韩文的又一特色。

《讳辨》一篇，曾国藩评曰：“此种文字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1]（201）评《送孟东野序》：“征引太繁，颇伤冗蔓。”[1]（206）评《太学生何蕃传》：“善用缩笔。”[1]（202）评《祭柳子厚文》：“峻洁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复可攀跻矣。”[1]（210）评《上宰相书》有“欠裁炼”的批语，以上几则批评显示了曾国藩论文对“雅洁”文风的欣赏，特别是评《祭柳子厚文》的批评，居然说“乃不复可攀跻”，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际上韩文最能打动人之处是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并非以“峻洁”名世。曾国藩更为赞赏的也是这种阳刚的文风，他曾说过“为文全在气盛”的话，也曾批评过姚鼐的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16]曾国藩自己的古文创作也是如此，有雄奇瑰玮、倚天拔地之概。而曾国藩批评韩文中出现赞赏整练、含蓄、峻洁等阴柔一类文风的批语，不能不说是受了桐城文论的影响。尽管曾国藩未用“雅洁”一词，但上述的批评术语却和“雅洁”在内涵上有着相似之处。另外，桐城派论文喜用笔法、笔力、起、收、转、提、势等概念来评点古文，曾氏的批评中也常常见到这一类的用词。如评《送许郢州序》：“转换处痕迹未化……收句俗 笔。”[1]（206）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此种起法，创自韩公……汉文无起笔峭立者。”[1]（209）评《乌氏庙碑》：“最善取势。”[1]（212）评《南海神庙碑》：“笔力足以追相如作赋之才。”[1]（215）还有一些如“起最得势”“笔愈提，则气愈振”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曾国藩在批评中还能够吸取桐城前辈的观点，进一步申说、解释、发挥。如《读〈仪礼〉》，方苞曰：“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而格调微别。”[17]（139）曾国藩在评《读〈荀〉》时说：“此与《读〈冠子〉》、《读〈仪礼〉》、《读〈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气类史公各年表序。”[1]（200）再如《祭郴州李使君文》，方苞批曰：“此赋体也，其源出于陆机《吊魏武帝文》。”[2]（308）曾国藩进一步申说：“亦不出六朝轨范，不使一丽字，不着一闲冗句，遂尔风骨遒上。”[1]（209）甚至有的批评直接来自于桐城先贤，如评《画记》：“桐城方先生以为此学周人之文。”[1]（201）评《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又引用了姚鼐的一段评语，表现出了曾国藩对桐城前贤学术上的尊重与肯定。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曾国藩的文学趣味有接近桐城派的一面，但曾国藩毕竟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甘随人后者。他的批评也有很多异于桐城之论。如桐城派一向不大喜欢柳宗元，崇韩抑柳，方苞在“义法”说的宗旨下，认为柳宗元“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18]（112）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入选的篇数为36篇，而韩愈达到了132篇。在他们的批评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韩愈的拔高和对柳宗元的贬低。如方苞评柳宗元《封建论》：“深切事情，虽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气甚雄毅，而按之实有虚怯处。”[17]（37）方苞此条评点，首先肯定了此文的优点，但最后仍添一句“有虚怯处”，但“虚怯处”在哪，并未指出，显得无的放矢。评《〈论语〉辨二首》云：“飘然若秋云之远，可望而不可即……子厚谪官之后，始知慕效退之之文，……此二篇几可与退之并驱等先……”[17]（147）评《驳复议》：“《谤誉》、《段太尉逸事状》、《乞巧文》皆思与退之比长而相去甚远，惟此文可肩随。”[17]（234）这两条评语，同样是肯定了柳文的优点，但最后总要和韩文比一比，显示出韩文的更高一筹，不可超越。曾国藩对柳宗元的态度明显脱却了桐城派的偏隘，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柳宗元亦列为三十二圣贤之一。同样，在他的批评中也能看出曾氏对柳宗元并无偏见。如，评韩愈《燕喜亭记》：“柳公山水记以峭削见奇，固非韩公所能比 并。”[1]（201）评《复状》：“柳子厚此议最为精当。”[1]（221）对待韩文，曾国藩比桐城前人也更加公允一些，如《潮州刺史谢上表》，方苞虽有批评，但非常委婉含蓄，他说：“退之之气不能不挫于岭表，而东汉一曲之士皆能视死如归，可觇二代风教所积之异。”[17]（332）而刘大只从文章的风格入手，称赞韩文“雄迈无匹，是昌黎能事”[17]（332），后来的张裕钊也只是从文气上评说。曾国藩的批评则既指出了韩愈此文所表现出来的节概，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韩愈的软弱，他说：“‘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节，求哀君父，不乞援奥灶，有节概人固应如此……‘东巡泰山’，此则阿世取悦。韩公于此等处，多信道不笃。”[1]（221）所以说，从对待韩愈和柳宗元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学术胸襟要比桐城先辈们宽广一些，免去了刘熙载“最为陋习”的讥讽。另外，曾氏的批评涉及面广，如曾氏在批评中对字词的训诂，对经济、军事等文的关注，这都是异于桐城前辈之处。

四

韩愈古文历来是人们学习、研究的热点，自宋至清，毫未衰歇。曾国藩的批评对韩文研究也贡献颇多。如他曾指出韩愈文中的许多独创之处，批《施先生墓铭》：“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1]（210）关于韩愈墓志的写法，元代的潘昂霄在《金石例》中已经有所阐明，黄宗羲的《金石要例》也有涉及，曾国藩对韩愈墓志写法的独创性及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曾国藩批曰：“此种起法，创自韩公，然不善为之，譬若唐人为官韵赋。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于文家，则于立言之体大乖。汉文无起笔峭立 者。”[1]（209）《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的第一句为“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个起首句得到了后来评家的高度赞赏，曾国藩在赞赏之余，提出了其法“创自韩公”，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历代文章的熟悉和对韩文的敏感。曾国藩的批评，有的能够沿波讨源，指出韩文之从来，如批《进学解》：“仿东方《客难》，扬雄《解嘲》，气味之渊懿不及，而论道论文二段，精实处过之。”[1]（200）批《应科目时与人书》：“其意态诙诡瑰玮，盖本诸《滑稽传》。”[1]（205）批《送郑尚书序》：“气体似《汉书・匈奴传》。”[1]（209）有的能够指出韩文对后世的影响，如指出欧阳修文多似《送杨少尹序》，指出《为韦相公让官表》对宋代“清真之风”的影响等等。曾国藩不仅能指出韩文的诸多优点，亦能摘出韩文不足，这也是曾氏批评中难能可贵的地方。如批《上宰相书》：“连用三‘抑又闻’，义层出不穷。然究是少年，才思横溢，欠裁炼处，故文气不遒也。若删去‘《洪范》曰’至‘廉于自进也’，则格老而气遒矣。”[1]（203）批《送许郢州序》：“‘情已至而事不从，小人之所不为也’，转换处痕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须为二语纽合也。‘故其赠也，不以颂而以规’，收句俗笔。”[1]（206）在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中，像这样的批评还有几处，不一一罗列。对于曾氏的批评，姑且先不判断其恰当与否，单纯从敢于批评韩文来说，已经十分不易。我们知道，自宋代以来，韩愈的诗歌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毁誉参半。但韩文一直少有指责者，即使是对韩愈相当不满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韩愈的文章做得好。后来的桐城派更是将韩文奉为圭臬，少有批评。这里以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所引诸家评为例，说明桐城派对韩文的回护，从而愈加显得曾氏批评的宝贵。马氏著作所引前代评论，虽自称“博采诸家之说”，但实际上是以清代评论为主，清代之中又以桐城学人为主，据徐雁平先生统计，“曾国藩三百二十六条，沈钦韩二百六十九条，方苞一百二十一条，张裕钊一百一十八条”[19]，其余皆不足一百条。从使用数量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其昶对曾国藩评论的重视，将《曾国藩读书录》中的批语和《韩昌黎文集校注》对读，可以发现，曾国藩称赞、分析韩文的批语几乎全部被引用。但是对曾氏批评韩文的文字，马其昶则毫不客气地予以删除，如上文提到的《上宰相书》、《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等，曾批全部未用。《黄陵庙碑》仅保留了“此等题以高简为要，百数十言足矣”一句话，将后面的批语删除。这说明了曾国藩的批语已经超越了流派的限制，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独特的意义。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诗文批评有时“良有为人之念”[20]，说明他的批评重在“为己”。正因为他重在“为己”，才于批评中更好地凝结了自身的精神意度。对于读者来讲，阅读曾国藩的批评，不仅可以加深对韩文的理解，亦可更加深刻地理解曾氏的学术意蕴。所以说，曾国藩的韩文批评，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小结裹”，但精义颇丰，足以孚得钱穆先生所赞“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21]（87）。

注释：

① 此书据《求阙斋读书录》而成，陈书良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参《近代湖湘文化试探》，《林增平文存》第114页，林增平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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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on Han Yu’s Prose by Zeng Guo-fan

LI Wenbo

（Nanj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From “reading record of Zeng Guofan” we can see that，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Han Yu’s poetry and prose. He made quite a lot of comments on Han Yu. These comments als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eng Guofan. These features belong to the “shidafu” school， inheritanceing and transcending Tong cheng school， and we can see his achievement in Han Yu’s prose as well.

Key Words： Zeng Guofan； Han Yu’s prose； criticism

收稿日期：2013?06?20；修回日期：2013?09?27

作者简介：李文博（1978?），男，河南焦作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散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