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文学初遇:记台北“作家第一本书”展

对每位作家而言，“第一本书”无疑是写作生涯第一座里程碑。在此之前，他们可能只是一篇篇文章的作者；在此以后，因为有了具体可见的成果，他们才是一本本书籍的“作家”。

台湾关于“作家第一本书”的活动，目前已知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爱书人》杂志策划的“我的第一本书”专栏。第二次是《文讯》杂志社于1987年举办“作家的第一本书”展览，第三次便是25年后的今天，2012年春天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之“文学初遇：作家的第一本书”展览。

此次共展示250位作家的书，依出版年份，分成“早春花束：传承与播种”（1950～60年代）、“混声合唱：乡土与耕耘”（1970年代）、“都市的云：多元与开放”（1980年代）、“蒙面丛林：新秀与争鸣”（1990年迄今）四大展示区；均用了四个字的书名作为展示标题。

就内容而言，可归纳为新诗、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翻译、报导文学与合集类。这八个类别，也能分别从文学史、出版史、装帧史与作家生平四个角度切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家的处女作，总会有不同的发现，处处呈现台湾文学深刻、有趣的一面。

看到文学史：历历在目的文学轨迹

虽说以1950年代为展示起点，但展柜的“第一本书”偏是个例外──带头第一本书是杨逵于1947年出版的《送报夫》。此书由东华书局出版，出版时间在日本人离台之后，“二二八”事变之前，内页中日文对照，此安排正好见证了台湾文人作家从日文过渡到中文的转换过程。

到了被视为西化以及“现代主义兴起”的60年代，台大外文系的王祯和、王文兴、白先勇、欧阳子等人纷纷登场，这是属于他们的年代。但别忘记，此时本土的叶石涛也出版了第一本书《葫芦巷》，也和杨逵一样，早已届不惑之年，而年轻一点的，则有31岁出版《飘然旷野》的李乔与33岁出版《簸箕谷》的郑清文。至于更年轻的省籍作家，则有20岁出版《芒果园》的林佛儿、21岁出版《变形虹》的林怀民、22岁出版《属于十七岁的》季季与26岁出版《追寻》的刘静娟等等。这些作家的处女作，让我们看到60年代省籍作家的作品，不论质或量均大幅提升，比起几乎空白的50年代，可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70年代，不论小说或新诗，许多知名中生代作家陆续登场，小说如李昂的《混声合唱》、吴念真《抓住一个春天》等等，新诗部分则有罗智成的《画册》、向阳的《银杏的仰望》、杨泽的《蔷薇学派的诞生》等书。

到了以多元开放为特色的80年代，台湾文学的题材更加丰富多变，除了女性文学――像廖辉英的《油麻菜籽》，还有政治小说: 像黄凡的《赖索》、吴锦发的《放鹰》。而在“原住民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具批判力的“原住民汉语文学”也出现了──田雅各布《最后的猎人》是此时期的代表。散文部分，简的《水问》、廖玉蕙的《闲情》也粉墨登场。评论方面，龙应台、王德威皆在80年代举起他们的如椽大笔，出版第一本著作。新诗部分，除了有关怀工人、农人与弱势族群的创作，如李昌宪的《加工区诗抄》、詹澈的《土地请站起来说话》，也有从性别认同角度切入的陈克华第一本诗集《骑鲸少年》。此外，后现代诗人夏宇的第一本诗集《备忘录》也在1984年出版。众声喧哗，80年代台湾文学精彩纷呈，由此可见。

90年代以后，文类更加丰富多元。例如陈明仁的台语诗集《走找流浪的台湾》、汪其楣以艾滋病为题材的《海洋心情》，还有原住民作家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的神话》与汉人作家廖鸿基的《讨海人》，一原一汉，一小说一散文，各以自身观点描写海洋，都是台湾进入90年代后陆续出现的写作面向。

出版史：楼起与楼塌

从“出版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书籍背后那常被读者忽略的出版界样貌。例如出版林海音处女作《冬青树》与钟肇政译作《写作与鉴赏》的重光文艺出版社，以及出版夏菁《静静的林间》的蓝星诗社，出版郑愁予《梦土上》的现代诗社，都是50年代重要的出版社。进入60年代，则以文星书店的“文星丛刊”为代表；这个曾经叱咤风云，最能体现1960年代台湾“西风东渐”欧风美雨笼罩的出版社，白先勇的《谪仙记》、张晓风《地毯的那一端》与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当年全由文星书店出版。到了1970年代，台湾出版界有了另一番面貌：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如白先勇胞弟白先敬创办的晨钟出版社、高信疆夫妇创办的言心出版社、王荣文的远流出版社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60与70年代诞生，80年展至高峰的“纯文学五小”──纯文学、洪范、尔雅、大地、九歌。“五小”可说是台湾出版界“文人经营模式”的典范；“五小”的诞生，见证了台湾纯文学市场的蓬勃发展，五小的衰落，同样见证台湾纯文学市场的萎缩。

进入90年代，社会更加开放多元，出现好多年轻人经营的出版社，如出版许悔之诗集《阳光蜂房》的尚书文化、出版袁哲生小说《静止在树上的羊》的观音山出版社，以及出版纪大伟《感官世界》与陈雪《恶女书》，从皇冠分枝出来的“平氏出版社”等。《恶女书》《感官世界》两书，均是引人注目的台湾同志文学作品，新一代自有新一代的眼光。

追随作家第一本书，从1950年代一路走来，眼见出版界楼起楼塌。进入电子书时代后，出版社又该如何因应，仅存的“纯文学两小”又会如何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装帧史：书籍的面子问题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书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装扮。在“第一本书”展场里，还能从书籍的封面设计，看出不同年代美术风格，出版社相关的经营心态。例如1950年代文学书籍封面，多以木刻版画或单纯的线条呈现，整体而言，风格较朴素，梁云坡设计的《葛藤》、朱啸秋设计《琴心》与《冬青树》皆是典型。

周梦蝶诗集《孤独国》，封面使用杨英风雕塑作品《仰之弥高》。60年代封面设计，开始明显变化。如设计《罗兰小语》的廖未林，便是为封面增添缤纷色彩的重要艺术家之一。到了70年代，书籍封面开始大量使用摄影作品。相较于50、60年代的手绘，70年代的摄影照相显然更为便利快捷，这时一些出版社开始“按名索骥”，从书名找相配图像来印制封面。例如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就放了玩偶图片，欧阳子《那长头发的女孩》更直接采用长发女子一张照片，而邱秀芷的《迟熟的草莓》，封面果真就是一幅草莓照片，这些封面让人看到急于牟利的心态，或出版社取巧手法。不过，70年代仍有好的封面摄影值得注意，设计家黄华成就是此时的代表。他设计的《嫁妆一牛车》，封面用了纸钞与蕾丝，暗示小说主角万发夫妇与有钱“第三者”之间的纠葛。黄华成是在阅读小说文本之后，撷取情节主题元素设计封面，如此才使得《嫁妆一牛车》一书变得更加有趣且耐人寻味。

80年代以后，摄影与计算机科技进步快速，书籍设计也更加多变、大胆。例如许悔之诗集《阳光蜂房》，封面上一张大大的作者照片，在台湾文学书籍中可谓罕见。而陈克华的诗集《骑鲸少年》，前方是自己的半身像，后方窗里男子的动作，似乎另有含意。陈雪的《恶女书》更大胆，封面上两个对衬的裸女图像，似乎是在挑战读者的接受尺度。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封面如出现在保守封闭的50、60年代，会引来什么样的骚乱。

作家生平：尘封的往事

观看“作家第一本书”的第四种角度，可从作者生平切入。在文本内容与书籍出版过程中，经常看到作者早年生活、思想与情感状态，这是研究作家生平不可忽略的第一手资料。朱天心19岁出版小说《方舟上的日子》，就把高中校园故事放进小说里。类似的例子还有刘克襄自费出版的诗集《河下游》，读者也依稀看到他在文化学院校园的生活状态。同样的，刘克襄大学时代好友向阳，在他第一本诗集《银杏的仰望》中，也花了相当篇幅，从他十三岁写第一首诗谈起，娓娓细诉青年时期写诗历程，正是研究向阳其人其诗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以上所举，都是书中看得到的纪录。此外，也别忽略围绕在书本四周的相关故事，也就是作者事后回顾他们出版第一本书的经过。陈义芝22岁出版散文集《那泥泞的小路》，此中便有一则好友的互动故事。当年《那泥泞的小路》出版后，陈义芝邮寄给在马祖当兵的好友，小说家洪醒夫。没想到洪醒夫竟回信严正表示：“一个作家出书要谨慎，如果守不住，最为可耻”。陈义芝事后表示，这句话可谓暮鼓晨钟点醒了他。而田运良于25岁出版的诗集《个人城市》，同样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感念。诗集出版时，他任职于军队，于是委托军中一位学美术的传令小兵帮忙绘制封面。想不到封面完成没多久，这位小兵即因车祸而失明。对一个从事美术设计的人而言，失明，是多么残酷的折磨！而《个人城市》封面，就成为这位小兵失明前，最后也是最珍贵的一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