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牵手大司农发动“农业革命”

大司农平台在为新发地提供农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差异化评估同时，也为生产者和流通商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直销和直采渠道

“这是进入到2012年以来，新发地达成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当着见证此次合作的北京市发改委和市经信委的领导，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如此“恭维”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金邦安讯科技公司，“我们非常看重金邦安讯的大司农交易系统对新发地未来发展的影响，我们将借其共同发动一场变革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探索创新”。

说这番话的1月10日，新发地与金邦安讯在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的积极推动下，刚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作为牵线人，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屠行健对此次合作如此评价：新发地是全国农产品价格的睛雨表，是北京名符其实的“大菜蓝子”，在近几年新发地通过“内升外扩”保证农产品供应的背景下，新发地更需要新技术的提升，而金邦安讯公司作为北京市科委认定的高科技企业，其开发的“大司农”交易系统，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双方的合作一定会让新发地走出一条电子交易新路。

一次并不张扬的合作，被有关各方解读的如此高调，背后深意值得探究。

“价格指数”小试牛刀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新发地的首次“触网”。2010年3月，以为农产品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及金融服务为核心业务的北京新农地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已经在丽泽商务区注册成立。

这家志在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信息互动、电子交易、资金结算、物流配送、政府监管、质量安全追溯等六大解决方案，形成全国性农产品大生产、大供应、大流通格局，最终建成服务全国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价格中心、结算中心、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的公司，成立之初便顶着多个令人羡慕的“光环”：北京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北京市农产品流通金融试点企业、北京丽泽金融服务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站等。

更重要的是它依托的新发地农产品股份公司是当之无愧的全国农产品交易“头把交椅”。2010年，新发地的农产品交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交易额达到360亿，2011年新发地的交易量达到1200万吨，交易额突破500亿元，无论是交易量还是交易额已经连续十年位列全国第一。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项目，实际上是传统的交易市场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是一种外包式的产业互动尝试。”从北京市经信委经信处处长张宇航对新发地“触网”的表述中，各界可以读出政府部门的种种期待。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新发地电子交易中心并没有辜负各界的期许，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赵志刚介绍，2011年，该公司研发上线了新发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并通过网站、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定期向社会，目前该指数已经成为全国农产品的价格表。

虽然赵志刚在各个场合都会强调“价格指数”的重要性，但其实看惯了现货交易的张玉玺起初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让他对这个新生事物刮目相看的转折点，是2011年10月份发生的一次“黄瓜事件”。

据了解，当时的情况是，辽宁的黄瓜没有了，山东的黄瓜因为天气原因还没有上市，黄瓜价格一下子从2块多涨到3块8，而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上线不久的价格指数却没有做出及时的更新。

“这一下麻烦可大了，我一天之内接了几百个电话，特别是一些大专院校、幼儿园、机关食堂等市场直接采购客户都追问我，黄瓜到底是多少钱，后来我一了解才知道，原来价格指数指导着他们的收购价格，当时的指数没有及时更新，使得买方和卖方都对价格无从参考，双方都很不满意。”经此一事，张玉玺对“价格指数”另眼相看，他也和赵志刚一样，在不同场合表示，“全国都把这个当作参考，它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价格都具有指导作用。”

“价格指数”凸显了新发地在业内的重要影响，也更加坚定了其与互联网融合的发展方向。

第二次“农业革命”？

随着新发地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影响扩大，中国银联、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北京物流协会等国内外知名的企事业单位纷纷成为新发地的战略合作伙伴。

与上述这些机构相比，金邦安讯的地位并不显赫，而其之所以能够入得了新发地的“法眼”，还在于双方业务的合作互补。金邦安讯公司总经理申京武告诉记者，双方的合作能够整合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新发地的市场服务方式转型，从一个场所的提供者向农产品的综合服务商转变，大司农平台在为新发地提供农产品质量和价格的差异化评估同时，也为生产者和流通商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直销和直采渠道。

“重要的是，双方合作要让农业种植者知道该种什么、种多少。”申京武指出，双方合作后既可以为北京市民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还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交易权，帮助农民把握市场规避风险，提高生产效益，使北京农产品建立一个长效、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渠道，也为优质的、差异化的农产品，建立一个新的购销渠道。

张玉玺更加看重申京武所说的这种改变，“我们会尽可能地避免再出现2010年‘蒜你狠’、2011年‘蒜你贱’等极端案例。”他因此将双方的合作上升为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农产品是小生产大流通，据说有2亿户农民在种植农产品，农产品价格为什么忽高忽低，除了受自然条件影响外，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农民不知道种什么、种多少，这是中国农产品最大的难题，双方的合作就是在这方面进行探索，通过形成指数等数据指导农民的农业生产。

在他看来，如果将1978年的小岗村分田到户，看作是中国农业第一次革命的话，那么，通过大司农交易系统中的种植配套服务与新发地的流通配送服务有机的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生产资源、种植服务、流通销售、物流配送、金融配套等，真正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经营，这就是改变中国农业现状的“第二次革命”。

尽管新发地对于互联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农产品电子交易也被认为是中国农业流通的重要方向，但屠行健却进一步强调“农产品电子交易的路还很长”。张宇航也明确表示，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在中国都处于萌芽阶段，具体到农产品的电子商务，其各方的合作和客户的接受程度，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张玉玺其实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他告诉记者，对于农产品而言，其具有种子研发、种养殖、运输、销售四个环节，新发地处于末端，要真正把中国农产品的事情解决好，需要把这四个环节都搞好，新发地已经在为此进行探索，比如2010年和新希望集团合作，进行种子的研发，以从根源上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此外，也正在农超对接上开展诸多合作，而此次与金邦安讯在电子交易方面开展合作，其实也是为实现诸多合作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什么侯宝林的相声里说，中国的老太太买黄瓜要先尝尝，就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几家拿得出手的农业品牌，这也是我们双方合作的方向，也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一环。”张玉玺说。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寿全认为，这个平台的建设和完善是渐进式的，是一个逐步的探索，新发地的电子交易平台在全国是比较早的，与大司农的交易系统合作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指导全国农民种植、销售的重要平台。

虽然对于这种探索，需要新发地、金邦安讯这样的先行者，但先行者们都表示，并没有过多考虑盈利时间的问题，也已经做好了当“烈士”的准备，但张寿全却坦言，“双方的合作只要考虑的多一点，‘牺牲’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多可能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真正把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比如运用综合的模型计算之后，新发地的价格指数既能显示当天的交易价格，也可以预测未来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价格和走势等等，如果这样，‘革命’就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