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和《宠儿》女主人公对比分析

内容摘要：莫里森在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和《宠儿》中塑造了形象鲜明又截然不同的波莉和赛丝两位黑人女性，并不乏对其婚恋生活的叙述和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描写。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波莉和赛丝二者的爱情关系，分析黑人妇女在爱情中追寻“自我”的过程，并讨论黑人女性应如何在婚恋中建立“主体”的身份。

关键词：黑人女性 爱情 自我 主体 身份

一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的获奖者，著名黑人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通过小说讲述黑人的苦难历程，并阐释了包括种族、性别和两性关系在内的话题，旨在“帮助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建立对其自身的尊重与爱”[1]。莫里森在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2]和《宠儿》[3]中分别涉及对了黑人女情生活的描写，并探讨了黑人女性追寻主体身份的成败。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波莉和赛丝二者的爱情关系，分析黑人妇女在爱情中追寻“自我”的过程，并讨论黑人女性应如何在婚恋中建立“主体”的身份。

波伏娃（Beauvoir）在《第二性》[4]中指出，男性作为人类的代言人，是绝对的“主体”。由男性为中心而派生的相对概念，即女性，仅仅作为男性的参照物和性的身份存在。相对男性的“主体”身份，女性被定义为“他者”。如黑人女性主义者科林斯[5]（Patricia Collins）指出，对黑人女性而言，要获得“主体”身份，不仅仅要面对来自白人男性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还要警惕可能来自黑人男性的性别压迫。美国黑人女性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黑人女性如何在与黑人男性的关系中重构身份，成为“主体”是众多黑人女性作家所关注的焦点。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通过与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助的爱情关系，黑人女性可以获取力量，继而成为“主体”。在奴隶制或白人文化侵蚀的危险环境中，黑人男性的支持和关爱对黑人女性建立“主体”身份而言也尤为重要。

二

波莉与乔利的爱情关系并非从始至终为急风骤雨裹挟。在恋爱阶段和婚姻初期，两人对彼此充满依赖和爱慕。波莉原先生活在静谧的南方小镇，生来残疾的她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乔利的到来应和了波莉对爱情的渴望。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乔利亲吻波莉畸形的脚来表达他的抚慰。这一行为缓解了波莉因身体畸形产生的自卑心理。乔利珍视波莉的残疾，认为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乔利的悉心照顾让弥补了波莉身体上的缺陷，使她感到完整和美。波莉爱上了乔利，在她眼里，只要“头挨着他的胸脯”，就能“走向大海，走向城市，走向树林……直至永远”[2:92]。波莉感到慰籍，满足，甚至欢喜。在这一阶段，乔利并没有向宝琳施加“主体”的压迫，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女友。

和二人早期和谐的爱情关系相比，他们的婚后生活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在新婚燕儿时，乔利对波莉照顾有佳，但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扩展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而波莉也很快就厌倦了单调的家务。尽管乔利仍尽可能安慰波莉，他对波莉独守空房的苦闷也渐渐表现出冷漠和不耐烦。乔利的行为疏远了两人，并造成了争吵和分歧。乔利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男性对女性“他者”身份的内化。尽管他是黑人，但作为男性的他仍比波莉有更多的空间。波莉坦言，“他总能找到人和事消磨时光――总有人上楼来找他，他也很乐意去陪伴他们”[2:94]。和少数黑人妇女交往的失败也让她更为自卑和寂寞。

两人关系破裂的第二个表现是失和的。黑人女性作家并不忌讳有关黑人的描写，而视之为展现黑人男女关系的重要方面。柯林斯将黑人的爱情关系划分为无情和有情。她称有情让双方在中找到了“性的表达方式”。性生活是双方在肉体和精神上的交合，而非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波莉在乔利第一次放火烧毁房子的时候，原本执意要离开他，但乔利的温存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通过，乔利让波莉再一次看到他对自己深沉的爱。波莉称这种美好的感觉为色彩斑斓的彩虹，让她感到“两腿之间大笑”，让她回忆起童年，也让她变得“强大、漂亮、年轻”[2:48]。然而这道美丽的彩虹如同昙花一现。乔利整日满身酒味，这让波莉无法忍受。他在波莉睡着时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充满了发泄的意味。女儿佩科拉也无不惊恐地将父母在床上的活动看作痛苦的搏斗。乔利扮演了传统男性“主体”角色，将波莉仅仅视为单纯的“性”存在。 波莉在过程中的沉默既呼应了她作为“他者”的身份，又是对乔力男性“主体”的反抗。

白人文化的冲击是造成波莉与乔利婚姻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但在北方的新生活被白人文化笼罩，在那里有许多已经被白人文化“漂白”的黑人女性。被“异化”这群黑人女性和强势的白人文化让波莉迷惑又倍感压力。白人不仅在人数上迫使波莉认识到自己“他者”的身份，更通过隐形的文化侵略离间波莉与乔利的关系。在生佩科拉时，波莉被白人医生视为“不知疼痛”的“母马”[2:101]。白人对她的“物化”彻底击碎了波莉的自尊心，并让她从一开始就认定佩科拉是丑陋的。孩子是父母的爱情结晶，无法爱自己的孩子也就等同于对丈夫的否定，对自己价值的否定，对黑人价值的否定和对白人审美标准的被迫内化。白人文化的压迫让波莉重新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机。

其次，白人文化在迫使波莉重温对秩序渴望的同时让她企图建立新的秩序体系。由于乔利的忽视和黑人社区的隔离，在重构“主体”的过程中，波莉不得不再一次依靠毁灭她自尊心的白人文化。主流白人文化通过电影等宣传手段中时刻展现着完美的白人爱情。电影中出现的美丽温柔的白人女性和英俊浪漫的的白人男性形象深深根植于波莉心中。波莉认为自己通过电影“学到了一切可憎可爱的东西”，然而波莉实则已被大众传媒工具“漂白”[6:35-8]。正如弗朗兹法农[7:8-31]在《黑皮肤，百面具》一书中曾将主流白人文化体系下的白人、黑人形象做出比较。为维护白人的至高统治和完美形象，白人定义白皮肤象征纯洁和道德，而黑人的黑皮肤则代表着肮脏、邪恶和诅咒。波莉接受了白人文化的“洗礼”，她对乔利态度在不知不觉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不仅鄙视乔力，更渴望在各种方面超越乔力。她重新回到了教堂，自视比原先鄙视她的黑人妇女更有“德性”。她开始报复乔利，乔利越是迷恋陋习，她越是高兴。她庆幸自己在白人社区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波莉以这些行为将自己与乔利划清了界限。与品德低劣，失业游荡，酗酒，暴虐的乔利相比，她是美德的典范。乔利在波莉心中的扭曲形象与白人文化霸权主导下黑人的粗鄙形象如出一辙。

然而波莉却并非比乔利“高尚”多少。尽管她企图重构“主体”身份，但她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扭曲的“主体”形象。她在教堂中为乔利祷告，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毫无顾及地点燃家庭暴力。她对乔利视而不见，而把“爱”全盘留给了白人雇主一家。波莉渴望被白人接受，而为白人当保姆是她接近白人生活的唯一机会。通过获得在白人“明亮”、“珍贵”、“可爱”的家里工作的机会，得到白人的赞赏，甚至视白人丢给她的外号如获至宝，波莉重复着她儿时关于整洁和秩序的梦想。只是现在这一梦想已在白人文化的腐蚀下被严重扭曲。波莉成为心甘情愿地维护着白人世界秩序并与黑人世界对立的傀儡。一个黑人越是渴望成为白人，他就越接近精神分裂，波莉实际上处于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

三

与波莉千疮百孔的婚姻生活相比，赛丝与情人保罗D在爱情中体现了对彼此的爱和宽容。如果说波莉在爱情中毁灭，迷失了“自我”，赛丝则通过爱情找到了自我。首先，赛丝在爱情中保持了独立。赛丝一方面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负责照顾保罗D和女儿的起居。另一方面，她没有因保罗D的到来象传统妇女一样停止工作。此外，赛丝并没有视保罗D为一切的中心。保罗D的出现也没有将赛丝与丹芙的母女世界改造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家庭。相反，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相濡以沫。保罗D并没有向赛丝施加“主体”的压迫，而是悉心呵护赛丝，期望与她在一起幸福生活。

赛丝的独立还体现在她拒绝为保罗D生育。为设法将赛丝从宠儿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保罗D恳求赛丝为他怀孕，认为只有拥有孩子才能进一步巩固链接两人的纽带。赛丝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请求考虑良多，赛丝认为保罗D仅仅想借此绊住她，赶走她其他的孩子，因此最终拒绝了保罗D的请求。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之所以会被男性定义为“他者”，很大程度上与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相关。女性因为受生育和抚养后代的劳累而无法象男人一样追求个体上的“超越”。波伏娃甚至认为唯有将女性从长年累月的生育、哺乳之苦中解放出来方能成为不依附男性的“主体”。赛丝的拒绝虽然由她对保罗D的误解引起，但也可以理解为她对“主体”的追寻。作为女性的她了解生育的痛苦和抚育孩子的艰辛。她希望主导决定权，渴望享受自主的生活。

爱情让赛丝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第一，在保罗D到来之前，赛丝和小女儿丹芙因杀婴事件被社区黑人孤立，经历了十八年离群索居的生活。岳母贝比萨格丝死后，赛丝越发严密地保护着母女的二人世界。保罗D的出现缓解了母女俩因隔离而窒息的生活。他带领两人参加镇上的狂欢节。保罗D的热情在无形中缓和了赛丝与社区黑人长期的对立局面。与当地黑人关系的缓和象征着赛丝迈出找回自我的第一步。赛丝开始意识到自己也许正在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第二，两者通过回忆成为过去和未来的“主体”。赛丝和保罗D均遭受过奴隶制的蹂躏。过去的阴影被两人有选择地尘封起来。莫里森认为,人们往往因为害怕而不愿回忆；但当人们将回忆交织起来，这种集体的分享就能治愈个人的伤痛。在保罗D出现以前，赛丝不愿回忆过去的苦痛。她记得甜蜜家园的美景，但却不能想起自己和其他黑奴的非人经历。保罗D的出现开启了赛丝记忆的水阀。赛丝不仅得知了保罗D在狱中的悲惨遭遇与前夫黑尔的死讯，也在共同回忆中交织了自己的回忆并成为了过去的主人。

第三，保罗D的爱让赛丝重新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在文章结尾，保罗D要赛丝认识到自己才是“最美好的部分”[3:273]。作为母亲，赛丝将孩子看作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却因此忽视了自己的存在。她为了偿还杀死亡女宠儿的罪孽，不惜牺牲自己，最终险些被宠儿的贪婪吞没。保罗D的不弃不离让赛丝重新正视了自己，找回了“主体”。

四

从《最蓝的眼睛》和《宠儿》的两位女主人公的婚恋经历可以看出：建立婚恋关系是黑人女性建立“主体”身份关键途径。一方面，黑人女性寻求“主体”身份不能否认其作为女性而且是黑人女性存在的事实。被“漂白”的黑人女性其身份即不被白人承认也不被黑人认同。另一方面，黑人女性寻求“主体”身份不能割裂与黑人男性的关系，她们既要在内心独立于黑人男性，更需要黑人男性对其女性身份的尊重和支持。与黑人男性建立平等、互爱的关系能够帮助黑人女性找回自我。

参考文献：

[1]Beaulieu, Elizabeth. (2003) The 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 Westport:Greenwood Press. vii-x.

[2]Morrison,Toni.(1970) The Bluest Eye.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3]Morrison,Toni.(1987)Beloved. New York: the Penguin Group.

[4]Beauvoir,de Simone. (1956). The Second Sex. Jonathan Cape.

[5]Collins, Patricia. (2002). Black Feminist: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1-201.

[6]王守仁 吴新云 (1999) 性别 种族 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5-8页

[7]Fanon,Frantz. (2008).Black Skin,White Masks. Pluto Press. 8-31.

该论文得到2011年西北工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重点扶持项目资助

朱沅沅，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张园园，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200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