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告诉孩子

2013年10月中旬，为一部公益微电影选景，我来到四川省南部县三清乡真相村。在这个美丽而贫穷的小山村里，与一群留守的孩子有过几天的短暂接触，看到的景象，听到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感触良多。

小山村距成都四个小时车程，距县城大约一个小时，这不算太长的距离，两端连接着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小村子位于丘陵环抱的一个小盆地里。这里有城里稀缺的清新空气和安全食品，但没有城里人有的高楼豪车以及发财机遇，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进城打工去了，村子里只有他们的父辈和儿女，还有他们无尽的牵挂和无奈的等待。

在真相村小学，那被称之为“学校”的地方的软硬件设施让我们这些外乡人心存疑虑：这所并校之后保留的点校，有三年级以下的学生七十余人，学校唯一的现代化教学设备，是从村委会借来的一台城里很多人家已经淘汰了的二十九寸彩电，摆放在屋顶和桌面都裂着大口子的阴暗教室里；所有教室的节能灯不超过一盏，课外书籍和玩具一件都没有；学校只有一位公办教师和三位民办教师，老师们如果生病或有事，就托村里的医生带着孩子们上自习。幼儿班的孩子没有玩具、音乐课、故事和游戏，黑板上写着的老师正在讲的课程居然是一大堆艰深难懂的反义词。

由于学校离孩子们的家很远，通常要走三十分钟至五十分钟，因此，孩子们中午带米，由学校请来的一位阿姨代为蒸饭。这种集资式的伙食团由学生每学期缴的一百二十元炭火费支撑运行。孩子们中午通常吃白饭，如果阿姨忙得过来的话，会为孩子煮一锅免费的白水冬瓜汤，家境好一点的孩子，会带一包榨菜。在他们以红薯和土豆为主食，很少吃细粮的爷爷奶奶们看来，白米干饭已是最好的东西。每天课间由政府提供的一个鸡蛋和一盒牛奶，支撑着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这些外来者惊诧万分的吃白饭场面，在当地的大人们眼中早习以为常。孩子们端着白饭，吃得很香，这场景很令人心酸。

我们同行的剧组工作人员，为着那份令人心酸的香，提议将我们车里的肉和菜拿出来，做一顿丰盛的大餐，让孩子们高兴高兴，也让自己的心情轻松轻松。但提议被老师婉拒了，他说：“你看孩子们认真吃饭的样子，并没有感觉到不妥与不习惯。如果你们给他们做一两顿好饭菜，他们吃的时候一定会非常高兴，但这一两顿的幸福之后，你们走了，他们再回到清汤寡水的生活时，就会感到失落，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平静地接受白饭带给他们的温饱生活了……”

老师不无忧虑的提醒，让我们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用转瞬即逝的短暂幸福，去打破受助者长久的平静，这不正是某些公益人士正在做的吗？是告诉孩子们生活的真相，还是呵护孩子们因无知而对世界保持着的蒙昧平衡？这也是很多人正困惑着的。这种纠结，在此时的我身上，特别明显。

眼前这群留守孩子，他们穿着父母逢年过节从城里带回的标准式样的童装，背着与城里孩子并无二致的喜羊羊灰太狼书包，他们中，去过省城的很少，没到过县城的也有，许多孩子，甚至只在满周岁时拍过短短人生中唯一一张照片，他们即使在没有书和玩具的教室里苦苦用功，并终于能挣扎着考进城里的学校，但在城里老师们提出的“埃菲尔铁塔在哪儿？钢琴有多少个键？达・芬奇的代表作是什么”之类的“素质考试题”时，谁敢保证他们能气定神闲地表现出“高素质”？他们是在另一种生活状态中成长的，但当他们长大后，不得不进入到完全陌生的一种标准和逻辑中去时，很可能会四处碰壁。

这是一个普通乡村的普通点校的孩子们的普通生活，却有着那么多令人揪心的疑问。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在乡村中究竟占多大的比例。虽然有人不无安慰地提醒，这些孩子在读完三年级之后会升到条件更好些的乡小学去住校，但是，从三岁到九岁这六年时间，无论身体还是智力以及基础知识所拉下的距离，是可以那么轻易就追上来的吗？偶尔见诸报端的乡村孩子举火把、爬悬崖、撑竹筏上学的场面，让人对这种揪心的差异充满担心。

乡村教育，不应该只是为城市培养廉价劳动力，而是要为乡村培养更多更好的建设者，让他们成为乡村的缔造者和主人。

告诉孩子世界的真相，给他们蒙昧的生活开一个孔，给他们连梦想都贫乏的心灵插上翅膀，这是我纠结很久之后给出的答案。

【原载2013年第12期《读者・原创版》】

插图 / 两重天 / 谢正军