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坛父女薪火相传,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

2008年3月3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心潮难平，因为这一天，也是她亲爱的老父亲，《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前总编辑李庄逝世两周年的日子。

慈爱的母亲带领全家人，带着鲜花和丈夫生前喜欢喝的茅台酒，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去了。李东东没有去。今后若干年，李东东或许都不能在这一天为父亲扫墓了，她把对父亲的怀念深深埋在心里，她知道在天上注视着她的父亲，最希望、最高兴的是什么。“有国才能有家”，“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这是父亲对她一贯的教导和终生的影响。

尽忠即尽孝

李东东无法拂去对父亲的思念。父亲离去的时日越长，她心中的思念就越强烈，就连早已远去的童年时的许多小事情，也被清晰地回忆起来。

父母一共育有三个子女，李东东是最小的一个。由于出生在建国之后的时代，父亲给她取名东东。父母工作忙，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寄宿。

1960年前后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东东在中直育英学校读小学低年级。一到周末，中直各机关就派出车子，到学校把各自单位干部的孩子接回家。人民日报社的车是把孩子统一接到报社。每个周六下午，父亲都备好几块小点心放在办公室，看着小东东吃完，再带她回家。因为小东东跟爸爸说过，她在学校常常还不到吃晚饭时肚子就饿了。

而家里，一个月里也只能吃到有限的细粮和一点荤腥，而且总是在孩子都回家时才吃。家里每次吃红烧鱼，妈妈给每个人分好后，父亲总把自己那份夹到比饭桌高不了多少、站在桌边眼巴巴盯着鱼块的小女儿的碗里。

长大后，李东东才知道，那个时期，在香山慈幼院读书的哥哥比自己更饥饿，只因为她最小，父亲才把更多的疼爱给了她。

在李东东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打过她，甚至没有批评过她。可在天真、好动的孩提时代，谁没有干过几件傻事、错事呢?李东东在六七岁时，随母亲去莫斯科，探望在那里担任《苏中友好》杂志中方专家组组长的父亲。一次，她跟去父亲办公室。父亲正主持编辑部会议，她完全不懂这是很严肃的工作场合，调皮地和叔叔阿姨――父亲的同事――嬉笑打闹，还上去胳肢正在讲话的父亲，又把父亲的一只鞋偷偷藏起来，搞得父亲尴尬万分，会开得一塌糊涂。父亲当然是气坏了，回到住所，等小女儿睡着，便对夫人发了脾气，可对小女儿，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前，没有照例地弄醒她、抱抱她……

备受父母爱怜的李东东，17岁去陕北插队，19岁参军。复员后，结婚住到婆婆家，再一次离开了父母。再往后，因为任职的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年，她又两度离开北京。

李东东工作越做越多，职务越来越高，社会责任越来越大，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可李东东依然像童年和青少年时一样挚爱这个家，依恋这个家，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为国尽忠还是事情尽孝，常常在她心里掀起万丈波澜。

父亲对女儿从没有过一句埋怨。

父亲理解女儿。19岁，他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离开家庭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小家”就永远让位给了国家。从1938年到1949年北京(当年还叫北平)和平解放，十余年间，他只给在老家徐水的父母写过一封只有一句暗语、没有地址的信：“我处生意兴隆，体健。戎庄。”

1994年元宵节，李东东赴任张家界时，胸中涌动着革命志士的一首诗。前两句是“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李东东喜爱这首诗，父亲赞赏这首诗。父亲寄语女儿：时代不同了，女儿也当“国是家”!

当女儿为工作要离开父亲的时候，父亲对女儿的叮咛不是“常回家看看”，而是“好好工作”。

当女儿回家来看望父亲时，父女俩谈得最多的，还是女儿的工作。最让父亲高兴的礼物，不是女儿孝敬的钱物，而是女儿工作取得的成绩。

如今父亲已经远远离开了他的小女儿和所有亲人。去父亲灵前祭奠时，李东东仍然会告诉父亲，自己最近在忙哪方面的工作，又取得了什么进展。袅袅青烟中，李东东仿佛看到父亲的笑容。

无论女儿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无论父亲仍在人间还是已赴天国，父女的心性永远相通。

不教便是教

李东东当过五年兵。1972年1月，在铁道兵学院政治部宣传处当资料员兼做新闻报道时，她根据一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整理出一篇新闻稿，交给出差石家庄的母亲转交父亲修改。半个月后李东东收到了父亲来信：“……你整理的那篇稿子，妈妈14日拿回来，我看了两遍，增减了一二十个字……”父亲还在信里写下对女儿稿件的评价，“总的印象，此稿写得清通，逻辑也还严密，利用现成材料搞成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当然，如果严格要求，应该说，它比较不深、不细，而这显然受了素材的限制……”

这篇稿子后来发表在《铁道兵报》上。

这是李东东的第一篇新闻作品，也是父亲唯一给她修改过的稿件。

上世纪80年代，李东东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的是新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历“十年浩劫”后恢复工作的父亲，再没有教过女儿如何办报。李东东刚到经济日报社上班时，对域版、拼版这些业务还不熟悉。那时是铅字排版，在排字车间，她曾经被版面上文字、图片的“涨”或“亏”搞得焦头烂额。她诚恳地向老编辑学，向老工人学，掌握了铅排和最初激光照排做版的所有技术，并且在经济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任上，与版面编辑和照排车间的同志一道，在全国报业率先实现了电子排版技术改革。90年代初期，《经济日报》的版面设计与电子照排系统成为全国多家报社在“告别铅与火”的浪潮中取经的对象。

可怎么能说父亲没有教过女儿?

母亲这样评价丈夫：“李庄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办报。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抗美援朝期间，父亲采写的大量新闻作品，至今还有不少可以当作新闻写作的范文；他为新闻、通讯配发的言论，他为记者编辑修改的标题、文章，至今还为当事者津津乐道，他担着重大责任拍板刊发的重要文章，至今还对社会产生着积极影响；他关于办报、做人的许多名言，至今还在新老报人间流传。父亲也遇到过许多新事物、许多不会的东西以及许多困难，他是靠刻苦学习、靠艰辛努力来掌握和解决的。父亲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1949年进城后，有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北京读大学的地下党员曾经问他：“你们没有念过多少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回答：“主要是因为没有表。”他解释：“没有表，不知道上下班时间，一觉醒来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知道吹哨吃饭。除了睡眠，日日如此。”父亲也和人民日报杜的晚辈说

过自己刚进北京城时是如何“恶补”文化的：与同辈的两位同事相约学习马列著作，每天至少读两个小时。他们仨都值夜班，―般都是凌晨5点下班，有时更迟，回到家里再读两小时书，睡觉时已是上午……

父亲也用自己的方式教女儿做人。

父亲在人民日报社拥有“大好人”的名声，那是他几十年用正直、善良、以诚待人赢来的。在报社，从普通编辑记者到印刷厂的工人，都受到过父亲的礼遇和需要时得到他的帮助。数十年里，经父亲的红笔点石成金的稿子不计其数。稿件评上奖、受到表扬，他隐居幕后；而当某些报道受到批评、遇到麻烦，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把责任承担下来，把检查交上去。“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社几乎所有部门，连印刷厂，都打出了“分子”，而父亲领导的经济报道部门一个也没有，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同志。“”中，父亲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他挨过批斗，受过侮辱，但他决不诬陷他人，不作违心的检查，更不去投靠、之流，熬过了11年被“打倒”的岁月才获得“解放”。担任总编辑后，父亲在自己的办公室摆放了一尊他过生日时朋友送的弥勒佛像，笑对部下说：“人称此公‘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我们共产党员总该比他更大度吧……”父亲没有用说教的方式教过儿女任何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却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儿女最好的教科书。

不给和给与

父亲一生清廉。到了晚年，全部物质财富就是组织在2000年按国家规定调整给他、他以房改价买下的一套住房，还有省吃俭用，用工资和稿费积攒下来的一笔存款。

80岁以后，父亲出入医院多起来了。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知道谁也无法超越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他和夫人商定了对身外之物的安排，包括：房子给谁，存款给谁；对小女儿，则没有按平均分配的原则安排。

在医院病榻前，李东东拉着父亲的手开玩笑地问：“爸爸，我又没有不孝敬您、不赡养您，为什么对我不公平?”

父亲含笑看着小女儿，轻声慢语，含含糊糊地说：“实事求是。你的情况好。”李东东懂了：父母的心，永远“偏向”子女中最需要帮助的人。父亲现在眷顾姐姐和哥哥，就像40多年前，父亲眷顾童年时的自己一样。

李东东对父亲说：“知道了，您怎么决定我都没意见。别的没关系，我只要一样东西作纪念。”

“什么东西?”

“您的老书柜!”

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党政机关还实行供给制时，报社配发给父亲的一个木头书柜，上半部是两扇玻璃门，下半部是两扇木门，柜顶横梁上钉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刻着“人民日报社”五个字。“”结束后，报社将旧家具作价给干部，这个差不多和李东东同龄、已经由浅黄变成棕黄色的老书柜，成了父母不多的财产之一。

“这个没问题。书柜就给你!”父亲痛快地答应了。

父亲逝世后，李东东站在书柜前，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在这个书柜旁伏案疾书，时而颔首沉思，时而来回踱步，时而从书柜里找出什么书翻阅……少年时代，她曾经在一个星斗满天的静夜，坐在书房的沙发上，久久望着父亲笔耕，感悟写作原来这样美好，又这样辛苦。她对新闻和写作的热爱，就是从父亲在老书柜旁的身影发端的。她觉得这个书柜熔铸着父亲的精神。守着这个书柜，就像守着父亲；抚摩着这个书柜，就像抚摩着父亲。这个书柜，在李东东心中已不是书柜，而是父亲的一种象征，一个念想。

李东东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远不止这个老书柜。

她珍藏着父亲在十年浩劫身处逆境时写给她的书信。其中最长的，便是为她改稿的那封。信里，父亲还抄录了一首赵朴初悼念的旧体五言诗，和对长诗每一句的解释。写这封信，父亲用了三个小时。她还拥有父亲亲笔题字的著作――父亲68岁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时，重新拿起了“蓝笔”(当总编辑改稿子做批示，常用的是红笔)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回忆录和随笔。他在《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上题了“东东爱女一阅”，在《难得清醒》上题了“东东爱女一读”，在《晚耕集》上题了“东东暇时一读”。父亲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但从不轻易对儿女流露自己的感情。就像父亲从来没有当面批评过女儿一样，父亲也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女儿。李东东从小就是出类拔萃的。她小学一年级在班里字写得最好，二年级在班里作文最好，在班里同月出生的同学中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入队不久就当了中队学习委员，后来又当了大队长。但父亲没夸过女儿一句。李东东长大后也是优秀的。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她高票当选湖南张家界市委常委，任职副书记，还是数年后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任职宣传部部长，父亲都没有夸过女儿一句。他说的永远是“应该这样做，还要努力”。但人到晚年，父亲在给女儿的题字中，一个“爱女”，写尽了舐犊之情，写尽了对女儿的赞赏和褒扬。

父亲的老战友告诉过李东东：“你爸爸特别为你骄傲。”

而李东东特别为父亲骄傲。她说，父亲给与的，足够自己受用一生。

永逝亦永在

2002年春天，李东东奉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临行前，她到北京医院和时年84岁的父亲告别。她一遍又一遍对父亲说：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回来，你可要好好等着我呀!白发苍苍的父亲站不起来了，说话也不再流畅，可心里依然是明白的，倚坐床头笑着，点着头，答应了小女儿。

这一走就是四年多。四年里，每次回京，李东东做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都是去医院看望父亲。每一次，父亲都比上一次见到时更加孱弱。在遥远的西北塞外，当一天繁忙苦累的工作结束，夜深人静的时候，李东东的思绪就飞到了父亲身边。她一直在想，自己这个没与父亲共同生活多久，在他年迈多病后又因公务不能照顾他的女儿，应该为父亲做些什么?她想到了把父亲一生写下的文字结集出版。

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无论从作品的历史资料价值，还是从他的地位影响、行政级别，都可以由组织出资出版这套文集。

父亲不愿意。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这是他一生遵循的准则之一。

李东东对父亲说：“那咱们自费出这套书好不好?”

父亲点了头。

李东东亲自参与父亲作品的搜集、分类和整理：许多文章分散在纸张已经发黄、不同年代又不同类别的报纸杂志里，要把它们搜寻出来，所有人集作品作了新的取舍和编排；所有照片都经过精心选择和安排；封面几经设计。她把这套书，作为自己与姐姐哥哥奉给父亲的最大孝心。

她实在太忙，再加上校对环节发生了一点儿周折，书直到2004年10月才印刷出版。李东东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四卷本《李庄文集》捧

到父亲的病榻前。这时的父亲，不但已经不能起身、不能讲话，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了。李东东捧着书，一本一本打开翻给父亲看。父亲双唇翕动，他在笑，接着。又流下了泪水。那就是喜极而泣吧?李东东走后，父亲大哭了，泪水打湿了瘦削的双颊，那当是感慨的哭泣。对从事了一辈子文字工作的人来说，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得以存世，又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准则，有什么安慰能比这更大呢?

此时，李东东已意识到，父亲离开亲人和他所热爱的这个世界的日子，在一天天临近。她不再奢望自己能守护父亲的暮年岁月，只希望父亲离去的时刻，自己能守在父亲身边。她叮嘱父亲的主治医生，如果父亲病危，一定请提前通知她。全家人只有她在外地，她必须赢得从宁夏赶回的时间。一年又过去了，中间经过几次抢救，父亲仍然与病魔和衰老作着不屈的斗争。

进入2006年1月，医院终于给父亲上了呼吸机。2月底，李东东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陷入昏迷。虽然没有接到医院的通知，李东东还是买好了3月3日傍晚银川至北京的飞机票，准备利用周末回京陪伴父亲。

2日是忙碌的：白天一天会议，晚上，是和妇女代表共同庆祝三八妇女节――聚餐、叙谈、演节目，会场充满了笑语欢声。李东东一直笑意盈盈，除她的秘书，没有其他人知道她此刻正忍受着对父亲无比沉重的挂念和忧虑。散会时，大家要求和李常委合影，她欣然接受，照片上，她依然笑容满面。

当这一切结束后，头顶深沉夜色，李东东离开银川热闹的老城区，驱车向贺兰山方向自治区党委走的时候，她仿佛听到空中传来父亲的呼唤：“回来!回来!回来!”强烈的牵挂如岩浆从火山口喷发，布满她的心田。她在车上就给秘书打电话，要求连夜把她的机票改为3日早上飞北京的第一班航班。

3日晨5点59分，李东东接到姐姐的手机短信：“老爸还在坚持，等你回家。”8点半，医院发出父亲病危通知时，她正在飞行途中。10点，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李东东一路小跑到停车场，登车疾驶北京医院。车到王府井南口，她接到姐姐的电话：“到哪儿了?”“就快到了!”“你快点儿吧!”车到医院，李东东三步并作两步冲进父亲的病房，扑到父亲床前。

父亲已昏迷多日，刚经过一段凶险的挣扎，此时又平稳下来。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临走，如果要等谁，不管这个人离他千里万里，他也会等着。如果不等了，就是守在身边，也可能错过告别的机会。父亲艰难地、顽强地等着，等着他千里之外的、这一生聚少离多的小女儿，等着全家人一个不少地为自己送行。

父亲和他的小女儿，和全家人，终于聚会。一直待到下午3点54分，父亲才最终离去。

薪尽火不灭

在怀念父亲的日子里，李东东也梳理了自己。

她回顾自己和父亲的人生：都从事了组织安排、自己也很热爱的工作。从这一点讲，父亲和女儿都是幸运的。只是父女俩的经历有着各自不同的丰富内容――父亲经历了战争与和平，而自己经历了多个岗位。党的教育、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自己早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自己的一生都在延续父亲做人、做文、做事、做官的基本原则。她认定自己的人生，是父亲人生的一种传承。

李东东希望下一代也这样做。

她曾经对儿子说过：“你爷爷和姥爷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度过了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他们做好了人，做好了文，做好了事，做好了官――为党的事业，为百姓福祉。就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做不肖子孙，我们总得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亲人。”

李东东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无论从事新闻工作，还是从事党政领导工作，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地方，她都满腔热情地去做，不遗余力地去做。她认为，自己的一生，没有父亲那么成功、那么辉煌，但自信没有懈怠过、放弃过。认真、努力，为文、为政，都在向父亲学习。不求结果，看重过程，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丰富多彩地度过每一天，都为不辜负前辈。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薪尽火传”，出自庄子的《养生主》，本为譬喻人的形体有尽而精神不灭。古代高僧圆寂后，弟子们要在师傅灵前点一盏长明灯，以示灵魂不灭、衣钵相传。李庄是共产党人，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盒前没有灯，这灯，长明在他子孙后代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