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连·格雷的性别隐喻

内容摘要：笔者从小说的核心意象――画像入手，结合维多利亚晚期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探讨了画像复杂的镜像功能，并围绕着画像最根本的性质――“不可言说”及其衍生出来的面具效果，辨明了从刻意掩盖的表象中暴露出的真正性别身份。道连・格雷的悲剧体现正在无法寻求同望与合法的社会身份的统一。

关键词：道连・格雷的画像 王尔德 同性恋

奥斯卡・王尔德于1890年发表在《利平科特月刊》上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一面世便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广泛关注，尤其文本中频频流露的男同性恋受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批判。当代运用性别研究的视角解读王尔德的西方学者主要包括克劳德・萨默斯，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以及朱迪丝・巴特勒等。然而关于《道连・格雷画像》的同性恋研究始终围绕着王尔德生平，唯美主义运动及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等对《道连・格雷的画像》进行事实联系。中文语境的王尔德同性恋研究则较为零散，虽然从文学史和评论角度对王尔德因同性恋被判刑等有所涉及，但是对其作品中蕴涵的同性恋倾向和寓意多为一笔带过，并没有探索《画像》的隐文本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归功于王尔德精妙的构思艺术和哥特式的晦暗风格，这部小说始终被一种不确定的迷雾所笼罩，他悖论式的命题，大段的内心独白和交感错杂的人物关系为小说制造了多重隐喻，也为整个“隐文本”中同性恋线索的解码制造了诸多障碍。画像，通过精神分析再现身份的各个方面和被意识所压抑的过去向主体揭示了自身。肖像画同样再现了症状的征兆所揭示和部分遮蔽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谎的冲动。

塞吉维克指出，“不可言说”是最独特的哥特式象征之一，成了具体表现贵族同性恋角色的一种方式。一个视觉平面的特质首先体现为“不可言说”；画像，或者一切影像所具有的特质都体现为无法被语言描述填满。因而“画像”的意象本身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视觉艺术与语言艺术永远无法成为完全相互转换的艺术形式，却又永远是互相渗透，互相交织的。从古至今，东西方文化对“诗画”艺术孰优孰劣的比较正是在这两种维度之间进行的。一方面，一幅油画的纯视觉性使它成为一种可能绕过语言的渠道表达深层情感的途径，它视觉意义上的生成与变动，能反映出语言所不能言明的意义。道连的画像正是两种未言明欲望共同的投射，而画像的诞生――毁容――回复的过程都对应着主人公情感发展的暗线。另一方面，作为永远无法被语言的描述填满的介质，在语言所无法企及的画布领域充满了危险的裂隙，不仅造成了“显文本”中的语言充满悖论的游戏，显然还暗示了小说的“隐文本”是对本质上不可能完满的再现之物不可言说的言说欲望。

在这部小说中，语言悖论的游戏使互相矛盾的概念成为了实际上同质的（homogeneous）事物，同性恋因而得以借助异性恋的面具作为一种表演的方式展示其的合法性。此外，作为人物肖像的油画从一开始反映 “照镜者”的面貌转移到了反映 “照镜者”的灵魂。在道连与画像的交易中，这种转移所发生的深层原因是隐晦的，然而交易所造成的后果使灵魂深处的欲望也彻底被转化成为了不可言说的介质。

在一个同性恋情感被严厉禁制的社会状态中，“画像”正是对同性恋情感作为“不可言说的言说”绝佳的象征。以下笔者结合文本，从上述两个方面具体阐释了王尔德如何利用“画像”这种特殊的再现，及其人为增设的镜像特质来表达同性恋情感。

画像的诞生――毁容――回复的过程正是故事中三个主人公深层意识的凝聚物，也是王尔德“隐文本”的关键线索。与奥维德笔下以水仙花为结局的情节不同，小说叙事始于美少年纳西索斯即将死去，全新的人格即将诞生的微妙时刻；主人公道连・格雷随着肖像画最终成型的过程向死而生，获得了自己的全新身份。

亨利勋爵在霍华德的引荐下首次与道连会面。亨利勋爵正在对道连发表的，正是首次打开少年心扉，诱使他走向全新的“享乐主义”世界的有毒的言论。这些言论使道连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在这种捉摸不定的，似乎游走于危险边缘的写作中，亨利勋爵的言谈是勾人心魄，充满诱惑的。此外，哈利似乎还无意间触碰了道连的“机关”，敏锐地发掘到了这青年男孩曾萌动的反常，令人无比愧疚的梦幻和激情。

而正是在这些话语中，道连的“姿势摆得比什么时候都好，一动也没动”，也使巴泽尔得以捕捉到道连肖像的最佳效果――“半张着的嘴和明亮的眼神”。道连的画像彻底成为两种欲求交媾的产物，而这两种欲望的投射，却无疑都是强烈同性情感的融合。

画像的美作为一种诱惑，成功实现了巴兹尔和霍华德对道连的转化。道连在确证画像是真正的自我时，已经经历了重新定义自身和谬认的过程。画像促成了对道连真正欲望的阐释危机。而道连虽然将这幅画视为自己完美的摹本，却也看到它对自身美丽的霸占，代表了一种危险的强烈欲望。亨利勋爵和霍华德共同促成了道连对流溢在画像之中的男性之美及这种美所带来的感官愉悦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完全囿于三个男性的封闭圈子之内。在三名男性主人公共同构筑的“三角关系”内部，同性恋的情感是交纵错杂的。

在画家那里，道连身上的美是灵魂与肉体的高度统一，是柏拉图主义“美”的理念的溢出，是可以抽象成为高于一切、超越任何时代艺术的学派理想。然而这种学派的轮廓却比“庸俗的现实主义”或者“空洞的理想”更为可怕；因为霍华德所抽象的不单单是道连的肉体或者灵魂，却是一具完整的血肉之躯中所蕴含的全部生命力量――他对道连的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他将道连的美钉成了十字架上的理想；亨利勋爵将画像视为对道连本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一种转换，认为画像就是道连本身。作为佩特式的享乐主义者，他对道连灌输了大量贬损婚姻与女性的观念，而他对于男子青春美貌的迷恋真正促成了道连对男性肉体魅力的意识。

在画像所建构起来的两极中，亨利和霍华德共同赋予了新的道连以精神和肉体的实质。向青年道连开启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心灵，导师开启了这位美少年思想火光的迸发，吹捧的却是纯粹肉体的哲学，摆脱一切精神束缚的伟大的“享乐主义”；霍华德对道连的是肉体欲望的，出于他惊人的美貌以至于抽象化为一种至高的艺术理想，在其生活中扮演的却是道德说教的讲师和训诫者；画家的这种爱无可争议地压制了道连真正的自我。他将这个鲜活的生命从美的理想中剥离出来，压缩成一樽死去的偶像，以便强行在它身上下空泛的，干瘪的道德寓意和精神理想，然而这种扭曲的与亨利勋爵对道连有毒而悦耳的享乐主义教益是同质的。

在画像的塑造中，全新的道连诞生了。抛却了过去内心的胆怯，而将同性恋身份欣然纳入自我的一部分，却必然要遭遇社会现实的压力。这里的困难在于，在19世纪晚期英国社会的“恐同症”和中产阶级的清教主义伪道德统治下，道连如何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欲望者，同时又能够规避世俗眼光，从而成功地游走于社交生活与声色犬马的腐败生活之间呢？道连的分裂使画像区别于现实中镜像，而具有了与生俱来的隐秘本质――它成为了道连的“人格阴影”。荣格认为，“个体的阴影是那些与个体有关的被压抑的、未知的、邪恶的经验等”，是阴暗莫测、具有负性的第二人格。画像作为一个远离公众视野，充满神秘和诱惑的凝结物，暗示了不可告人的私密关系。画像代表了道连真正的自我，他的灵魂和肉体的自然衰朽都已经被钉死在画像中，而他自己就成为了活在自己人生中的悲惨的影子，成为了原本真实生命的“人格面具”本身，而这种面具就是世人所见到的道连・格雷，永恒的青春与美貌，永远与犯罪无关的外表和受人膜拜的美本身。画像作为他的阴影面具，而他自己的全部人生都因为成全了他人的欲望，仅仅成为公众目光下的伪装，一具真实生命的面具，一个虚幻的影子，一个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残余物。

道连从一个真实可感的身份向理想身份的转化与这个时期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文化忠实的整体转变是互相呼应的，他的转变突出了享乐和欲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意义危机：普遍的危机是由于身份与主体驱动欲望之间的统一永远只能是一种幻想；特殊性则体现在对男性同性恋欲望的压抑是一种政治需要的产物，这种政治影响体现为将同望从公众意识中完全废止，或使这种意识的浮现秉承起一种犯罪的或是病态的身份。

当道连将匕首刺向巴兹尔之时，这些普遍的和特殊的意义同时返回到文本中，作为他投射到画像之中隐藏起来，并与主体分离的欲望。这种返回是混乱的，正因为这些潜在的欲望驱散了他的理想，并且迫使他不可逃避地认识到这种欲望或者犯罪，把这种欲望从主体中剥离出来是使它本身有效运作的必须步骤。我们对只能从使这种欲望消失的需要去理解谋杀的冲动。然而，对这种欲望的吸纳是不可能的，因为画像始终代表了道连所不能象征和承受的污名与暴力的遗迹：

“画像给他的情绪增添了忧郁。无数快活的时刻，只要一想起它来便兴味索然。这东西像是他的良心。不错，已经是他的良心了。”（王尔德，第184页）

画像的死亡再度回溯到卷首道连对画像的自我认同中出现的欲望与再现之间的裂隙。这个自我确证的瞬间促使我们对道连真实欲望含义从头到尾的解码，而它同时证实了一个不可能被象征领域。因为道连的欲望本身在他所栖居的环境之中显然是不可被书写的，从而他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通过伪装进行模仿。

小说极端的结尾将注意力吸引到这层意义的断裂上，正是由于道连的死亡与他销毁并破坏这重身份的公共需要和心理需求相抵触，道连之死并不能说明他到底是谁，因为只能通过小说叙事中的身份与公众视野所迫使他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分歧，死亡才能揭露出他身份的全部秘密。小说叙事将这个秘密保留到了最后，从而将道连・格雷的本质身份呈现为沉默和谬认：这种沉默恰恰表达了他对自己欲望的含义强烈的认同与严厉的责难之间的挣扎。

在主体的秘密和死亡之间， 再次凸显了无法辨认的因素，这种因素的结果只能从最终的效果上推断出来。尽管答案依然是沉默，然而沉默也就是一切。

通过画像的不可见性与隐秘的成分，王尔德喻示了主体欲望与它的再现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断裂，而在这种断裂之中，画像成为了道连的“阴影面具”，代表着不可暴露的、被社会视为丑恶、鄙俗、恐怖的同望；道连反过来扮演了代替自身的画像的“人格面具”――永恒的青春与美貌。然而，道连自身化为面具所表达的真理最终却是面具背后的绝望与讽刺，欲望的无限延迟，以及对更丰富的社会角色的需求。

道连・格雷的悲剧体现在无法寻求同望与合法的社会身份的统一。19世纪晚期英国的同性恋者们用面具代表了主体所承担，并且无可替代的身份认同的界限，而面具所扮演的伪装角色与面具背后企图表达的内容却是根本冲突的，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正如小说的结尾最终的结局，仍然没有给出任何明晰的和解。那具不可辨认的尸体是道连肉体之死，而不可言说的灵魂依然附着于画像；亦或是欲望的灵魂反弹到道连肉体后遭遇了扼杀，还是道连的灵与肉都已无可奈何地死去了，残留下来的只有剥离了一切原初欲望的美的表象？正如萨默斯对《画像》的评述：“《道连・格雷的画像》创造性的张力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即这个世界无法重建和变得完整；……该书表达了对失去的金色年华的悲哀。也表征了对艺术无力重构同性恋灵与肉的和谐的悲哀，而古希腊精神是其怀旧唤起的‘伊甸园’。”

无可否认，《道连・格雷的画像》主题不仅仅诉诸于同性恋情感的狭窄领域，它妙趣横生的奇巧悖论，科学理性的思辨精神和饱含深情的内心独白都成为王尔德对人类心灵亘古不变的矛盾的探索模式，也成就了它的不朽声名。王尔德的《画像》作为文学史经典，与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一样，最根本价值就在于其中所蕴含的丰富隐喻以及意义的动荡不拘，千变万化，并且永远不能被彻底解剖，而这正是人性本质上的不可定义。因而，笔者认为在更广阔的讨论范围中，《道连・格雷的画像》无疑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为许多后现论提供了宝贵的文本范式。

陈可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