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受惠: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

[摘要]通过对武汉市普通农民工日常生活和工作范围的访谈，了解他们在城市中的空间消费状况，并分析其空间消费的特点。调查结果显示的是农民工空间消费范围小，多重消费空间重叠，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稀少，空间消费层次低。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受到个人资本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在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分析和讨论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并提出改善农民工空间消费状况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空间；空间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消费是关于空间的实践活动，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实践属于社会空间的被感知维度，或者说是社会空间的物质建构维度，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尤其是土地和地产所有权的社会构成物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实践既是其过程也是其结果(列斐伏尔，1991：摘自郑震，2010)。列斐伏尔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空间后认为，空间既是一种生产资料，也是一种消费对象，就像工厂里的原料和劳动力一样能够被消费，空间实践中就包含了空间消费(列斐伏尔，1979)。使用空间消费这一概念是指在现实世界的日常活动中对空间的体验或占有，具体形式包括对空间中事物的使用，与空间中人的交往，以及活动于生活空间、休闲空间、生产空间等不同空间范围内。研究的问题是通过对农民工的空间消费状况进行调查，探究在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上，究竟谁受惠?然后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和理论探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内，有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多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认同、关系网络、求职就业等方面，对农民工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调查虽然多，但是从空间消费的角度对这一研究进行展开，在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分析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况，还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二、农民工的空间消费状况

本文采取的调查方法是个案访谈，虽然这样并不能从广泛意义上整体把握武汉市农民工的空间消费状况，但是访谈时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追问了解，能够更好的掌探究调查对象考虑的深层内容，也就是在空间消费上他们做出选择的不同层次原因，由此获得更真实具体的研究资料。本文所选取的调查对象都是具有农村户口并在武汉市打工的人，既有来自湖北其他地域的农民工，又有来自武汉市郊区的农村打工者。主要了解访谈对象的日常生活空间，包括居住空间、工作空间、娱乐空间、交通空间及其他涉及的空间等，以及访谈对象对个人空间消费状况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看法和意见。

案例1：彭小姐，23岁，湖北省鄂州人，已婚，技校毕业，文员。彭小姐家租住在汉口二七路竹叶山转盘附近，工作地点位于黄孝河路易初莲花旁，只相隔一站路，可以走路上班：平时的生活轨迹是公司与家两点一线，周末到宝丰路艳阳天旁边上课充电：休闲娱乐活动很少，每周上六天班，周末就上课，很少有时间外出，偶尔同事生日去汉口步行街附近KTV唱歌；主要交通工具是坐公交车，家附近就是608公交车终点站；有时间的话还会去口区航空路的外婆家，逛街都是去步行街，日常生活用品在附近超市和市场购买。

案例2：陈先生，26岁，湖北省十堰人，未婚，大专学历，工人。陈先生租住在武汉市后湖乡余华岭新春村，打工地点就在所居住的村里；主要休闲活动是和朋友聚餐、打球，平均下来一般一个月要聚餐一次，打球是至少一个星期一次，没结婚这些时间还是有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电动车，去远点的地方就坐公交：一个月可能去武昌两到四次，汉阳基本不去，主要是去看朋友；市内景点没怎么去玩过，不感兴趣，倒是想去看看西安古城，偶尔会到汉口步行街买衣服，中山公园也跟朋友去过几次。陈先生对个人空间消费状况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觉得自己有点宅：对城市规划的建议是武汉修路应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修，减少拥堵。

案例3：王先生，26岁，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未婚，大专学历，司机。王先生租住在武汉市洪山区东湖新村，工作地点由于职业的关系不定，一般将车停在武汉大学三环学生公寓外等生意：日常生活范围就在东湖新村附近，而工作范围就随客户要求武汉市到处都去过，不过多还是在武昌区内：平时除了工作，在换班后休息时主要是去网吧上网，或者跟几个朋友打牌吃饭：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己开车：对武汉市内的景点，有外地朋友来就一起去看看，黄鹤楼、归元寺、步行街都去过，自己一个人不会去玩，闲着时间随便打发了，不会再找事做：喜欢住在市中心生意好的地方，方便赚钱，住远了什么都不好。王先生对个人空间消费的态度是，觉得这样挺好的，到处也跑过了，平时要买东西、吃饭、打牌搞活动都很方便：对城市规划的建议是要解决堵车的问题，太让人烦了。

通过对上述个案访谈内容的梳理，对武汉市农民工的空间消费表现可以总结出的是：受经济、环境、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一般选择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相近，在交通空间上多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休闲娱乐空间也聚集在生活环境周边，对文化旅游空间的消费不足，日常生活的空间使用范围很小，除了访亲探友外，基本呈现出非常集聚的效果。由此分析出的空间消费特点是：农民工空间消费范围小，多重消费空间重叠，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稀少，空间消费层次低。针对个人空间消费态度问题及城市规划建议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的是：个人空间消费态度受主观因素影响，不存在决定性的衡量标准；城市规划建议多集中在道路建设和车辆拥堵的问题上。

由调查可知，选取的访谈对象在职业、收入、文化程度、可支配时间上都不具有优势，体现到个人资本的层面，即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综合而成的社会资本上都缺乏实力。农民工在所谓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面前是空乏的，他们的职业地位较低下，收入水平较低，文化程度较低，可支配时间较少，综合起来在城市空间消费水平上难以获得平等的待遇。此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对其空间消费有着较强的制约。“社会排斥”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包括利益排斥、空间排斥和情感排斥三中类型：在利益排斥上，城市主流群体掌握了对资源和机会的控制权力，他们会试图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排斥其他利益群体：在空间排斥上，城市规划和住房市场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布局，精英群体与贫民群体的阶层边界被显现出来。在情感排斥上，个人情感核心理受到创伤会影响个人及整体的群体认知(周奎君，2006)。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其他群体的歧视，不被城市市民所认同，无形之中隔绝在了城市情感网络之外，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三、讨论：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

在新城市社会学派里，城市及城市生活方式是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产物(夏建中，1998)。卡斯特认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其中经济系统起决定作用(卡斯特，1976：摘自夏建中，1998)。城市空间分布和形成是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些系统的作用下完成了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然而，由文章中调查访谈结果可知，农民工在城市空间消费中并没有分享到均等的份额，他们消费的是狭窄而边缘化的城市空间，这种状况表明在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形。因为是社会结构在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分布，目前还难以改变其宏观层面，所以只能在具体的微观层面提出缓和的办法。例如通过国家政策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系统的影响逐渐将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向农民工偏移；或者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经济实力、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觉悟来激励其争取城市空间的蛋糕分配。另外，关于把城市空间蛋糕做大做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具体改善农民工城市空间消费水平及分配的建议有赖政府政策鼓励，城市市民支持及农民工自身努力。关于蛋糕的平均分配：城市规划者在基础设施的分布上不能忽视了非中心地区的需要，而要适当的调节规划好：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城市空间消费。关于蛋糕的做大做好：通过对城市情形的具体考察，参考西方城市化发展历史，政府采用适合城市长远发展的策略，扩大对城市空间的利用和消费，并防止在短期利益诱惑下损害城市基础，不能为了谋求政绩而在土地使用上造成损失和浪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