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上岸”

年11月，知名对冲基金投资人索罗斯（George Soros）在香港开立亚洲办公室的消息震撼亚洲金融圈，一时间，曾经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与索罗斯基金交手过的亚洲各国金融当局草木皆兵，各种货币突然性升值、贬值都被市场怀疑“可能是索罗斯干的”。

3月初，香港证监会网站更公布，已经在2月21日颁发“第一类交易执照”给对冲基金“保尔森亚洲”（Paulson Asia Ltd），未来可在香港进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交易。“保尔森亚洲”是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人保尔森（John Paulson）旗下基金。保尔森在金融风暴中以放空CDS（信用违约掉期）声名大噪。

这些对冲基金原本是潜伏的海外狙击手角色，现在逐渐爬上岸来，寻求在地监管者的认同，“对冲基金‘上岸’是这两三年来的趋势。”才在2010年并购了美国对冲基金GLG的英国英仕曼金融集团（Man Group Plc）首席执行官克拉克（Peter Clarke）对《财经》记者表示。

“上岸”意味着对冲基金必须受到各个地区监管者的不同监督，而一个全球集团的其他基金一旦违规“冒犯”当地政府，也会对集团在该国的“上岸基金”有所不利，因此“上岸”表示着对冲基金愿意接受更多约束。

经历了并购、国际对冲基金“上岸”、美国政府查缉内线交易并加强监管等产业趋势，克拉克认为，这是产业扩张时必然的趋势，“对冲基金不再是投机者。”他说。

逆市并购

《对冲基金月刊》(The Hedge Fund Journal)公布的截至2010年6月30日的欧洲对冲基金排名中，英仕曼集团旗下的Man Investments以243亿美元位列第二，GLG Partners以121亿美元位列第八。在采访中，克拉克把两者的关系戏称为“有竞争关系的邻居”。

2010年5月8日，英仕曼宣布，以16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美国对冲基金GLG Partners，其时GLG旗下基金规模达240亿美元，合并后英仕曼集团管理基金规模将高达630亿美元。

英仕曼集团于1783年即成立，1994年在伦敦交易所上市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对冲基金公司。

这起并购项目成为去年对冲基金产业的一大盛事，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对冲基金进一步崛起的征兆；在各国监管机构不断收紧投资银行业务线后，对冲基金大有取资银行、问鼎华尔街新霸主的态势。这次并购也是英仕曼集团228年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并购行为。

收购之前，英仕曼拥有量化管理期货基金AHL，通过金融工程的高速运算进行交易，承载着集团几乎半壁江山的资产管理规模；同时拥有大量优质客户资源的结构性产品――基金中的基金（FOF，Fund of Funds）。而GLG是以多策略、个人色彩强烈的投资风格见长，旗下有欧洲多空基金、市场中性基金、新兴市场基金、北美市场机会基金和UCITS基金等多种策略。

“从2008年到2010年，投资者对多样化分散风险的需求日益增加。”克拉克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次并购拉长了英仕曼的产品线，更能吸引追求分散投资的机构投资者。英仕曼集团表示，该交易可使其每年节约成本5000万美元。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2010年中期开始，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也一直致力于谈判收购巴西大型对冲基金Gávea Investimentos，此前摩根大通已经控股一家管理资产达250亿美元的另类投资管理机构――高桥资本(Highbridge Captial)。

后危机时代，横向扩张和抱团生存更像是对冲基金公司为了适应新环境抢占先机的选择。对冲基金研究中心（Hedge Fund Research，下称HFR）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年度，80％的新资金都流入到基金规模大于5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

对冲基金在全球各地纷纷“上岸”并积极扩张，主动进入各地监管视野，而并购不仅有利于对冲基金丰富业务，更是进入新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

易方达基金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对《财经》记者表示，“对冲性(hedge)”对于平衡一个金融集团的资产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机构投资者都会增加在对冲基金上的投资，机构投资者另类化是大势所趋。

另类投资基金是指投资于对冲基金、商品期货、保本类的机构性产品、房地产信托基金、外汇、私募股权投资等股票和债券之外的手段的基金。

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对另类投资基金“在岸”的要求也有所增加，监管认同的基金形式和结构更容易让机构投资者感到安全。克拉克认为，监管者所做的一切使得进入市场壁垒越来越高，面对愈加严密的监管要求，合并后的集团具有更大的实力。

上岸扩张

同时，知名对冲基金公司大举东移，在亚洲各地纷纷建立分公司，积极在新兴市场国家部署、寻找交易和客户资源。

2010年以来，索罗斯旗下基金公司Altis、Viking Global，约翰・保尔森旗下的 Paulson Asia Ltd、从高盛自营交易业务分拆出来的Azentus先后在香港设立办公室。GLG Partners去年11月获批在香港运营。

香港证监会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9月30日，香港的对冲基金管理资产增加至632亿美元，与上次调查（2009年3月）相比，增幅达14％。HFR的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球对冲基金产业的规模增加到19170亿美元，非常接近 2008年二季度历史最高点的19300亿美元，与2009年一季度相比增长了近44％。

克拉克表示，对冲基金“上岸”的驱动力有二：一是各国监管者希望投资者把资金放在接受该国监管的“上岸基金”中，保持这些投资产品的可控制性；二是“上岸基金”拥有较好的流动性，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和海外对冲基金必须遵守三个月、六个月，甚至一年的锁定期不同。

克拉克认为，投资者喜欢流动性好的对冲基金，这流动性来自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这些可能正是在岸基金模式所能提供的。在过去的三四年间，在严格监管下的可以随时购买和赎回的高流动性产品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对冲基金研究员卢加西观察到，第一波对冲基金涌入香港时招募的多是本土基金经理或者是行政管理人才，而从去年开始的这一波不一样，派驻的基金经理多是从总部来的拳头人士，例如总部在纽约的大型对冲基金D.E.Shaw将其六人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Julius Gaudio调派到香港。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麦道夫事件以后，对冲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更偏向于将钱从离岸产品中撤离，转入监管更为严格的本地策略产品中去。

对冲基金明星保尔森在金融危机中以巨额赌注做空次贷暴享盛名。为了顺应潮流，2010年7月，保尔森管理的世界第三大对冲基金Paulson & Co也不得不设立了符合UCITS(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欧盟对于投资基金的法律监管框架)标准的核心策略产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监管趋紧，德意志银行对其184位客户的问卷调查也显示，未来两年内将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符合UCITS规则的产品中去。

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曾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一书中描写：“对冲基金的平均寿命就如美国橄榄球联赛的球队，只有短短的四年。”这种朝开夕闭的模式，在对冲基金公司谋求做大、表示要“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或许也将成为历史。

监管趋紧

在各地“上岸”意味着国际对冲基金必须制定复杂的内控系统，以服膺各个国家的监管需求。

“美国监管注重系统性风险，欧洲监管注重产品结构，而亚洲监管注重信息披露。”克拉克在采访中分析了各国监管的异同：在美国，证监会（SEC）关注稽核和系统性风险，关注对冲基金的交易行为对市场的影响，防止价格剧烈波动；在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通过UCITS Ⅲ规定了对冲基金产品的结构，如果不符合UCITS的产品形式，只能离岸经营；在亚洲，监管重点是信息和渠道――对冲基金是否将产品信息和风险充分披露给投资者，投资者是否清楚知道自己投资的是什么。

对冲基金的监管环境在金融危机后也出现频繁的变动。在美国，华尔街加大了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

3月9日，对冲基金Galleon Group内幕交易案在纽约曼哈顿开庭，Galleon创始人被，联邦检察官称此案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麦肯锡前全球总裁Rajat Gupta四次非法提供高盛和宝洁的内幕信息也遭到指控。

3月10日，SEC稽查部门主管库萨米（Robert Khuzami）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说，SEC正在检查对冲基金们是否存在超额收益的现象，如果一家对冲基金回报率持续高于道琼斯指数超过3％，将可能迎来SEC问询的电话。

2010年11月19日，SEC提出两项关于《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下对《1940年投资顾问法》修改投资顾问注册条款的征求意见稿：管理资产超过1.5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需注册、提供账本并接受SEC的突击检查。这些规定将在2011年7月生效。

在欧洲，UCITS Ⅳ将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法国表示将在3月之前提交把协议提升为法律的计划。

有相当数量在《多德-弗兰克法》中享有豁免权的对冲基金经理主动要求自愿注册，因为很多机构投资者只愿意投资定期被SEC进行检查的对冲基金。

监管环境与投资者对于安全性的要求升高，使对冲基金必须更强调永续经营。谷佳对《财经》记者表示,对冲基金透明性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黑匣子”(black box)、强制锁定期(lock up)等逐渐消失。像危机之前投资人甚至不知道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以及是否使用杠杆等现象再无可见。在投资银行“去杠杆化”的形势下，银行作为经纪商不愿为对冲基金提供高杠杆。

“追求超高杠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客户也不希望你有那么高的杠杆。”克拉克表示，1997年长期信用资产管理公司破产时，杠杆率超过50倍，在2008年金融危机倒闭的很多工具也有很大风险，现在大多数对冲基金没有采用那么高的杠杆率，而投资者也不希望对冲基金冒那样高的风险，UCITS对于产品杠杆率甚至明文规定不得超过200％。

对冲中国策

上了岸的对冲基金，也不时将眼光抛向亚洲内陆，中国国内市场吸引了包括英仕曼在内的大量积聚在香港的国际对冲基金资本，然而由于资本管制，尚停留在研究和操作香港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上。

易方达基金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刘震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对冲基金现在只能在门口望望，看看里面的人在做什么，这是长期眼光的考虑。

然而中国资本市场还无法提供国际对冲基金良好的生存环境。参与《基金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曾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国内私募基金的监管面临着一个矛盾的环境：一方面是全球监管趋严，中国监管当局顺应这一形势，跟随国际标准；另一方面是国内资本金融市场创新严重不足，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层次较低，亟待发展。

曾经代表中国央企与外资投行进行衍生性商品谈判，并出版《高胜》一书的中投证券金融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表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冲投资环境还在初期试点阶段，法令限制较多，例如券商的自营交易、对客户销售的集合理财商品都禁止进行放空交易，使得券商只能在“定向理财”业务上对专户提供对冲交易策略服务。

张晓东认为，目前中国市场上投资的品种较少，即使开放了新业务，也面临实际操作上的限制，例如虽然证监会在去年开放了融资融券业务，但是只有部分公司股票可以参加融券业务，导致可以借券的品种偏少；而由于券商资本金较少，难以投资大量借券业务，因此常常发生在市场上借不到券的情形。

“不过证监会还在研拟新的开放政策，应该还是很有机会。”张晓东表示，目前中国券商纷纷在尝试新的对冲投资策略，正是着眼于可能出台的证券新规。

克拉克也坦承，目前集团内部正在研究中国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商品，一旦中国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并且拥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国际对冲基金会考虑进入中国市场设代表处。

他说，大部分对冲基金都在确保全球各地都有分公司。英仕曼在香港已经建立了AHL量化期货和期权交易的分点，尽管还没拿到QFII资格，还是非常期望离GDP能保持两位增长的中国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