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尊”、“贤贤”

摘要：考察殷商至春秋之际的政治制度，可知人才选拔的观念经历了从殷道“亲亲”；到周道“亲亲”、“尊尊”并行，尤重“尊尊”；再到春秋“亲亲”、“尊尊”而“贤贤”，尤重“贤贤”的发展历程。从“亲亲”、“尊尊”到“贤贤”，既可以解释儒学在春秋时代兴起的原因，也说明以才能而不是以出身“扬名受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亲亲”；“尊尊”；“贤贤”；殷商；春秋

中图分类号：C96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072-04

《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载，窦太后谓景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景帝后召诸大臣通经术者而问，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于；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说明比较而言，“殷道亲亲”，殷人重母统，太子死立弟不立嫡孙；“周道尊尊”，周人重父统，重直系轻旁系，重子而轻兄弟，太子死立嫡孙不立弟。亲亲重血缘与家族，尊尊别等级与贵贱。如果以国家建立之后考察，在官方层面选拔人才时，因为夏代的史料欠缺，殷周相比，殷代较重视血缘关系，周代较重视政治关系。虽不能说殷代只要血缘不讲政治，周代只讲政治不论血缘，但是周代在讲血缘关系的同时，加入了“尊尊”的内容，周代的血缘关系经过人为改造，使之符合“尊尊”的原则，从而产生了封建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活动中心的不断下移，越来越多的贵族宗亲不再由于出身而自动获得统治权力、世产世禄的时候，国家与家族密切联系的终结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强调人的出身让位于强调个人的品质。选拔最优秀的人，给任何人公平机会来提升社会地位的哲学产生，“贤贤”的时代就会到来。

一、“殷道亲亲”

亲亲多关注自然血缘亲情。《礼记·礼运第九》记载：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大道”是为五帝时期，这是借孔子之口对夏商之前的“大同社会”的描述，即在这一时期，天下一家，是今人所说的共有公有的原始社会；从夏以后就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勎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禹汤开启的“亲其亲”，“子其子”以至西周为孔子所说的“小康”社会。从《礼记·礼运》的成书考订，“大同”与“小康”的分定，最早应该是来自春秋之后人的追述，说明在春秋之后、战国时期的人看来，“亲亲”原则是夏商西周社会的通例。

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论述，尧、舜、禹时代，是中国的氏族部落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如果以中华民族通行的文字的出现为标志。其时还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殷商系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而来，还留有母系社会的残余，从其发展的程度而言，自然会更重视血缘的亲密程度。《礼记·表记》中有言及父母之别时也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可见，母系社会以母统为重，母亲亲近但不尊贵，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社会秩序的判断标准：父系社会以父统为重，父亲尊贵却不亲近，以国家政治关系为社会秩序的建构原则。殷商“亲亲”制反映着带有一定民主性的浓厚的母权制的残余。朱熹在论及丧服礼俗形成时说：“夏、商而上大概只是亲亲、长长之意。到得周来。则又添得许多贵贵的礼教。”

所谓“亲亲”，不论是以自身为起点，上亲父、祖父、曾祖、高祖，下亲子、孙、曾孙，从高祖至玄孙合为九代的同姓亲属关系，还是《尚书·尧典》中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的包括“父族四：五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的“九族”，总体而言是亲近由近及远的血缘关系构成的群体。殷商后起予尧、夏，自然会沿袭部分尧舜时期的观念。

为了凸现殷商和西周“亲亲”、“尊尊”侧重的不同，特以祭祀为例加以说明。在神人系统中，商人创造了最高权威的上帝，但是只有君主的祖先能到上帝那里做客，沟通上帝和人间的联系，对上帝的信仰加强了对祖先的崇拜。殷商祭祀的重点是祭祖，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到宗庙、祖庙、祢庙祭祖。在《尚书·盘庚》篇中记载，盘庚第五次迁都，百姓都叹息不已，怨恨盘庚，于是盘庚在临行前，召集那些不服从迁移命令的臣民训话。其中反映了殷王盘庚的祖先观念，他相信当时的人也相信，先王先臣都还跟活着一样管事，当他“大享于先祖”的时候，先王先臣都在歆享。在《盘庚》篇中，盘庚还多次提及“乃祖乃父”等字样，说明殷商时，都是以家族的形式聚族而治，一个人的存在是和他的家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还可以追溯到曾祖父、祖父和所有记忆世界中的祖先。商王朝正是依靠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将核心统治集团紧紧的维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统一的政权格局。

在祭祖礼方面，商周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从重视血缘到重视政治等级的过渡。首先，商代祭祀的祖先的种类较多：高祖先公、先王与先考妣等，先王又可以分为直系、旁系、远祖、近祖，较为复杂。殷商时代有周祭和特祭之分，周祭据陈戍国的观点，就是对同一祭祀系统中的每个先公先王先妣，都用五种祭祀的五种仪式，合成一个大典祀，轮流而又周而复始。又殷人终其被周人代替，兄终弟及多于父子传承，所以他们在祭祀的时候不仅有其父母，还有宗族中的其他先王先妣。并且商王关心子某与同姓贵族，常为他们举行禳炫之祭，子某并非全是时王之子，亦包括时王诸父之子，或时王之祖之子，王族以外的子某可能已经立族（子族）；同姓贵族基本上都已经立族，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王与子某、同姓贵族的联系依然很紧密。王国维也说：“故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即先王兄弟之未立者，其礼亦同。”从此中也可窥知，商人重视祖宗，重视血缘关系。而周代祖先较为单纯，一般是祖考妣母。周天子的祭祖礼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周人的先王崇拜更多表现为对先王政治行为、政治原则、政治品德的崇拜，并集中在周初几位先王，特别是文、武二王身上。其次，对于女性祖先的祭祀也很能说明问题，在商前期，较重视女性祖先，在商代后期的前段，女性祖先并不是最受商人尊崇的，她们的祭典不是最丰盛的，但先妣与一般先王的祭典则大致相同。到了周代，周人祭祖礼中对女性祖先的祭祀基本附属于男性祖先的祭祀，可知，周代女性祖先基本从属于其夫，也强调妇权从属于夫权。再从先王和贵族的祖考相比，在周代虽然周人的先王与贵族的祖考都威严在天，其地位还是有差异，“文献与金文材料中只有先王在帝左右的记载，从未提到过贵族的祖先在帝左右。周王与其他贵族政治地位的差别会提示周人在观念中注意到先王地位要高于贵族祖先，在帝左右是先王的特权。”

殷商较之夏朝，国家机器更加完备，阶级关系在逐步取代血缘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浓厚的母权制残余仍然存在，“亲亲”观念仍然在多种社会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型的作用，在君位继承之上“兄终弟及”的现象即是殷人重视母统，强调“亲亲”观念的表现。在职官的任用、人才的选拔方面也会从血缘出发考虑，由血缘较近者充任，即便是国家政治统治，也部分表现为以家族血缘关系的原则来处理。明白了夏商之前至周代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观念的发展演变进程，就可以理解“亲亲”、“尊尊”为什么会作为殷商和周代各自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了。

二、“周道尊尊”

尊尊，侧重政治等级秩序，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其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亲亲”和“尊尊”是贯穿在周礼中的主要思想观念，其中尊尊多处于优先地位。周代阶级社会逐步支配并彻底改造了血缘关系，在君位继承制上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的确立和推行。金景芳认为：“周道尊尊之所以不同于殷道亲亲，说到底就是强化了阶级关系。所谓‘三纲’这一思想，应该就是周道尊尊的特点。殷道亲亲必不如是。”如前所述，“尊尊”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其内涵都是“资于事父以事君”，反映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等级关系。

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关于宗法，程瑶田《宗法小记》一开头就说：“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统弟而弟事兄之道也。”程氏一语道破周代宗法制度的实质，宗道实际上就是兄道，兄道当然是以血缘为基础，但在血缘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的是，兄对弟的绝对支配与弟对兄的绝对尊崇。他把天子诸侯之家排除在宗法之外，也很有些道理。宗法制度的核心为嫡长子继承制，周代以后天子、诸侯、大夫、士皆然。王室、诸侯公室、卿大夫家室均是以宗法来调整兄弟间关系的依据。王室诸兄弟间在权力、财产的继承方面不可能平等，诸侯公室亦然、卿大夫家室也可以类推。由嫡长子继承，可以防止争夺的内乱，亦是宗道即兄道的体现。宗统与君统的结合，就是兄道与君道的结合。兄道，尊兄；君道，尊君。当两者结合时，不用撇开宗法谈君道：两者分离时，君权大于宗法，也可以说天子、诸侯不在宗法之内。文章引用程瑶田的这段话有两个目的，一是其将天子诸侯排除在宗法之外，文章的论述也不涉及天子诸侯，一方面凶为较之于卿、大夫、士的家族，其数量毕竟有限；另一方面天子诸侯的设立扩大言之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虽然有朝代的更迭，但多数继任者还是由出身决定。二是其表征出周道宗法制度的核心，即“尊尊”之道，也可证成敝文的观点。所以周代从周公始，周公还政之后，拜于成王前，是以“尊尊”之道，叔父要拜侄子，这类例子还不少。其实质是使血缘关系服从政治关系，即政治关系高于血缘关系。金景芳先生曾经说：“在周人的词汇里，尊贤、尊尊、尊贵三词的意义差不多，究其实质，都是用来说明政治关系，即阶级关系的。在周人的眼里，凡是居于高位的，都是尊、都是贵、也都是贤，应该被别人（低于他们级别的）尊之、贵之。”“亲亲和尊尊的实质都是等级制度。可以说，离开等级制度就没有周礼。这表明了周礼的本质。”可以说恰如其分的揭示了“尊尊”所体现的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上的等级内容。

同样在祭祀方面，西周时期从周王室到诸侯、卿大夫的各宗族，都是相对独立的祭祀系统，有独立的宗庙、独立的祭祖仪式，它与上一级宗族的联系只有所自出之祖这一条纽带，而且宗法制与分封制紧密结合。上下级宗族之间的宗法关系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强调的是天子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卿大夫之间的独尊统属关系。所以《礼记·大传》中说：“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总之，将周人的祭祀运用到宗法制中，实质上就是对贵族宗族成员之间等级关系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建立宗族内部的社会秩序，巩固宗子在宗族内部的核心地位，从维护他在祭祀中的支配权，维护他在宗族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宰权。在国家，要尊君；在家庭，要尊父；夫妇之间，要尊夫；兄弟之间，要尊兄；嫡庶之间，要尊嫡尊长。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把持朝政的大夫家也是如此，大多实行立嫡立长制度。常规为，先立嫡妻所生之子，倘嫡妻无子，则立庶子之年长者。《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说明立嫡立长合在一起既是周王室、诸侯的传承方式，也是各王公卿大夫立后的常规。也有王公卿大夫无视成法，喜欢按照自己的偏爱择立继承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季武子拟让比公弥长年幼的悼子为自己的继承人，和自己的家臣申丰商量，申丰拟全家迁走也不愿参与此事。和大臣臧纥商量，臧纥利用“复尊卑长幼之义”（《白虎通·乡射》）的乡饮酒礼，在众宾中尊待悼子明示其为季武子的继承人，同时使公弥长与一班宾客坐在一起，列在悼子之下，即视公弥长为庶子。从季武子有和申丰商量的想法开始，到申丰的断然拒绝都说明立嫡、无嫡立长为当时的礼制，就算是身为鲁国执政的季武子，欲立不合礼制的继承人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恐公鉏不从”，而申丰宁愿全家出走都不愿违背礼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尊尊”习惯思想的势力。季武子的时代已是“政在大夫”的时代，所以悼子和公弥长最后相安无事。在“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时代，立幼即使是周天子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国语·周语上》中，鲁武公带了长子括与幼子戏去朝见周宣王，周宣王固执己意立了鲁武公的幼子戏，鲁人却起来杀了戏而改立长子括的儿子伯御，虽然周宣王又伐鲁立了懿公戏的弟弟孝公，但由此诸侯与周天子不相亲睦。下面是“亲亲”和“尊尊”之间出现张力时，以“尊尊”为主的例子。鲁闵公即位二年即亡，继他而立的是僖公。僖公是闵公的庶兄，曾为闵公之臣，按理说位次当在闵公之下，但僖公死后，其子文公却将僖公的神主置于闵公之上，所以《春秋》讥为“逆祀”（《左传·文公二年》）。定公纠正了这一违反礼制的祀典，“从祀先公”（《左传·定公八年》），故《春秋》善之，甚至成为后来的通例。从这个例子都看出，“亲亲”显然要让位于“尊尊”。所以《谷梁传·文公二年》说：“不以亲亲害尊尊”。

商朝的灭亡会使周人萌生“天命靡常”的思想：“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社会关系的发展，突出了规范社会行为的“德”的观念。有德即有天命，无德即无天命，这促使了周人对德的追求。但总体来说，终西周之世，统治上层还是比较强调“尊尊”，执政、卿大夫的职位还是由公室子弟或世家贵族成员担任。这种观念延及春秋，春秋之初记述的第一位鲁公——隐公摄政，“公何以不言即位？”《公羊传》释之为：“桓幼而贵，隐长而卑。”所以“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下层民众向上的流动机会不是没有，但绝不如春秋中后期，尤其是战国那么凸显、频繁。

三、春秋“贤贤”

“贤贤”意味着对道德技艺、文化教养的尊崇，突出个人的德性才智能力。在《左传》早期的记载中有对春秋时期贤人的褒扬，甚至福禄延及子孙，但数量不多，总体而言贤人的身份前提还是士以上的阶层，即在身份尊贵的前提下述及其贤德才能，如叔向、子产等人，他们均为彼时的有德之人，但同时他们或出身晋国世族，或为郑国公室后裔。《左传》中也有一些出身卑贱或来历不明的贤人名字出现，比如曹刿、百里奚等人，但这部分人的数量更少。今人李宗侗也认为：“《王制》说国之俊选皆能人学，系后人以后礼说前礼的错误。世族在出生，春秋以前素未尚贤。”

春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革命时代，整个社会急剧变动，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瓦解，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天下无道”，就是指春秋时代，诸侯掌握了实权，走向历史的前台，周天子已经是徒具虚名，“陪臣执国命”，政在大夫，庶人议政，表明贵族阶级内部的分化瓦解已经十分尖锐，卿大夫的世卿制已在各诸侯国先后形成。整个社会，已不再是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期的由天王、诸侯、卿大夫、大夫、士的森严的封建层级制度。一方面因为贵族阶层的不断下移，教育比以前普及，平民的势力格外发展，世族的地位急剧的倒塌；另一方面也因为各诸侯国竞争激烈，各国争相任用贤才，士以下的阶层因此渐次抬头。《左传》当中的君子一词，有些指有一定社会等级的人，也有一些用来表示有突出道德修养、有知识技艺的人，或许可以说衡量君子时的标准——社会等级和才德修养并行的思想开始萌发。

春秋时期，经历了从世卿世禄制到任官制的发展过程，在春秋初年，列国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世卿制，后来慢慢扩展为推荐制，如齐桓公时的大夫鲍叔牙举荐管仲《左传·庄公九年》，郑国也“择能而使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直到春秋末期孔子前后，出身卑贱的贤人群体才批量出现。对于孔子，时人和后人对他都评价颇高，视之为“圣人”。孔子据他自己声称出身寒微，他的祖先不详，虽然传统的说法是宋国公室的后裔，但到他父亲及他本人时，已经非常破落。所以他本人就代表着不依靠出身，而是通过自己的才能获得高位或者国君、时人的敬仰对象的那类人的典型。今天来评价他的成就，一方面部分人通过孔子的亲自训练和推荐，就能够从寒微的出身迁至有影响的职位，但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他为那些出身低微但有才干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即通过他们自身的才干获得高位。在孔子的门徒中，最著名的外交家有子贡，他超越国界的名声不是源于贵族血统，而是得自他自身的才干，他只是一介平民。还有一些门徒如子路、冉有等成了季氏的家宰，也就是鲁国的主要行政官员。在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谋道不谋食”的知识阶层、士人集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职官选任观念。这个时期选官与任官风尚大开，并渐成制度，这一制度冲破了西周以来的世卿制，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先声。《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表扬一个弟子时说：“雍也可使南面。”一个出身寒微的人被如此称颂，说明选择君王和大臣的标准应当是道德和才干而不是贵族出身的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上已经很流行。

孔子之后，孟子在哀悼旧的强宗巨室衰落的同时，也认识到了选贤举能的必要性。孟子更说出了君主和官员应当选任在道德和能力上都合格的优秀之士的话，孟子在提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之死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因而孟子能告诉他的门徒“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他还指出一大批人都是从寒微升至高位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这些人是否真正从这些地方起家，并不重要，类似的故事在战国时期还很多。荀子更直截了当的提出各种不同出身的才能之士来充任高级政治职位，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到了战国时期，没有特殊功绩的公室子弟，仅仅因为他是君主的兄弟才能任官，一旦他的兄弟不再在位，就很难指望他能继续保住这个职位。战国宰相来源十分庞杂，他们有些是异国的公子王孙，有些是周游列国的游说之士。这在西周和春秋时代都是不可想见的。大家族的自相残杀使贵族人数减少，这样使得士甚至更低微者走上了政治的前台。总之，战国时期的君王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官僚制度，一批帮他导航的官员，这样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获胜。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以“贤贤”观念作为职官的选任方式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公羊传·闵公元年》宣称“《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它直言要阐释出的《春秋》“微言大义”就是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公羊传》是孔子之后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的作品，其大致反映出部分春秋末期或战国前中期的思想观念，这里尊者、亲者、贤者三者并举，在尊者、亲者之后明白倡言贤者，说明贤贤的观念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深入人心，无需大张旗鼓有力论证，“亲亲”、“尊尊”、“贤贤”，尤重“贤贤”的时代到来了。其实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不是说殷商时代就不重视尊尊、贤贤，周朝不重视亲亲、贤贤，只是制度的设计，天然的就在殷商时期权力偏向于族群中人，而西周至春秋的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会因为嫡长、大宗政治制度的存在，在士以上大夫阶层的任命和选拔中更有利于出生尊贵者——即嫡或长者。而到了春秋末期，当权力的中心不断下移，没有封土的大夫和无禄的公子公孙出现，当部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王孙公子们不再获得世禄世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以自身的知识来谋取生活之需的人，学术的下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当更多的人接受原本只能由贵族专享的教育时，大批才能之士涌现，那么强调人的德才重于血缘出身就会成为普遍的观念，也造就了儒家学者在春秋末期的批量出现。通过殷商至春秋之际的政治制度建设考察，可知人才选拔的观念经历了从殷道“亲亲”；到周道“亲亲”、“尊尊”并行，尤重“尊尊”；再到春秋“亲亲”、“尊尊”而“贤贤”，尤重“贤贤”的发展历程。从“亲亲”、“尊尊”到“贤贤”、既可以解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春秋末期出现的原因，也说明以才能而不是以出身“扬名受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